文|简史说
编辑|简史说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端详着安静躺在床上，仿佛进入梦乡的邓颖超女士，她的贴身女秘书赵炜轻轻起身，继而弯下腰，朝着眼前之人轻轻一吻。
一吻之后，赵炜不敢停留，唯恐自己眼睑中已然不受控制般涌出的泪水，滴落到这位，可敬可叹的女士脸上。
在几年前，邓颖超女士说过：“因为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建国以后，你就选了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子来居住。”
而如今，西花厅的海棠花在送别了周总理16年后，又迎来了另一位的离开……
相识，相知，相爱
1920年7月17日的烈日骄阳下，天津地方审判厅的大门被学生，及各界人士围堵得水泄不通，人们顶着7月酷暑，焦急地等待着其中一场审判的结果，当时年方16的邓颖超女士也身处其中。
原来，就在半年之前，以周总理为首的24位青年代表，在声援福州惨案的请愿活动中被捕，而今天这场审判，便将定下他们的结局。
按照后来邓颖超女士的回忆：当时的法庭公审现场挤满了人，审判庭外也站立着由学生、进步青年、各界代表等人组成的广大队伍。
正是在这样肃穆的氛围中，也同样是在律师刘崇佑的有力辩护下，天津当局深知众怒难犯，最终提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他们被迫给这24位青年代表“判罚”了一个与让他们关押天数相同的拘禁日期，然后将他们当庭释放。
消息传出，在场所有人都为之欢欣鼓舞，而待到青年代表们走出监狱，人们手持着“欢迎代表出狱”的横幅，为他们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也正是在这时，人群中的邓颖超看见周总理似乎在向她笑。
邓颖超女士与周总理的相识是在五四运动中，当时，周总理作为南开大学中的进步青年代表，在天津的进步青年团体中很有名望。而两人相知，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系列革命实践之中。
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中、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中任教，也同样与其他热血青年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至于周总理，则在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直至1924年的秋日才回到国内。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阻隔”并没有遮掩住周总理与邓颖超女士之间的情感，两人不仅时常互相通信，周总理还会专门为她寄去写有文字的明信片，在这样的交往中，两人情愫渐生。
正如邓颖超女士的说法：
“从1922年，1923年这个期间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同志式的关系了，不是朋友的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了……”
周总理归国后，一直在广州工作，之后，伴随着平津地区的革命形势恶化，邓颖超女士也折道南下，来到了周总理身旁。
就这样，两人在接下来的朝夕相处中共同革命，且爱意渐浓，最终在周总理归国后一年，两人重逢半年后，也就是1925年的8月8日，邓颖超女士与周总理正式结为伉俪。
道不尽的情长纸短
古有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这无疑是古人折花相赠的情趣，而自周总理与邓颖超女士结婚以来，他们两人之间也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情趣。
那是在1947年的4月，周邓夫妇二人分隔两地，邓颖超女士在见到自己院落花开甚好，便折下一支，夹于信封之中，寄给了远方的周恩来。而在这封信中，她如此写道：
“聊寄一些春色花香给你，作 为对战争忙、跋涉多、生活不定的你的一点慰问和念意吧。”
1950年1月，周恩来赴东北，而这一次，在京的邓颖超又随信寄去一朵水仙。值得一提的是，这朵水仙是两人的朋友从重庆带来的，邓颖超在看到这些花朵时，3年的重庆往事顿时重上心头。
于是，她便再次将花朵寄予爱人，并于信中写道：
“可惜花儿不能久待你归来，为此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1954年，周总理外出参加会议，邓颖超情之所起，又剪下几朵西花厅的海棠，通过书信寄给了远在异乡的周恩来。而这一次，她这样写道：
“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不得不说，在经年累月的相守中，花朵似乎已经成为慰藉邓颖超心绪的寄托，而周总理也是如此。
1942年，周总理在重庆养伤，期间，这位逸趣可人的丈夫谈起挂于自己病房墙壁上的一口花瓶。他在信中写道：
“野外闲花，插入其中，藤蔓两枝，蜿蜒于外；护士小姐更独出心裁，外加葡萄一串，垂于小瓶藤萝之间，相映成趣。”
而待到出院时，周总理在写给邓颖超女士的书信中，于信末再度提起那口花瓶与其中的花朵，他说：“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
当然了，周邓之间的爱情远不止于“寄花以托相思”的单纯情趣，在生活中，他们更多的是“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为彼此分担肩头上的压力，给予对方心灵的爱抚。
就好比一次，他说：“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她就说：“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他又说：“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她便说：“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这就是周总理夫妇留给后辈们的爱情箴言。
海棠花开，天人永隔
周总理被发现患上癌症是在1972年，那是在1972年5月11日，由于时常身体不适，邓颖超为周总理叫来了保健医生为他进行粗略的身体检查。对此，周总理嘴上“埋怨”这邓颖超“多事”，但还是乖乖配合了医生的工作。
熟料，就在这次检查中，医生们发现了周总理尿样报告的不妥之处，他们查出了“尿隐血阳性”，也就是尿样中含有红血球。
说起来，当时的周总理已经74岁高龄，高龄男子的泌尿系统本身就已经开始退化，因此尿液样本中出现些许红血球还算正常。
但问题是，经过对尿样的仔细化验，他们却发现周总理的检查结果已经达到了上述水平的二至四倍，这就让在场所有人开始忧心：总理是不是长了肿瘤？
为了得出准确的结论，医生将消息告知了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女士，而后，周总理拗不过邓颖超与那位医生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的体检。当然，尽管答应，但总理也还是少不了嘴上的埋怨：
“你们呐，不就是担心我的身体嘛，我一个一个74岁的老人了，怎么可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好吧！既然你们坚持，那我就去检查一下好了。”
就这样，在邓颖超与医护人员的陪伴下，周总理在北京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至于最终结果——74岁的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癌。
确诊报告出来后，不管是邓颖超还是周总理都对此难以接受，而此后，邓颖超带着周总理又先后来到北京协和、解放军301等医院进行诊断，而结果却也与之前的结论无二。
无奈，众人只能将消息上报给当时因肺炎而身体状况同样不佳的毛主席。
毛主席作为周总理的革命战友，当然很了解周总理在工作上那副“拼命三郎”的特征，思来想去，还是专门下令，要求他一定要补充营养和注意休息。
只不过，毛主席的“命令”来了，但这一次，周总理却没有如以往一般的遵从。
在医疗人员为他治疗时，周总理十分配合，但当医疗人员离开后，他就会抛下毛主席对他的叮嘱，没日没夜地扑在新中国那些数不清的大小事务之中，就连邓颖超也阻拦不住……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周总理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期间虽然经历了多次手术，但对于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手术本身也是极大的负担。
1975年，在一份周总理提交给毛主席的病情报告中，当时的他已经从病前的150斤瘦到了不足70斤……这时，周总理枯瘦的身躯内，几乎只剩下仅有的一点生机勉力维持。
1976年1月7日，已多日缠绵病榻的周总理再度昏迷，在从昏迷中悠悠转醒之后，他朝一直陪在自己身边俨然哭成了泪人的邓颖超说道：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就是周总理的遗言。
8日晨，在邓颖超女士数个日夜的陪伴后，周总理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在医生宣布总理的生命体征完全消失之后，邓颖超强忍悲痛，却又终究难掩哀切之意地说道：“恩来，你走了……”
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1978年7月1日，也就是周总理因病逝世两年半后，74岁的邓颖超也开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而她所做的准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说给秘书赵炜，让她记下来，二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写在纸上。
周总理临终时，不放心接下来邓颖超一个人的日子，所以就拜托了赵炜代他照顾自己的遗孀。因此，当赵炜听到邓颖超女士要安排自己的后事，鼻子一酸便劝道：“您不用写这么早，还不是时候……”
而邓颖超则回答：“后事的安排就是要趁早吗，趁我现在自己脑子还灵光……这是为了不麻烦组织。”
就这样，邓颖超女士在一番深思熟虑后写下来自己的遗嘱，此后，经过数次增减，遗嘱的内容终于在1982年基本确定下来。
遗嘱确定之后，邓颖超转而关注起自己死后遗留下的物品，包括文件、照片、衣物等。而在她的衣物中，邓颖超女士专门叮嘱在自己身边的秘书赵炜，要求在自己死后一定要让她穿上那件黑色西装之后再火化。
当那件西装被拿出来之后，西花厅内包括赵炜在内的一众工作人员全都愣住了，因为在她们眼中，这件衣服实在是太旧了，等到邓颖超为众人展示衣物，她们甚至还发现衣服上打着补丁。
无奈，赵炜只好起身向邓颖超女士问道：“为什么大姐非要穿这件？咱们选一套好一点儿的怎么样？”
邓颖超则说，这套衣服就是最合适的，一来死后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反正都要烧掉，二来她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当然，更重要的是，她曾穿着这件衣服为周总理“送行”……
除了衣服之外，邓颖超还专门挑选了盛放自己骨灰的骨灰盒。
那是在她逝世的16年前，那一年，周总理逝世，邓颖超与工作人员按总理的意思选购了一口价格便宜的骨灰盒。等到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被火化，骨灰被放入盒中。
之后，按照总理遗愿，他的骨灰被洒在了祖国的山河中，所以这个盒子并没有被用上多久，邓颖超也因此在日后向旁人说道：“这个骨灰盒恩来用完了我还可以继续用。”
话说起来，当时赵炜还“打趣儿”道：“大姐，你们两位用过的骨灰盒，那将来要被当成文物保存下来呀。”
倒是邓颖超不以为意：“我看没什么保留的价值。”
话音刚落，赵炜便明白，周总理与邓颖超是真的不在意这些东西，他们为旁人考虑惯了，只想着物尽其用。不过也正如赵炜所说，真到人们要把骨灰盒供起来的时候，事情也已经由不得邓颖超女士了。
1992年，邓颖超女士在周总理逝世16年后离世，享年88岁。
按照逝者遗愿，邓颖超女士的遗体与周总理的遗体一样，在死后短暂地被医生解剖研究，随后便准备接受火化。
不过与此同时，尽管赵炜如实转述了邓颖超女士“不办追悼仪式”之类的遗嘱，但中央领导还是没有完全按照她的意思去处理她的后事。
最终，在经过灵堂守灵、群众吊唁、遗体告别等仪式之后，穿着那件西服的邓颖超女士被火化，继而装入了那个曾经盛放过周总理骨灰的盒子中。
第二天一早，赵炜将邓颖超的骨灰盒捧到前厅参加吊唁活动，待到活动结束，又是她捧着骨灰离开西花厅，前往天津。
毫无疑问，天津对邓颖超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她认识了周总理，加入了共产党，而周总理也在遗嘱中表示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或许正是一念至此，所以她才会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希望同样能够将自己的骨灰撒入这里。
《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是一篇由邓颖超女士创作于1988年的文章，那时距离周总理的逝去已经过了足足12年。在这本书中，邓颖超写道：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
“你到哪里去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