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西征时，廖永和在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任副营长。
1937年3月5日，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围进入祁连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3月13日，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会议，把部队分成三个支队打游击。廖永和所在的部队编到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率领的左支队。
廖永和因在倪家营子增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了。
部队就是战士的家，离开部队，廖永和犹如离开了爹娘。面对风雪弥漫、荒无人烟的祁连群山，他百感交集，倍感凄凉。
他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12岁时当儿童团员，站岗放哨，1931年加入共青团，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卫连当传令兵。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经河南、湖北转战到川陕根据地。
部队扩编，十一师升级为三十军，廖永和当了班长。1934年3月，他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以后他担任了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代理营长等职。而今离开了党，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战友，他好不伤感。
他要找党，要归队。廖永和柱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
然而，祁连山风雪弥漫，滴水成冰。前面部队踩出的路被大雪覆盖，已无法辨认了。在追赶部队的途中，他又遇到了十一个掉队的同志。十二人结成了一个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廖永和被推为临时负责人。
他们大多是伤员，仅有三条步枪十二发子弹。人人穿着单衣草鞋，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山严寒中行进，都被冻得面部铁青、瑟瑟发抖。
一个同志说，在他离队时，部队是向西行进的。于是大家就向西追赶部队。多年后廖永和才知道，西路军左支队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部队已遵照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了。
部队向北，他们向西，越走离部队越远。在这雪海茫茫，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之地，无处寻问，他们只有继续往前，寻找部队。
在雪地走了近20天，他们到达了青海天峻县的木里地区。打听到部队没到这边来，他们认为部队可能从山中折向北行了，稍事休息就又往北赶。
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高原凛冽刺骨的寒风，但最令人发愁的是没有吃的。仅有的一点干粮吃完了，他们只好拣些野兽皮骨或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用雪水煮了吃，一匹枯瘦如柴的死马也成了他们的上等食品。
12名战士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互相照顾，彼此扶持，继续行进在雪原上。
几个月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搏斗啊！寒冬腊月，敌人穿着皮衣皮裤，他们还穿着过草地时的单衣草鞋，手已冻得抠不动枪机，却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一次次击退敌人。在战斗最残酷的日子里，妇女独立团全部剃成光头，女扮男装和敌人厮杀在一起，用剪刀、锥子等同敌人搏杀……
想到这些，廖永和感慨万分：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战士！这种精神依然在支撑着他们。
几十天来，他们12个人住山洞，宿草地，面对饥饿和严寒，毫无怨言。军部副护士长胡传基，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廖永和碰到他时，他满脸都是血污。这些天他负伤而行，还为大家度过难关想尽了办法。还有一位叫何建德的小同志，小名叫火娃子，是四川通江县人，只有14岁，常帮伤员干这干那，再苦再累也不动摇,。
四月初，12个人到了苏里，宿在一条河沟的岩洞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位姓洪的战友（原是连指导员）对廖永和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个人影，我去看看吧?”廖永和想，茫茫雪原上难得见到人，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就同意了。
谁料洪指导员还没走出五十米远，一声枪响，就倒下了。廖永和和一位班长立刻拿着其余的两支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他们住宿的石洞上面又打下一排子弹，班长应声倒下，两发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晕眩，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八天后，廖永和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被打伤以后的事。袭击他们的是当地土匪。土匪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三支枪和一些能用的东西扬长而去。
同志们见他醒来非常高兴。廖永和想坐起来，但身子象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巨痛，差点又晕过去。他意识到一个痛苦的事实，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他说：“你们别守住我了，快找部队去吧！”
大家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死一块。但是，冰天雪地，没有个担架，大家又都疲惫不堪，一起走终不是个长久之计。廖永和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你们再挂念着我。”一句话，说得大家相抱痛哭起来。
经过廖永和再三劝说，同志们决定留下通讯员小何照顾他。其余八位同志，廖永和指定由胡传基负责，立即出发找部队。廖永和把未被敌人搜去的二十块钢洋分给大家（干部是带钱的，土匪搜查时见廖永和满身血污，没细搜身上）。
他嘱托胡传基，将来如有可能回到家乡（俩人是老乡），请转告他的父母，就说他死在西口外了。1956年，廖永和给父亲去信时，他父亲还以为是哪位好心的同志冒名顶替去安慰他老人家。
大家依依难舍，临走时同志们从满山遍野给他们拣来了许多柴火、野兽牛羊皮骨以供取暖充饥，拣来不少干草给廖永和铺盖上。然后，洒泪相别。
石洞里只剩下廖永和和通讯员小何两个人相依为命。廖永和下肢不能动，小何每天为他端屎端尿，烧开水为他擦洗伤口，把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放在一起烧成汤，一口一口地喂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石洞里的生活愈来愈困难，能吃的东西已很难寻到了。小何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拣拾，可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
一天，两个面貌凶恶的蒙古族人骑马来到石洞，看到他们一贫如洗，嘀咕了几句就走了。这两个人就是曾参与袭击他们的土匪。
不久，附近牧民便知道了石洞里有两个共产党的消息。
没隔几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蒙古族老大娘领着个男孩来到石洞里。她会说几句汉话，问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廖永和看她并无恶意，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打马步芳，为穷人办事，是好人。部队打败了，我们从木里流落到这里。
老大娘只听懂个大概。她临走时，廖永和向她要些吃的，她同情地点了点头。
翌日，老大娘让她的儿子和女儿送来了十来斤粮食、十来斤面，还有一斤多盐。这真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俩人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何赶快生着火，做熟了饭，一人吃了两小碗。很久没有吃到粮食，这饭他们吃得很香。
半个月后，粮食吃完了，周围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了。廖永和让小何找来两根棍子试着走，但全身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就在这时，那位好心的蒙古族老大娘让她儿子用牲口把廖永和驮到她家里。
原来，当地部落（称盐传部落）头人尕布增加，想叫小何去给他当奴隶。这样，廖永和被安置在老大娘家帐篷外的小棚子里。这是1937年5月的事。
俩人在石洞里住了46天。作为生死相依的战友，廖永和却不能相救。他心如刀绞，小何也哭成了泪人。他才14岁，廖永和舍不得，他也舍不得离开廖永和啊！
蒙古族老大娘家共5口人，2男1女。丈夫好逸恶劳，品性很坏，给奴隶主做管家。这个人阴险残忍，后来老大爷告诉廖永和，对他开枪的就是此人。
让廖永和过来，老大娘是出于同情，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后来管家总感到留下廖永和是个隐患，想害死他。他对人说：“共产党是坏人，不能留下祸根。”幸在老大娘的哀求和劝告下，廖永和才免遭毒手。
两个月后，当廖永和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能走动时，管家就逼他去放羊。廖永和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羊群，管家就借故毒打他。如果跑散或丢失一只羊，更是被打得死去活来。
寒冬腊月，管家才给他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早晚各只给半碗炒面。他白天饥肠辘辘盼天黑，黑夜天寒盼天亮。老大娘同情他，有时给些残汤剩骨，但怎抵得管家恶如虎狼！
两年过去了，1939年，廖永和随管家一家离开苏里，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
天气热了，草原牛壮羊肥，天蓝草绿。但廖永和哪有心思去欣赏草原景色，他想念党，想念部队，常常暗自流泪。这时他的腿伤已好，也能说蒙语了，然而千里草原，往那里去找呢？他时常注意打听，但查无音信。
他想着找机会逃走，即便找不到党和部队，也要离开管家的魔爪。
有一次，他随管家游牧到地方，看到很远处有一座房子，想这可能是家汉民，因为牧民一般是不住房子的。管家正在捆搬帐篷，他悄悄地放下身上的东西，猫着身子从草地中向那土房跑去，哪知道没跑多远，被管家发觉骑着马赶来了。一棍打来，他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第二根，他被打昏过去了。
但廖永和没有屈服，仍在伺机逃走，但又被管家发觉了。他说：“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现在我不杀你，将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
管家将他捆起来，派人把他押送西宁。走到德令哈的巴音河畔，押送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怕受抢劫，不敢继续往西宁走。这样，他又被押回管家家。
1942年，廖永和终于趁机逃脱了管家的控制，改姓黄，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人们叫他黄师（即黄师傅）。
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的一个叫格民的蒙古族姑娘，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也是到处给人帮工。俩人经常相见。不幸的遭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俩人就结婚了。
1942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带来了希望，廖永和常想，孩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参加革命，去打倒蒋介石、马步芳，打倒奴隶主，让人民当家作主。
为了避乱，一家人搬到都兰县都兰寺前为人帮工，1947年又回到德令哈。这样挨年度日，一直到1949年。
1949年9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宁，德令哈人传说：“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但廖永和还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军队，只是凭着朴素的认识猜测，打跑马步芳的可能就是自己的队伍。他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
当地牧主殿伯尔知道来青海的是共产党的军队，也早知道廖永和是共产党的副营长，想把他打死。贫苦牧民尕尕尼弟兄三人与廖永和相好，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把廖永和保护起来。
尕尕尼对头人说：“你要拿枪把他打死，我们就把你打死。”廖永和这才得以幸免。
这时恰好有一个奴隶主要到塔尔寺去拜佛，廖永和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他要求说：“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去吧?”他同意了。
一路风餐露宿，走了18天来到塔尔寺。头人去拜佛，廖永和偷空进了离寺不远的湟中县城。湟中早已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廖永和站在会场旁边，想听听讲些什么，但他十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什么意思，只听懂“减租减息”几个字。
他还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搞过所谓的“减租减息”。会后表演节目，扭秧歌，出现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他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不正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子下宣誓的吗？那是党旗，党回来了，解放军就是党的军队啊！
廖永和马上找到尚志田，含着热泪向他诉说个人经历，要求收留自己。他给廖永和开了证明，让他到西宁去找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廖汉生听不懂他的话，找来翻译。但因没有证人，他又蒙语蒙装，情况特殊，部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廖永和非常难过，走时恋恋不舍，噙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这段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同情。
第二天，省上领导同志扎喜旺徐、周仁山派人通知廖永和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
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青海各少数民族，主要培养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组织上让廖永和进训练班学习，既关心同志，又严格审查，是完全正确的。
在学习班里，海晏县有个奴隶主造谣煽动，说什么“马步芳要回来了。你们在这里学习，马步芳回来首先要杀你们这些‘二转子’（指积极分子）。”训练班学员的思想一度陷于混乱。
廖永和把情况向负责人温志忠作了汇报，协助公安部门逮捕了那个头人，平息了谣言。由于他表现积极，立场坚定，1950年3月，组织上发展他重新入党。12年的愿望实现了，廖永和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50年5月，廖永和在训练班结业。党分配他到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他在德令哈县、乌兰县任工委书记、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工作了24年。
1973年，组织上照顾廖永和回到家乡一安徽金寨县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使他老有所归。曾经伴随廖永和在石洞养伤的通讯员何建德，解放后在甘肃肃北县当了乡长，后来又任副县长。
廖永和常想，西路军惨遭失败，他个人流落青海草原12年，是党第二次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他决不忘记党的恩情，跟党继续革命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