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供述,1937年冬西路军战俘从西宁迁往张掖,60余人冻死冻残

晚上回忆这百年 2024-11-12 12:29:08

西路军画像

孟全录,原青马新编骑兵军副军长,解放后长期在青海省政协任职,下面是是他在文革前写的遗稿:

马步芳在甘肃河西反共战役中,对被俘的红军战士施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和活埋。对年约二十五岁以下的战俘,先后编成了两个工兵营,强迫在青海循化县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及化隆甘都西滩进行开荒;也有些战俘被分拨在官僚资本的义源工厂等处做苦役,总人数共达三千余人。

之后,马步芳把分散在循化、化隆一带的战俘,编为新编第二军补充团,有组织地加强了暴力管制,进一步迫使战俘从事艰巨的苦力劳动。

这个团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七年春季,隶属四个营,每营属四连,连属四个排,排以三个班组成;还有团直属的两个独立连,一个传令班(该班为三十二人,内女战俘八人)。每营为六百一十八人,独立连各有一百七十三人,全团共计两千八百五十人。全团军官总共一百五十四人,都是马步芳从新编第二军中调派的。

该团成立的初期,由马腾任团长,驻西宁西郊小桥,勒令修建该处的大桥和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立中学(即昆仑中学)的校址。其时我任新编第二军所属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由甘肃张掖调赴庐山受训。

因交通阻塞,中途折回,马步芳即令我抵西宁接任这个补充团的团长,并叮咛说:“要特别提防。”这样就增强了我对战俘的注意力和戒备。

这时全团已开始投入苦役劳动,两项工程同时进行。我到职后,将建桥任务由一个营逐渐减为两个连担任,其余人力投入于学校工程。我每天来往两个工地上,进行监督。规定每天晨七时上工,晚七时收工,中午仅有一个小时的午休吃饭,一般劳动时间在十一个小时,有时还要延长些。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除了大雨天,经常没有休假日,每日晚间还要开会,检查当日施工情况,布置次日劳动,并定时熄灯,不准乱动。此外,趁劳动间隙,进行所谓精神讲话,一般由我担任。

有次马步芳派魏敷滋来团,他对战俘说:“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得到宽大,只有好好劳动,以求生路。”那时适大雨倾盆,我为了显示自己的凶狠,不准战俘们稍微移动一下。

对他们的生活待遇是极其刻薄的,终年吃青稞面,蔬菜很少,肉类更谈不到。每人每年发单衣和棉衣一套,布鞋一双。因长期的艰苦劳动,以致衣鞋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大半赤足。

晚间以一个班为单位住一单布帐篷,每篷只有破毡两条,每人盖一件报废的烂皮袄,虱子丛生。破毡是让给病员和体弱的使用,其余都睡在烂草上,一旦遇到大风大雨,缩成一团,互相依偎。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相互友爱的革命情感,并未因此而稍减。

我由于向马步芳邀“功”心切,嫌他们做活迟缓,一再命令各级军官加速督促。平时集合哨音一吹,对行动稍慢,或队形站得不整齐的,动辄就打,劳动中直腰喘气的,也施以种种折磨和体罚。自己心中稍有不快时,也往往在战俘身上逞凶发泄。

修桥时,战俘每天在湟水中作业,打河底桥基,或捞运石头。清晨河水刺骨,肌肉发紫,有的腿脚被石块划破了,也得忍痛照常钻水干活,那种对战俘从精神到肉体上日无休止的迫害,确实是极其惨苦和恶毒的。这座渗透红军战俘血泪的四孔木架大桥,终于横跨在小桥湟水之上。

学校校址的修建劳动,更加艰苦。工地距宿营地约有十华里,每晨迫令战俘从小桥毛胜寺抬着所需的各种大小木料赶往工地,在笨重的长途搬运中,已累得精疲力竭,但到达后立即动手干活,不许误延,收工后又须返回小桥,劳动强度有增无减。

校址地势低下,必须先在两千多间房基上挖壕填石,因而勒令大多数人到湟水捞石,雨天不能施工时,全体出动冒雨找石料,决不让他们休息。在挖土、背砖、量地基、和泥浆等一系列苦役中,我当时都极尽迫害的能事,使他们日日夜夜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经过半年多的奴役劳动,那座马步芳实施法西斯教育,毒害善良青年的所谓回中学校,也出现在西宁北郊的旷野上。

同年九月底,补充团在完成上述工程之后,从小桥移住于东郊乐家湾,马步芳命战俘挖土窑,作为驻宿地。当时天已逐渐寒冷,他们在我的严厉督促下,仅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一个土窑住一个班,仍然和住在单帐房一样,没有什么应有的设备,条件并未有所改善。

十一月初,开往甘肃张掖,归第一百师韩起功指挥。临行前破天荒地发给每连杂牌步枪二十五支,以及少量的子弹,但这些枪大体上是废品。全团所有官佐,每人都带枪一支,以便管制战俘。

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行军,才到达目的地。由于气候严寒,行军途中受冻致伤的有六十多人,其中半数牺牲,半数已成残废。在夜行军中,因不堪我们的迫害,逃走了二十多人。韩起功随之将这些残废战俘遣散回家,但衣食无着,其凄苦情景可想而知。

这时,韩起功将分散在张掖、民乐、山丹、临泽一带的红军战俘收罗了三百多人,补齐了补充团的缺额。同时又组成了一个二百多人的补充营。

十二月初,开展所谓冬训,每天进行训练,又从多方面施以压力,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才结束。

马步芳为了解决西宁至张掖之间的运输问题,于四月间令补充团突击修筑宁张公路八盘顶至卡子峡段的艰巨工程。我即组织他们投入这一劳动。

这一段地势高峻,海拔在三千七百多公尺以上,雪峰壁立,气候恶劣,但照旧迫令他们以简单的劳动工具,开山凿岭,填石筑路。一旦手足碰伤,也没什么治疗措施,夜间值大雪,帐房压翻,他们相互从雪窝里爬出来。

经过三个多月惨无人道的苦役,于七月初终于修竣完工。在这一年多的艰苦岁月里,我狐假虎威,先后完成了三项艰巨的工程,战俘的血泪成了我向上爬的垫脚石。

事情还不至此,八月初,马步芳命令我将补充团(第一营留驻青海外)补充营的全部战俘两千多人,分批解送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其中有一千五百名顶替了青海省应征的壮丁,这样既排除了异已,又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榨取了一大批壮丁折价款,掠取了银元一百二十万元之巨。贪婪横暴,不绝于书。

这一事件,去今已达三十年,我良心未泯,至今每每回忆,惶悚不已!

有资料表明,1937年冬,3000西路军战俘从西宁迁往张掖冻死冻残的人数,比孟全录说的数字要多得多,至少在100人以上,一般性受伤的就比比皆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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