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威

1931年10月的一天，上海沪东华德路的一栋楼房里，走出了两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直奔火车站。过了几天，上海沪西康脑脱路的一栋楼房内，也有两位学生模样青年出门，他们先到闹市买了衣帽化装成商人再奔火车站。

一个月后，这四人先后出现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司令部见面。中顾委委员宋侃夫回忆：“我终于赶到了新集。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同志。他们两位和我们是中央特科同学。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

他们就是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通讯工作的人员。时年22岁的宋侃夫，原是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1931年初进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个月后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担任电信处长，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

宋侃夫回忆：“中央特科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要背熟记在心里。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

徐以新时年19岁。他1927年入团，1930年赴苏联留学，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学习报务。徐以新到鄂豫皖后，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委员。1933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关押。跟随部队三过草地、雪山，直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会师。

蔡威，24岁，同济大学学生，1924年上半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

王子纲，1929年入党，原来是天津庸报译电员。

宋侃夫、蔡威、王子纲这3人都成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专家。

在四人到达之时，红四方面军的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他们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和无线电器材仔细清理后，发现连一部完整的电台也凑不齐。直到1931年12月的黄安战役，红四方面军才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

1932年2月，在商潢战役中又缴获张钫部的一部电台。宋侃夫骑马赶到前线去接收，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热情接待。他叮嘱宋侃夫仔细检查电台，临行前又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宋侃夫和蔡威。

有了电台，红四方面军首先同湘鄂西的红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又同中央苏区进行了沟通，接着是湘鄂赣苏区。王子纲记得湘鄂西发来的两封电报中，一份要求四方面军派飞机去轰炸，一份是要求四方面军派部队去支援。

鄂豫皖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刚刚建立的电台听到了中央苏区电台代发的上海党中央的贺电。电文送到会场宣读，全体代表站起来热烈欢呼，掌声经久不息。

鄂豫皖苏区军委参谋部原电信处长宋侃夫回忆：“1932年三、四月间，我们这个电台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立即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

我们陆续收到中央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这些文件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

鄂豫皖苏区第一部红色电台诞生后，使用宋侃夫从上海党中央带来的密码，先后同中央、湘赣、湘鄂西三个革命根据地沟通联络，从根本上改变了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与全国苏区连成一片。

宋侃夫回忆：“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我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台器材，我们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鄂豫皖苏区领导认识到无线电联络的重要，从多方面给予支持。一是优选有文化的“红小鬼”举办训练班；二是引进人才。

这时，红军缴获敌军138旅一部电台。蔡威发现敌军138旅电台报务主任马文波被俘后表现良好，立即找他谈话，请示上级，聘请他当了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马文波积极肯干，培养红军青少年成为红军“千里眼顺风耳”，成绩斐然。

鄂豫皖红军无线电台，在1933年一年之内发展到五个台。1955年马少波被授少将。

四方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在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

宋侃夫回忆：“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对敌人的侦察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

“1933年8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把电台分为前后两个台，二台在前，蔡威任台长，一台在后，王子纲任台长。一天下午，王子纲在收听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电台发报的报头、报尾都使用明码，中间使用密码，回答也是使用明码。王子纲激动得把大伙叫来一起监听，观察数日后，他们终于发现这就是国民党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这两个电台移动时一定会发：‘QRC’（贵台何处？）、‘QRA’（贵台何名？）。就这样，红四方面军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止情况，侦察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

“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抗击国民党军队‘三路围攻’时，王子纲凭借早年在天津《庸报》的译电经验，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所以，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空山坝是反‘三路围攻’的最后一仗，王子纲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破译了敌军的密码，红四方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

“5月20日，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侦察电台的情报，掌握了敌军作战部署和企图，决定以十个团的兵力发起空山坝战斗。徐向前先以一个团插入敌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发动进攻，将敌部署打乱；我军主力随即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俘敌5000人，缴枪3000多支。其他两路敌军见势不妙，32仓皇退逃，我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于10月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电台随之转战鄂、豫、皖、陕、川5省，行程数千里，始终保持了电信联络的畅通，跟随总部抵川北通江。

一天，蔡威带领二台行军，被敌军包围。情况危急，他临危不惧，下令掩埋电台。敌人狂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

14岁红军小战士胡正先（后任总参三部副部长）回忆：“那时，我正好走在蔡威同志的后边，看到他把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面走，一面放在嘴里嚼，把本子全部嚼烂吞进肚子里。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电台台长蔡威，他吃的是密码本。我感到蔡威同志很不简单，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的机密。”

电台警卫员陈福初（后任总参三部政委）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他说：“蔡台长经常教育我们：‘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这是红军无线电台铁的纪律，也是中央特科的优秀传统。蔡台长身体力行。”

幸亏徐向前总指挥得知无线电二台遇险，立即命令218团长徐深吉率部队返回抢救，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化险为夷。红军时期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被当作解放军通信院校进行忠诚和保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相继解放了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三县，随后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敌军以38个团对红军发动“三路围攻。”蔡威率二台跟随王树声将军的红七十三师赴南江前线一个月，积累了许多密码资料，回到毛浴镇，和宋侃夫、王子纲共同研究，终于把田颂尧部队密码电文1至9的角码排列出来！

为了攻下0范围的角码，蔡威常常废寝忘食。他有几次被炭火烧了鞋、裤，全然不知。一次，出去解手，通讯员见他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踩在地上，口中还念念有词，便问：“蔡台长，你怎么只穿一只鞋子啊？”蔡威才猛然醒悟。他奋战一个月，终于把0字角码攻克，破解了田颂尧全部密码。

之后，蔡威又相继破解了刘湘等四川各路军阀所使用的“统密”、“智密”、“苏密”，而且还破译了蒋介石在四川周边嫡系部队密码。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辖四川大小军阀20万大军“六路围攻”，宣称“3个月内肃清赤匪”，来势汹汹。

1934年春节临近，蔡威又截获敌军一个密电，破译后是：“司令回万县过年，第五路军现由参谋长代行指挥。”进一步侦听，原来第五路围攻军的司令是王陵基（21军军长），万县是王陵基“小老婆家”。

蔡威立即上报，正在寻找战机的总指挥徐向前大喜，立即集中三个师兵力，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夜，一举歼灭敌23军、21军7旅大部，击毙旅长郝耀庭，活捉旅长张邦本，敌军防线崩溃。红军乘胜推进15公里，王的参谋长仓皇逃跑。

战后，红军一片欢腾，许世友高兴地举起蔡威在大场上转圈子。徐向前叫总部参谋徐深吉送一批缴获的罐头、香烟、鱼肉慰劳蔡威和电台同志们。徐深吉握着蔡威的手称赞：“每一次战斗，你都破译了敌军的密码，创造了胜利机会。你手中握有雄兵十万啊！”

1934年3月，刘湘发布第二期总攻令。紧急关头，蔡威突然发现，侦听来的电文全是乱字，原来刘湘各部都换了新密码。他夜以继日，守着电台侦听分析。经过反复比对，蔡威再次破译刘湘新密码，为我军反攻选准了突破点。

经过青龙观、黄猫垭等恶战，终于粉碎了“六路围攻”。刘湘致电蒋介石承认：“剿共一年，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要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务。

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总指挥部下令说，敌人次日凌晨5点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应于4点半进入阵地待命。果然，敌34人次日5点准时开始进攻，时间、地点、兵力都准确无误。

有些师长、团长不解，问政委陈昌浩：“真神啊！哪来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神秘地笑笑：“我屋里供着一位活菩萨呢！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把敌人出动时间和行动方向告诉我们了。”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大会，蔡威台长因打破敌军“六路围攻”功绩卓著受到表彰，徐向前奖励他300块大洋。蔡威把它全部分发给电台工作人员。

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电台和人员进行了调整。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7部电台、3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支援了四方面军，使四方面军的电台由5部增至12部。但是，由于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令四方面军南下，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北上。

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蔡威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36年8月，他患重伤寒。直至生命垂危，他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的密电。9月22日，蔡威逝世，年仅29岁。

当天下午，在甘肃岷州卓尔坪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在长征中能以棺材入殓，并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致悼词、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陈昌浩、周纯全、李卓然、傅钟、程世才、李先念、许世友、傅连暲等都来送葬的英烈，仅此一位。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见到在四方面军技侦部们工作的宋侃夫时，表扬四方面军二局人员劳苦有功。1936年5月，朱总司令在在谈到一、四方面军在最困难时期互相提供情报的情况时说：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这些无线电领域的英雄们，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事业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