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涵

余文涵，1918年3月出生，四川长宁县开佛乡人。14岁时随叔父去成都读书，并投身于革命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梁山县屏锦区委书记等。

1944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余文涵秘密回到长宁，进行地下工作。

1947年11月，川南地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委），余文涵任书记兼宣传委员，余志鹏任青运委员。

边委领导长宁及庆符、南溪、珙县、江安等地区党的工作。边委中心设在长宁县开佛鱼箭上余文涵家，联络站设在古河玉村沱裕安农场。

1949年5月，国民党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特务头子曾铁坚指使国民党牟坪区分部书记、中统特务暗地对地下党进行侦察。特务曾世铭经常化装成割牛草的农民在牟坪乡五保一带活动。

党员刘德文因酒后失言，被曾世铭探明身份和行踪，遭秘密逮捕。刘德文叛变投敌，供出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罗老师（余文涵化名）。敌人获此线索兴奋不已，向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报告，说查出了南六县大头目。朱急令庆、南、长三县警中队协助联防办查捕，

曾铁坚指令警察中队长文焕奎率便衣大队前往开佛、古河、下场、梅白及安宁桥等地，秘密搜捕余文涵，并令叛徒刘德文一同前往，便于面认指证。

地下党获悉余文涵在长宁已暴露，川南地方工委副书记李培根决定把他撤走，另派许敬先接替其职务。6月9日凌晨，余文涵准备到花滩白鹤林傅国松家开会，将工作移交给前来接替工作的许敬先。

余文涵到蒋家沟时，恰巧与文焕奎相遇，叛徒刘德文拦住他，向后面的文焕奎喊：“这个就是罗老师。”余文涵说：“我不姓罗，我姓杨。”刘德文死口咬定说：“就是他约我们开的会，就是他。”文焕奎将信将疑，便对余文涵进行搜身。敌人在他身上搜出了《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4本革命书籍和4块银元。

同行的余志鹏也被捕。敌人将余两人押到开佛乡公所，后押送牟坪监狱。敌人狂叫抓住了南六县的大共产党。特务头子曾铁坚闻讯立即赶来，连夜审讯。

曾铁坚说：“我看你年轻，有学问，老实地招供、自新，啥子官都可以做，前途远大得很。”余文涵回答说：“就算我活到胡子白死，哭我的不过是妻子儿女，现在31岁死去，哭我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因为我是为人民而死的。”

余文涵趁敌人监视松懈时告诉余志鹏：抓我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德文，是牟坪的党员，已叛变。你是学生，南溪不是你的工作区，叛徒不认识你，审讯你时，装做什么也不懂，只推说去李端场走人户，任何情况都不改口，一切由我对付。

敌人也为了放长线钓鱼，数日后，将余志鹏取保释放。余文涵告诫余志鹏：出去后不准找组织，只能等组织找你；未接上关系前，遇着同志佯装不识；要离开家乡，妥善隐蔽，防止再度被捕。余文涵要余志鹏与党接上关系后，向上级报告他的情况，请党放心。

余文涵被捕后三天，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妄图诱骗党员自首，遍贴告示称：共匪川南游击总司令余文涵被捕归案，已供出几百名共产党员。勒令误入歧途者三天内投案自首，否则以共匪论处，严惩不贷。边委所属300多名共产党员经受了考验，没有一人向敌自首。

得知余文涵被捕，新任边委书记许敬先和委员们研究了形势，准备营救余文涵，办法有两个：一是启用统战关系，包括汉王山、沈秉林，从袍哥方面出钱活动，把人买出；二是武装劫狱，或在押解宜宾途中拦劫。

边委紧急布置在长宁安南乡公所工作的袁明亮，将安南乡乡丁作“调动演习”，作营救准备，同时通知汉王山游击队中队长颜汉清，召集部分队员在蒲顶坳苏学荣家开会，决定组织一支游击小分队去营救余文涵，并取名为“汉王山游击小分队”。

余文涵的弟媳叶枝彩（地下党员）和她的妹妹叶枝玉探监时，将营救方案告诉了他，拟以武装劫狱或解送宜宾途中在汉王山武装拦劫。余文涵认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此断然拒绝。

在回答党组织的纸条上，他写道：“谢谢同志们，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吸取川东教训（指华蓥山武装暴动失败）。”

6月12日，余文涵被押解到“庆南长剿共办公室”驻地南溪毗卢场关押。在路上，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士兵们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有关政策，并指着骑马的曾铁坚说：“国民党快垮台了，蒋介石可以坐飞机逃跑，不可能丢根绳子下来，把你曾铁坚也带走，何去何从？”

打进牟坪“清剿队”进行策反活动的共产党员欧德钦和候补党员欧君甫也被捕，与余文涵同关押在毗卢场。余文涵教育他们说：“城市、农村、法庭、杀场斗争方法不同，活一分钟也要斗争一分钟。当敌人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考验。”

余文涵被捕以后，寻机向敌官兵作一系列的宣传，赢得了许多士兵同情革命。19岁的看守班长徐树国（璧山县人）被余文涵的英雄气概感动了。他赞扬共产党有骨气，表示要营救3名共产党员出逃。在短短的几天内，他动员了20多名士兵，想好办法，持枪起义，定于6月19日深夜行动。

6月19日到了，下午落雨不停，给行动增加困难。为了避免大的流血，余文涵建议其他士兵不参与起义，秘密出走为好。徐树国同意，决定自己一人解救。

19日深夜，曾铁坚查完哨回到庭园内，不久传出麻将牌的哗哗声，徐树国看时机已到，打开三人的镣铐，轻声说：“自由了！快，跟我走。”余文涵因受酷刑折磨，遍体鳞伤，又是高度近视眼，天黑路滑，行走困难。

20日凌晨，徐树国和余文涵走了40多里到长宁县三元乡马跑滩一亲戚杨利川家。21日深夜，又由一杨姓10岁女孩带路，行至花滩乡16保大地湾李三娘家。李三娘见状，急忙给余文涵烫脚，随后将他藏在一间堆满松树枝的屋内。

这时两人发现余文涵的两件衣服和徐树国的两个子弹袋忘在了三元的杨家，徐树国急忙赶回去取。此时，曾铁坚已于20日凌晨急令各乡保武装联合封锁各路口要隘，设盘查哨，并率大队人马搜山追查。

21日，三元乡乡队附黄于勤带领一支人马追来，正好碰上回杨家取衣服和子弹袋的徐树国。敌人先抓获徐树国后，又追至李三娘家，余文涵又落入敌手。这时曾铁坚又带着一支人马追至李家。欧德钦、欧君甫因走另一路转移脱险。

曾铁坚下令把隐藏余文涵的孕妇李三娘和带路的10岁女孩捆吊毒打，当地两个保长也被抓来捆打，特务们叫嚷要烧大地湾房子。余文涵怒斥曾铁坚：“不许行凶，不关他们的事，共产党做得受得。今天我的命交给你，上司保你官上加官，共产党杀不完。”

黄于勤插嘴说：“余文涵，给我一万条枪，我就放你。”

余文涵冷笑地说：“小事，十月以后，十万条枪都有。”

余文涵又对旁观的青年农民罗朝华说：“小老弟，过二天参加分田吧。”

22日，余文涵被押解到牟坪。一路上，他向群众宣传：南京已解放，国民党快完了……

敌人妄图在余文涵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的机密，指使余文涵的舅父、曾任国民党长宁县党部秘书、参议员罗汝霖来当说客劝降。

罗带着已写好的“自白书”，劝余文涵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别把棋看错了等等。余文涵未予理睬。罗又说：只要写个“自白书”，把地下党的组织、名单交出来，我保你无事。若不便写，签个字吧。随即递过“自白书”。

余文涵被激怒了，以《答庸人》题诗一首回绝：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错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

敌人为了逼余文涵就犯，南溪县县长何守仁，副参议长罗问郯和长宁大小官员、特务纷纷云集牟坪，各显“高招”。余文涵面无惧色，舌战群魔。曾铁坚首先出马。

问：你是否考虑过，这样下去对你有何好处？应当为你前途着想，你能“弃暗投明”，未必还少得了你的官做吗？

答：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曾铁坚追问：革命对你有多大好处？

答：能使所有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都能得到翻身和解放……

南溪县长何守仁怕军心被余文涵“赤化”，立即令警察中队长把队伍避开。曾铁坚一看书记员的笔录都是“革命”等新名词，火冒三丈，夺过记录本亲自记录。

问：请你说说参加共产党的经过。

余文涵朗诵了入党誓词后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问：听说你担任川南六县边委书记，是不？

答：如果我死后，党追认我这个职务，也是光荣的。

曾铁坚无法再问，县长何守仁埋怨曾铁坚无能，亲自审问。他先令余文涵站好。余文涵铁链锁身，血迹斑斑，毫无惧色，藐视地说：在人民敌人面前没有站好的必要。

问：你是共产党吗？有多少人，有哪些？

答：我就是共产党。告诉你，成千上万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都是共产党。

在舌战中，余文涵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何守仁招架不住，理屈词穷，厉声叫嚷：我要杀你的头。

余文涵高喊：“要杀头就有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你们快完了……”

余文涵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铁窗前写下了一首《铁窗明月有感》的诗句：铁窗明月思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

6月27日，敌人先将徐树国杀害。又以解送宜宾为由，把余文涵押到牟坪场口秘密杀害，余文涵年仅31岁。

余文涵牺牲后，亲属在他衣袋里找到他给妻子梁明俊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明俊：我们的结合不容易，很坎坷。我不行了，希望你坚强勇敢，走自己的道路。”梁明俊擦干眼泪，掩埋好丈夫的尸体，再次申请入党，中共庆南长边委认为她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文涵牺牲后，党组织决定把他的英勇事迹和狱中遗诗作为教材，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