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的牢房

杨俊生，1926年出生，岳池县自生乡人。

1947年，杨俊生20岁左右，在岳池一中上学。在学校，他接触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听他们讲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理想，自己也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受到很大启发，于是经常参加学校的革命活动，编墙报、写新诗。党组织看到他革命意志坚定，斗争态度积极，就在1947年，在蔡衣渠书记家中，把他发展为了共产党员，介绍人是他的同学刘毅，蔡衣渠书记是监誓人。

1947年到1948年上半年，杨俊生和刘毅、陈永福一起，响应地下党“一倍一”（就是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党员，以倍数发展）活动号召，发展积极分子入党。

后来，组织安排他到岳池阳和乡中心小学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开展革命工作。杨俊生和左国政、袁念之他们一起，在很短时间内将10名教师发展为共产党员。

1948年7月，杨俊生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在武胜三溪乡起义。起义失败，大家分散隐蔽。当时杨俊生、罗仁杰、张元平、刘耀文四人边打边退，结果还是被敌人抓到，关进了三溪乡政府。

路上，四人密商，根据中共川东临委的指示，被捕后有证据说明他们是地下党员就承认，如果没有证据就坚决不承认，以保护革命力量。

四人统一这个意见后，在敌人审讯时坚决不承认。敌人没证据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又不想放人，便在1948年8月，把他们从武胜、合川、江北衙门押解到重庆渣滓洞了。

渣滓洞是一个E字型，东面、北面、西面都是山，树木很多，南面是一条深沟通到磁器口。四面修了高墙安了电网，还搞了6个岗亭，每一个岗亭就有两个匪兵。一个拿的是美国卡宾枪，另一个拿的是美国汤普森机枪。半山腰上东北方还搞了个机枪阵地，设了一班人把枪口对准监狱，管理得很严。

监狱内牢房单间有15平米左右，上下铺6张床，关押着12人，又臭又挤，暗无天日。在渣滓洞，特务看管很严，不准通信、会客、写信、读书，不许交换案情、串门。

渣滓洞的条件非常艰苦。每天只吃两顿，吃的谷米太糙，里面掺杂有谷壳、稗子和炭渣，难以下咽。菜就是下角菜，所谓下角菜就是一般人不要的边边、黄叶子。比如吃胡豆就是煮的积水胡豆，炒一下参水煮耙，放点盐就端起来了，都是有盐无油。

吃豆芽，一人只能分一二十根，实际上是一盆盐汤，就是下饭。只有一样菜，吃鞥菜就是盐、花、果、根都不弄掉的一锅煮，所以难友们把它称为“五食同堂”。

杨俊生知道江姐，对她的狱中的情况有些了解，但没有过交流。

江竹筠是1948年6月被关到渣滓洞里面的，杨俊生是8月份才进去的。江姐关在女牢房，杨俊生他们关在楼下。放风是10分钟一次，10分钟满这边的人进去，把牢门锁了，然后开第二监牢，所以基本上人与人、难友与难友之间是不能接触的。就是一个牢房，如果不是一起，也不交流。

杨俊生只是在女牢房放风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过江姐，感觉她很有精气神。他在里面听别人说，被关入渣滓洞的女同志里面就是江姐表现得最坚强、最出名，党性非常强，信念理想非常坚定，不怕坐牢、不怕受刑、视死如归，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

徐远举认为她是彭咏梧的妻子，又是彭咏梧的助手，认定江姐知道的情况肯定很多，在审讯江姐的时候，首先摆出老虎凳、吊索、电刑机器、水葫芦、火背篼、披麻戴孝（有刺的钢鞭）等等十几样刑具在审讯室，来吓唬江姐。

江姐很镇静。徐远举亲自审问她，反复问她：“你在下川东干什么？谁是你的领导人？你又领导了谁？有好多武器弹药？”江姐沉着回答：“我是在万县做一个小职员，孤孤单单一个人，我不知道那些事情，你搞错了，你应该把我释放了。”

徐远举见江姐顽固不化，不给她点颜色看是不行的，于是指示特务们用筷子夹她的手指，又用竹签子打手指尖，左手整了整右手，右手整了整左手，打得两手血肉模糊，疼得江姐晕死了好几次，然后又用冷水浇醒，醒来又是重刑，但什么也没得到。

特务不罢休，又让江姐坐老虎凳，又灌辣椒水。灌辣椒水，心里是非常疼痛的，平常人呛点水那都不得了，咳得非常厉害，所以把江姐整得死去活来。江姐一直坚持说，要命我有一条，要组织没有，所以特务整了一天也没有结果。

敌人没有收获，也就草草收场，关进去时又给她上了一幅脚铐。特务扶她回去，她把特务甩掉，自己坚强地走回牢房。

走入牢房的时候，牢房的女难友们一拥而上。有的给她用草纸擦血，有的帮她洗血，有的帮她换衣服，弄好后就抬到铺上去。这些女牢房的同志看到江姐这么坚强，这么多伤，这么痛苦，大家都哭了。

而男牢房的难友知道江姐回来，早就在后门边远远地望着、等着。江姐回来的时候大家也含着眼泪，许多难友写了慰问信去慰问江姐。诗人何雪松代表所有难友给江姐写了一首诗送去。这首诗只有几句话，就是：“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个是对江姐对党忠诚、严守秘密的充分肯定。

江姐手上的伤疤还没有好，无法回信，她就托一个女牢的同志帮她回信，由她口述。杨俊生记得是写了这么几句话：“重（毒）刑是小小的考验，竹筷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是钢铸的。”就写了这么几句，也刻画了江姐整个革命的一生。

江姐在狱中做了不少工作，主要就是做一些思想工作。凡是要去受审问的人，她都理直气壮的打个招呼，勇敢些，意思就是你不要叛变。她那种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许多女同志都向他学习，应对敌人审讯的斗争，没有出现叛变，这也是她对党很大的贡献。

江姐在狱中还做敌人的策反工作，比如看守黄茂才就是在她的鼓动下转变的。黄茂才是自贡荣县人，同江姐是老乡，经过接触、了解后，知道他也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躲兵出来的。

江姐给他缝补衣服，还帮他打了一件毛线衣穿，就把距离就拉得更近一些了，逐步逐步转过来了。后来江姐就写信，就托他带出去。他还把江姐孩子的照片都带进来了，江姐非常高兴，一下子就把关系拉得更拢了。

让他带了一次信，二次就不愁了，包括男牢房的人知道了也找黄茂才带信。黄茂才前后带了二十几封信出去。不仅带信，他值班的时候，本来放风只有十分钟，他会把放风时间延长一点，有时放到十五分钟，看见大家递纸条也假装没看见。

有些难友还要求带一些东西进来，比如罐头、炒吃、豆豉那些生活用品他都带进来了，有的还带点钱进来，他都一一转交。

这之后，渣滓洞对外联络的通道就打通了，同外面地下党况淑华的联系就打通了。后来，黄茂才还把济南战役胜利消息以及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蒋介石被赶到长江以南的消息都带进来了，全狱的难友都得到了很大鼓舞，提高了大家的斗志，不停地斗争。

1949年，国民党被赶到长江以南，被迫与中共中央谈判，并接受其中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条款。因一直没有证据证明杨俊生是共产党员，他与其他9位难友，以“未决政治犯”的身份被保释出监。重获自由的杨俊生一直在岳池县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

杨俊生说：“如果能见到那些难友，我要告诉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有多幸福。当初我们所受的苦难，所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