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国少将，16岁入红军，枪林弹雨里滚过，死神盯了他无数次。

负伤时，战友抬着他，向川合盖撤。

路过秀山雅江，冷枪又响，独立师被打散，师长被俘。他失血过多，寒饥交迫，昏死在荒山洞里。

长征路上，追悼会都开过一回了。可他偏没死。乡亲搭救，拖着碎裂的腿，沿路乞讨，硬是爬回了部队。

任弼时再见他时，惊得半天说不出话，险些以为撞见“鬼”。

这位开国少将，被打断腿，靠讨饭熬了三年，终究回到八路军队伍里。

1934年11月的一天，秀山县雅江乡谢家坡的枫林深处，五户土家农家，屋门紧闭，战火连天，不敢出声。

枪声停后，李木富探头望去，听闻是国民党剿“赤匪”，心中忐忑，一夜未眠。

天刚亮，他踉跄出门，四下打探。

忽有几个孩子奔来，喘着气说：“有个红军倒在园埂脚，还活着。”

李木富心头一震，喊上堂弟李木才，拔腿狂奔。

跑到岩坎，一看，果然，一个红军倒在那里，脸色灰白，大口喘息，血浸透了泥土，眼皮微颤，仿佛随时都会闭上。

李木富跃下园埂，刚要背起红军，李木才忽然变了脸色，压低声音喊：“团防兵来了！”

岩坎那头，两名团防兵正猫着腰摸索过来。

李木富心里一沉，知道转移已然不及，索性站在原地，摆出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团防兵走近，一眼瞥见红军仍有气息，立刻恶狠狠地骂道：“妈的，还没死！”

举起枪刺便要捅去。

李木富忙挡在前面，拦住那兵的手腕，陪着笑道：“都快不行了，还杀他作甚？你们何必白添一条命债。”

这话不算错，团防兵虽杀红军如割草，可人终归是人，不是草。

李木富做过裁缝，曾给这二人缝过衣，多少有些交情，见他苦苦相劝，二人对视一眼，收回枪刺，哼了一声：“行，听你老哥子一句话。”

说着，伸手搜红军的口袋，掏出一块大洋揣进怀里，转身走了。

李木富不敢耽搁，背起红军就往家跑，一路心里打鼓：这红军兄弟，藏哪里才稳妥？

脑子里转过几处地方，都不保险。脚下没停，转眼到了自家屋前的灵官庙。

他顿时有了主意。庙后神龛处有间空房，供人歇脚，如今正好拿来养伤。

他叫李木才去抱稻草，铺好后，将红军小心安置，又去寻了些草药敷上伤口，随手煮了两个荷包蛋。

做完这一切，叮嘱道：“不准乱说。”两人急忙回家，生怕多露出一点破绽。

回到屋里，李木富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妻子杨妹。

她听完脸都白了，压低声音道：“灵官庙里常有人烧香，倘若叫人撞见，告到团防，你不光救不了红军，咱们一家老小的命也不保！”

正说着，邻居苏仕华进门，听闻此事，眉头皱成一团，也觉得不妥。三人合计一番，决定另寻藏身之所。

屋后岩壁上，有一处深三丈的岩洞，洞口荆棘丛生，还有一片竹棚遮掩。

村里人向来用它躲避兵乱，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夜深，万籁俱寂。

李木富、杨妹、苏仕华三人摸黑进了岩洞，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点点清扫尘土，挑了个干燥背风的角落，铺上稻草，又取来一床棉被。

冷风灌进来，洞口的荆棘摇晃作响，像是在替他们守夜。

一切安顿妥当后，他们合力将红军扶进洞中，小心翼翼地放下。

李木富低声道：“红军兄弟，安心养伤，我们早晚送吃送喝。你放心，有我们的，就有你的。”

红军听罢，睁开眼，嘴唇翕动，点了点头。

他此刻什么也说不出，唯有那一点微弱的光，在寒夜中闪着希望。

这名受伤的红军就是段苏权。

十月，红二、六军团湘西出击，川黔敌军十余团蜂拥围剿。

黔东独立师苦战27日，生生挡住敌军，护主力东征，终究弹尽粮绝，陷入重围。

段苏权率部突围，刚进邑梅镇，地主武装伏击，冷枪突响，踝骨洞穿，血流满地。

撤至秀山雅江，再遭袭击，独立师溃散。

段苏权失血过多，寒饥交迫，倒在荒野，不省人事。

此时他的伤口经日未治，血肉翻卷，红肿溃烂，寒热交替，一阵接一阵的昏迷。

李木富急得团团转，可连个稳妥的郎中都寻不到。

一天，杨妹听说青山坪有个草药医生，专治枪伤，便劝丈夫把人接来。

但李木富一想，心里直犯嘀咕。

倘若此事传出去，岂止红军没命，他们一家老小都得陪葬。

他琢磨再三，决定亲自去青山坪买药。

这一趟，来回几十里路，山高林密，路上还要提防巡逻的团防兵。

好在他顺利买到药，脚步不停，天黑前赶回岩洞。

按草药医生的方子，他一边敷伤口，一边煎汤药灌下去。

草药到底有些道理，才过几天，烧退了，伤口的脓水顺着脚后跟往外流，碎骨也掉了出来。

李木富与杨妹见状，心头一松，接连几日都换上浓茶清洗伤口，每三五天换次药。

杨妹还特意煮荷包蛋给他补身子，苏仕华也常拎些吃的来看望。

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风雨交加，战火未熄。

但段苏权的脸色渐渐红润，眼里有了光，终于，从鬼门关前挣了回来。

段苏权伤虽未愈，心却早已飞回部队。

他念着党，念着红军，念着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

可他躺在这里，哪怕念上千遍万遍，也回不了战场。

他得走，哪怕一步一步爬回去。

最初，他连翻身都难，稍一用力，伤口便撕裂般地疼。

疼也得忍。

他先从躺着撑到坐起，又从坐着练习爬行，再扶着岩壁挪步。

不知摔了多少次，也不知咬碎了多少牙，终于能拄着木棍站起来，挪上几步。

1935年元月的一夜。

段苏权拄着木棍，拖着伤腿，蹒跚走到李木富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哽咽：“大哥、大嫂，你们救了我，治了我的伤，还冒着杀头的风险藏我这么久……我永远记得。我伤好得差不多了，该走了，该去找部队了。”

李木富、杨妹听了，心里一紧，劝他再歇几日。

苏仕华闻讯赶来，众人围坐火炕，劝了又劝。

他到底还是留下了几天。

这几日，苏仕华托人做了一副木拐，李木富四处张罗，凑了一百文路费。

能做的，都做了。

送行那天，天未亮。

吃过早饭，杨妹将他化装成乞丐，破衣破帽，乱发遮脸。

李木富、苏仕华，还有几位乡亲，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村口那棵大枫香树下，方才驻足。

段苏权拱手作别，扶起木拐，一蹦一蹦地向前挪去。

讨饭碗晃荡，身影单薄，一步三颠。

李木富夫妇站在村口，望着他那光裸的双腿，那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裤衩，鼻子一酸，眼泪滑落。

家里穷，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拿不出，唯能送他的，唯有这一程送别，和这一路的牵挂。

段苏权拄着双拐，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陌生的山路上，讨饭碗里晃荡着几口冷汤残饭。

他念着独立师的战友，想着再见时该说些什么。

他当然料不到，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被俘，至12月21日，被敌人枪杀。

王光泽

一路讨饭，一路流浪，步步维艰。

湖南花垣县茶洞镇的土地庙成了暂时的落脚处，他小心翼翼地存了些铜板，2000多个，叮叮当当，听得人心里踏实。

可还未捂热，一声巨响，庙门被踹开，一个满脸横肉的恶丐冲进来，二话不说，抢了钱就走。

段苏权大喊，哀求，可对方头也不回，狞笑着扬长而去。

钱没了，命还要留住。

他仍是个红军，不能死在这破庙里。

于是又靠讨饭度日，咽下每一口残羹剩饭。

他以为苦难不过如此，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

一天，一个老乡悄悄将他拉到墙角，咬着牙低声道：“跛子，快逃！团总知道你是红军，要把你扔进河里喂鱼。”

段苏权一听，心里一紧，哪里还顾得上腿伤，拼了命地往外蹦，连夜逃出茶洞镇，沿路乞讨，一路逃到湘西永顺县王村镇。

王村依水而建，酉水滔滔，是沅江的支流，河道直通岳阳。

他站在岸边，看着一艘卸完米的船正准备出发，心中一动，萌生了经岳阳回茶陵养伤的念头。

他忍着腿伤，一蹦一跳地来到船边，拽着老板的衣角，连声哀求：“让我上船，送我一程！”

船老板眯眼打量他，问：“你是哪儿人？”

“茶陵。”

老板皱眉，听不懂他的口音，连连摆手。

段苏权心急，忽然瞥见船板上的记账笔，一把抓起，在木板上写下五个字——“湖南茶陵人。”

字迹苍劲有力，沉稳如铁。

船老板一愣，忽然眼睛一亮，盯着这五个字，心中琢磨：这乞丐，怕不是一般的叫花子。于是心一软，招了招手：“上船吧。”

段苏权如释重负，瘸着腿爬上船，在船头一角坐下，望着滔滔江水，一路向岳阳漂去。

到了岳阳，他四处打听，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爬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

列车咣当咣当地向前，载着他向家乡驶去。

在醴陵站，他下了车，又沿路乞讨，七月酷暑，烈日灼人。

就这样一路蹒跚，终于，在1935年7月17日，他拖着残破的身子，走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

段苏权在车站徘徊，衣衫破烂，头发打结成团，虱子在发丝间爬进爬出。

身上裹着一件从煤堆里滚过无数次的棉袄，腋下磨得开了口，露出一团黑乎乎的棉絮。

拐杖早已不成形，脸色枯槁，双眼凹陷，唯有那一口地道的茶陵乡音，依旧未改。

围观的人不少，多是看热闹的，谁知竟有个茶陵人上前搭话，一听乡音，认了老乡。

此人姓刘，名维初，家境贫寒，在醴陵渌江桥附近开了家小豆腐店。

那日他到皇图岭圩场办事，见一群人围着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听其口音，竟是同乡。

他乡遇故人，非亲亦有三分情。

细细一问，才知这人竟是红军旧部，流浪至此，孤身一人，步履维艰。

刘维初心生恻隐，塞几块钱打发了事是不行的，便一把将人扶起，带回了家。

在豆腐店里，段苏权终于告别了“虱子窝”，剪去长发，洗了个干净澡，换上整洁衣裳。

久违的热饭下肚，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活着的滋味。

脚伤也得了治疗，人模人样地站在铜镜前，看着镜中熟悉又陌生的自己，仿佛隔世。

他在刘维初家住了42天，身体渐渐恢复，拄着拐杖练习行走，终于能直立迈步。

他思乡已久，便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信，诉说自己流落四方的境遇。

父亲接信后，东拼西凑，借了十几个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刘维初，把儿子接回了家。

回乡之后，段苏权的心仍在红军。

他知道，红军已经去了西北，正在抗日。他不能就这么待在家里，必须找到部队，回到战场。

1937年9月，一名老乡从西北归来，名唤谭毛狗，曾是红军，长征后跟张学良的部队打仗，不幸被俘，做了东北军的勤务兵，如今请假回乡探亲。

段苏权听闻此事，连夜登门拜访，从他口中探得不少红军的消息，心头豁然开朗。

他不能再等。

他向谭毛狗要了一套军装，又讨来一张休假证作为路引，直奔太原，寻八路军的下落。

一路风餐露宿，几经周折，终于在太原城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

他走进办事处，见到了主任。那人正是他的老上级——任弼时。

任弼时抬眼一望，顿时怔住，瞪大了眼，半晌说不出话。

这不是鬼？可半年前，红军才为他开过追悼会啊！他不是死了吗？

段苏权笑着上前，拱手一礼：“我回来了！”

任弼时猛然回神，扑上去紧紧拍着他的肩，激动得声音发颤：“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待段苏权将这三年的经历细细讲完，任弼时听得连连叹息，感慨不已。

他赞扬了李木富与刘维初的义胆仁心，叹道：“将来革命成功了，定要好好感谢他们。”

此后，段苏权奔赴抗日战场，历经硝烟战火，征战南北，终成赫赫名将。

段苏权未曾忘却恩情，一直将刘维初视作救命恩人。

全国刚解放，他便写信回乡，打听刘维初的近况。

1950年，他特意派人赶赴茶陵看望刘维初，并将其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求学。

之后数年，段苏权时常寄钱接济，甚至将刘维初接到北京，安置在家中，待之如亲人。

他本想留刘维初在身边，让他安享晚年，可刘维初摇摇头，笑道：“闲不住，还是回乡自在。”终究，他回了茶陵，在乡间度过余生，直至1983年病故。

此间，段苏权多次想回川东，寻找当年救命恩人。

可公务缠身，战后局势未稳，终究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他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走，拖了几十年的夙愿，不能再拖。

1983年10月6日，的段苏权从北京来到四川秀山，参加自治县成立大会。

段苏权（前排左二）

重回49年前浴血奋战的故地，他心潮翻涌，感慨万千。

他四处寻访，走遍蒙难之地，探访了干部百姓，踏查了五个山洞。

然而，时光流逝，旧迹模糊，加之当年未曾留下姓名，身份更无人知晓，终究还是未能找到李木富。

公务在身，他只能抱憾离去。

就在他返京不久，消息传到了雅江乡丰田村。

一位老人听闻此事，颤巍巍地抓住大儿子的手：“快去告诉县里，我当年救的红军，原来是他！”

这位老人，正是李木富。

秀山县党史办干部闻讯赶往丰田村，细细查访，终于理清五十多年前那场生死交汇的往事。

他们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86岁的李木富，94岁的苏仕华，却也得知，杨妹已然离世。

不久，党史办将几位老人的照片寄往北京。

照片送到的那一刻，段苏权盯着那些苍老的面容，手指微颤，泪水滚落。

他苦寻多年，未能相见，如今仅能隔着照片遥望恩人。

此后，将军频频寄信、寄款，接济这些土家族老人。

这份恩情，一生未忘。

参考资料：永志不忘的恩情段苏权与几位土家乡亲的故事

向同伦

乞丐将军”段苏权的蒙难与报恩

陈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