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期

Hi~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宫读书会，这期我们继续来看这本哲学书，上期我们简单说了一下两个游戏，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两个游戏的代表——社会与文化。

社会和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势不两立，社会是文化的一种类型，它坚持与自身作对。社会是自由组织起来的一种努力，致力于隐藏组织者和被组织者的自由，致力于忘记我们已经有意识地进入这个或那个竞赛的初衷并继续竞争下去。

如果将社会理解为人民在必然的面纱下所做的一切，那也应该将它视为某一有限的游戏，在它的边界内，又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小游戏。

大的社会包括大量的各种游戏，这些游戏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一起。学校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是有效游戏的一种，这些毕业证书为毕业生提供了某个领域的参赛资格。很多蒋婷也将自己视为更宏大的有限游戏中的一个竞争单元，训练家族成员赢得可见的社会性头衔。

和有限游戏一样，社会也是有数量、空间和时间界限的。它的公民是精确定义的，它的国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的历史是被顶礼膜拜的。

公民在社会中的权力，由他们各自在已参加的游戏中获胜所获得的成绩来决定，社会保有对历史上获胜者的记忆，社会成员的大量权益需要得到确认，庞大的官僚体制便是发源于这一需求。

一个社会的权力，是通过更高一级的有限游戏中击败其他社会获取。它最值得珍视的回忆，便是在与外邦交战中，为赢得胜利而失去生命的烈士们。而那些失败战争中的牺牲者，几乎从来不被纪念。

一个社会只有在与其他社会关系中保持整体性的权力时，其社会成员所赢得的奖励才能得到保卫。希望自己的奖励永久化的社会成员，会努力维持这个社会奖励的永久化。爱国主义以它的一种或多种形式，成为所有社会主义游戏不可分割的部分。

因为权力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所以有限游戏参与者的典型特征，就是将追求社会中的权力增长作为提高社会本身权力的一种方式。正是为了社会本身的权益，才鼓励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建立尽可能多数量的奖励，因为被奖励者将是最有可能奋不顾身去保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不被其他社会打败的。

文化则是无限游戏，文化无边界，在一个文化中，所有人都能成为参与者，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个社会精心保持着时间边界，它将自己的过去理解为一种宿命，它的历史轨道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因为文化没有时间边界，所以文化并不能将它的过去理解为宿命，而是视为历史，也就是一开始就没有结局的开放性故事。

文化是人类的事业，生活在这样有力量的图景中，他们便避开权力，喜悦地做着各种拓展边界的游戏。

社会是权力的暂时，拥有特定的剧本，如果有所偏离，就会马上被看出来。通常偏离是反社会的，因此被社会通过各种制裁所禁止。如果社会成员不遵守社会固有规则，那么规则数量将发生变化，其中一些规则会被彻底遗弃，这将意味着过去的获胜者将不再能保证获得对自己头衔的仪式性认可，从而失去权力。

保证许多游戏的规则不被篡改，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像学术评审、贸易和执业许可、官员任命的考察等等，这些流程都是社会对某些在特定有限游戏中进行竞争所做的批准。

需要偏离是文化的本质，如果谁仅仅跟随剧本亦步亦趋，重复过去，那么就是文化上的赤贫者。

偏离的性质各有不同，不是所有对过去的偏离都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导致对过去的遗忘，这些做法在文化上毫无价值；给传统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对一度熟悉的事物生出陌生感，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进行再审视，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

文化偏离不是将我们带回过往，而是将开始于过去并尚未结束的东西继续下去。社会对于不朽这件事念念不忘，而文化与不可知的各种可能性琴瑟和鸣。社会是抽象的，文化是具体的。

有限游戏能够反复玩无数次，获胜者的头衔有效性依赖于此游戏的重复进行。无限游戏因为没有终点，所以也无法重复，不可重复性是所有文化的典型特征。

贝多芬的交响曲、梵高的画，这些东西不可能再创作一次，社会将这些作品保存起来，认为它们是那些在各自游戏中获胜者的战果，而文化并不将这些作品视作奋斗的产物，它们只是奋斗过程中的瞬间。

文化传承着贝多芬和梵高对文化的传承，而人对文化的传承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进行的原创性或改变性塑造。他们的工作是如此原创，以至于其他人无从复制，但却呼唤着其他人原创式的回应。

无限游戏中的规则能够自由达成或自由更改，文化传统也会被改造，并在改造中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文化并不是拥有一个传统，它本身就是传统。

对社会的自我认知而言，最要紧的便是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它早已忘记社会永远是文化的一种。

社会成员必须找到方法说服自己，他们自身的特定边界是被加强的，而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比如选择成为美国人是一回事，而选择成为美国本身是另一回事。社会思维很容易允许前一种，从而不允许后一种。

有效的公民自我说服有多种，其中之一是财产的授予。谁实际上拥有社会上的财产，它是如何分配的，远不及财产本身存在这一事实更为重要。

有限游戏的获胜者赢得的是头衔，头衔是其他人对于特定游戏获胜者的一种承认，自己并不能自封头衔。因为头衔是剧本性的，要求得到观众的授予和尊敬，当获胜者赢得头衔后，财产便与头衔相伴而生。

对于每个头衔而言，其有限性的根本就在于它是可见的，财产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头衔变得可见，财产是标志性的，让其他人想起我们所向披靡的那些获胜领域。

财产也许会被偷，但小偷并不因此占有它，物主身份是永远偷不走的。头衔可以被继承，而当被继承时，财产便移交给继承人。

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源于它确认财产，并使它具有法律效力。当我们看社会是如何保护公民财产时，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它可以使用强制力来实现这一点。

如果社会对成员对于财产掌握在实际获胜者手中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这个社会便没有有效的授权模式。

强制力建立不了这一一致意见，实际情况往往是其反面，强制力是由一致意见建立的。只有同意社会各种条条框框的人，才会将它们视为条条框框，也就是说，将它们看做行动指南，而非可被反对的行动。

挑战社会既有授权模式的那些人，不认为执法官员具有权力，而是把他们视为一场斗争中的劲敌，这场斗争的结果会决定哪一方握有权力。

只有通过自主的自我遮蔽，人们才相信他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强制性的。这意味着一个特别的包袱背负在财产所有人身上，只有在法律能够说服其他人遵守时，法律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必须将一种剧本性注入财产中，以便颇有成效地鼓励其对手按照剧本行事。

财产的剧本性拥有一副精心打造的结构，导致财产所有人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才能维持。如果财产要令人信服地具有标志性意义，也就是使人留意到财产所有人在过去胜利中获得的头衔，财产所有人便有了两个包袱：

1、他们必须证明其财产的数额与获取拥有它的头衔的竞赛难度相当，财产被视为一种补偿。

2、他们必须实现其财产的类别与所赢得的竞争地位相对应，财产被视为是消费性的。

只要财产所有人能够显示他所得到的只不过相当于为了得到它而付出的艰辛，财产便恰如其分地是补偿性的。如果人民无法显示他们的既有财富和要获得此财富应冒风险之间有对等关系时，他们的头衔便会遭到质疑。

富有者经常成为小偷、税负的目标，老百姓也希望能够分享其财富，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并不是补偿，因此并不完全属于他们。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期我们说了一下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意义，而关于财富的讨论，我们下期会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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