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动荡爆发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文化艺术领域大搞“左倾”，盲目的打压传统戏剧、戏曲，推崇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不久之后，在于会泳、汪曾祺等人的联合编纂下，《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应运而生，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文艺潮流。

于会泳的前半生极其励志，他出身农村，自幼过着贫苦的生活，好在父母比较开明，知道学习文化知识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945年，于会泳从初级中学毕业，随后返回老家，在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文化教员。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于会泳深受红色思想感召，他迫切想为革命事业做一份贡献，因此便毅然辞去了稳定、优渥的工作，转而报名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斗士。

从1947年到1949年初这段时间，于会泳以文艺兵的身份，组织、参与了多次文艺演出，有力的鼓舞了前线官兵们的士气，帮助我方打赢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多次大战。建国后，于会泳被保送到上海某军办音乐学院进修，系统学习了声乐理论与乐史，个人能力获得了很大提升。1950年，于会泳因为表现优异，被特许留校任教，他先后为人民政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促进了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可谓劳苦功高。

进入60年代，“左倾”思想开始在国内大行其道，于会泳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他的言行举止愈发偏激，立场也逐渐歪曲。从1963年起，于会泳不断在文艺报刊上发文抨击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称其是“靡靡之音”，必须要坚决予以摒弃。

江青、张春桥等人很支持于会泳的观点，数次写信鼓励他“再接再厉”，这让于会泳信心大振，于是他便更加频繁的发表激烈言论，因而很快便成为“左派”的代表人物。动荡爆发后，于会泳成为江青、张春桥的铁杆拥趸，他在文化领域党同伐异，扯着革命的大旗肆意迫害老同志，犯下了不少错误。

1969年，于会泳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了著名的“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又兼任国务院高干与中央文化部长，一跃成为国家高干，手中掌握着巨大权力。1976年，伟人病逝后，江青等人公然与党中央搞对立，阴谋抢夺国家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提前组建了所谓的“新政府”，将于会泳列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候选人，可谓黄荒唐至极。

好在华国锋同志同时与叶帅提前察觉到了危险，动员中央警卫团和卫戍区的部队将“四人帮”及其党羽一网打尽，绵延了十年的动荡也就此宣告结束。1977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内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于会泳很快遭到隔离审查。此时的他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一时痛苦万分，内心既自责又愤怒。

最终，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的精神趋向崩溃，为了给国家和同志们一个交代，他于1977年8月选择了服毒自杀，并在遗书中对华国锋同志表达了深深的歉意。1983年，党中央在经过认真考量后，决定开除于会泳的党籍，并撤销他的所有公职，但念在他曾经于革命有功，党中央还是同意将他的骨灰葬入革命陵园，让他与昔日的战友们长眠一处。

值得一提的是，于会泳的家人在70年代末也受到了“拨乱反正”的牵连，他的妻子一度被关入监狱，他的子女更是被迫辍学。一直到80年代初，于会泳的妻子方才出狱，她随后带着子女移居上海，在黄浦江畔安然度过了后半生。动荡时期，中国文艺事业遭到了重大破坏，一大批优秀的传统艺术被迫中断传承，差点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80年代，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展开“抢救性保护”，这才使得传统艺术得以保留下来，此后数十年间，传统艺术经过数次迭代发展，已然适应了现代化进程，成为我们展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手段。

另外，我们也呼吁青年人多关注传统艺术，主动将其发展下去，如若不然，中华文明将失去传承的载体，而我们也将成为“无根之人”，最终难免会被西方文化“同化”。再者，韩国、日本、越南也对中国的传统艺术虎视眈眈，如果我们不对其加以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必定会被外人“偷”走，最终成为所谓的“韩流”、“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