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统筹下，华北人民政府顺利挂牌成立，由董必武同志担任主席，薄一波同志担任副主席。彼时我方在行政管理方面仍缺乏必要的经验，在很多领域只能“摸黑探索”，可谓举步维艰；此外，华北人民政府底蕴薄弱，人手严重不足，这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正常推行。

薄一波同志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便打算从基层提拔一批人进入华北人民政权“补缺”，确保行政系统正常运转。大概三天之后，薄一波拟定了一份提拔人员名单，交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少奇同志审阅、批准，少奇同志在经过一番思索后，同意了对大多数人的提拔，唯独反对柯庆施进入华北人民政府。

薄一波同志为此很不理解，柯庆施也算是老革命，对党组织非常忠诚，而且他的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既能领兵打仗，也能从事政治工作，堪称“多面手”。但少奇同志却认为，柯庆施这个人在革命路线上摇摆不定，经常搞政治投机，这样的人一旦身居高位，必定会给革命队伍带来巨大灾难！

柯庆施17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共党组织，曾先后在上海特科、安徽省委工作，期间立下了不少功劳。1933年，中共北平市委、天津市委、保定党委先后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处死，北方的革命形势由此落入低潮，红色活动一度绝迹。这让中共中央很着急，为了让北方重燃革命的烽火，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从华东、华南抽调一大批革命骨干前往华北工作，柯庆施正是其中之一。

他于1933年9月抵达河北，历任河北省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务，期间他多次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缉和暗杀，与敌人艰难斗争、周旋。抗战爆发后，柯庆施被调到延安工作，主要负责维护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1945年，他受邀出席了“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战争时，柯庆施被委派到华北军区担任财经委高干，石家庄解放后，他曾短暂担任过石家庄市长，期间积累了不少中层行政经验。建国后，柯庆施转往南京担任市长，1954年，他又升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央委员，一跃成为国家高干。1956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左倾”思想开始慢慢在人民政权内部生根发芽，这直接影响了党中央的政策与路线，并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周总理和少奇同志敏锐的意识到，如果不遏制“左倾”，任由其继续发展、蔓延，将来一定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是周和刘便在1956年下旬和1957年初联合提出了“反冒进”、“反左倾”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党中央的重视。

但柯庆施为了博取政治利益，竟不分青红皂白的为“左倾”站队，此外，他还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先后多次发表时政文章，猛烈批评所谓的“右倾保守”与“投降主义”，很明显是在针对周总理和少奇同志。时间来到1957年中旬，党中央在南宁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旗帜鲜明的表示，当下党组织应该无条件的“支左反右”，同时主席还猛烈批评了周、刘，要求他们两人就“反冒进”的言论做出道歉。

而为“左倾”站台的柯庆施则获得了毛主席的大力表彰，主席甚至当众称呼他为“柯老”。自此之后，柯庆施的仕途愈发顺畅，一度官至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不过，柯庆施也并没有得意多长时间，1964年，他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肝肾类疾病，1965年，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时年六十三岁。

1年之后，在“左倾”思想的催动下，动荡突然爆发，全国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军政系统也遭到严重冲击，大量老同志被迫害致死。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有一个“关门弟子”名叫张春桥，此人在1966年到1976年的动荡中兴风作浪，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好在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同志和叶帅等人的运筹帷幄下，动荡宣告平息，而张春桥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晚年的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仍对柯庆施耿耿于怀，如果自己当年真的将此人纳入华北人民政府，其一定会惹出大麻烦，届时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