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二月我在北平，冯玉祥来邀我到张家口并留住“爱吾庐”(冯办公的地方)。他找我谈话，首先问我知不知道他要我在张家口住下的意思，他又自己给予说明，大意谓:“我们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就主张抗战，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依赖国联。最初只以为蒋介石决策方面有错误，到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汪精卫坐视十九路军独自为国牺牲。这可完全看清了蒋介石蓄意卖国，鼓励倭寇得寸进尺，如入无人之境，侵占无已，现在敌人更形猖獗，势将席卷华北，眼看国亡无日。我们既主张抗战，不能徒托空言，必须要有实际行动，才足以愤发人心，形成全国抗敌之势。我(冯)来张家口就是要便于作这种活动。你在峪道河各次讨论会上，也是主张抗战最力的一个，所写的马电注释和致熊希龄等的电报也是对的，但是抗日不只是嘴说，笔写，应当实际地干，所以找你来参加准备。”因此,除叫我办理文件和与研究室人员谈话，探询如发生战事时谁愿留，谁愿去而外，随时同我谈论一些情况。

当时各方来的人甚多，主张抗战的进步人士更多。然劝冯离开张家口的亦复不少。其中也许有善意的，如对冯的安全考虑，认为张家口是危险地区。然而大部分是为南京作说客,先后有王法勤、黄少谷、王懋功、黄绍竑、熊斌、李烈钧等来劝冯到南京,均被冯拒绝。他们之中，劝法各有不同，王懋功完全是为汪精卫疏通和说项的，王法勤与黄少谷同来(以后黄还单独来过)，是说南京也有抗日可能，不过现在成分还不大，冯似乎不可走极端，完全把南京视为整个都是不抵抗的，最好是到那里去看一看(劝冯不妨去一去，这句话是由黄少谷来说并加解释的)。黄绍竑是与熊斌同来，他分析各方面情况，也发了一些对蒋不满的牢骚,但认为冯在观察,势不能不考虑效果，而到南京可以名正言顺,促进抗日)劝冯到南京的画龙点睛的话，是熊斌二度与冯单独谈话时点出来的(熊第一度与黄一块儿见冯，第二度单独见冯。),李协和(烈钧)则痛骂蒋不抵抗，但为冯计，在察哈尔太险，在察抗战无胜利把握，不如把抗战精神带到南京，联络主张抗战的同志，一致对蒋施加压力，迫使蒋共同抗日。但冯对他们的同一的主要回答:必须蒋有坚决抗日的明确表示，然后才到南京。

当时的张学良，在二月初也曾派人来代劝冯到南京，可是在三月五日态度转变，派马炳南、张树声来，谓热河失守，军队不听指挥，请予以指示了。韩复榘也派过郭文升来表示愿听指挥。张印湘更数次有人前来请示。孙殿英也派马骥才来说决意追随抗日。对这些军人的表示，冯虽然感到高兴,但是不放心的,所以并没有把他们完全打算在抗日部队之内。至于义勇军方面，自山海关、热河、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后，纷纷向热察边境及察哈尔境内撤退，他们一般是拥护冯组织同盟军来抵抗的,但是内容复杂,头绪多端，一时不易弄得清楚，例如有四五起来接洽的义勇军人员，都说部队在大滩附近，据他们所说，要是合计起来，至少当有两三万人以上，经冯派人前往了解，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股，人数不过四五千人，枪械尚少于此。虽是当时可靠的抗日武力，实属难以确定，然而有共产党同志的支持和指导，冯纵然时有无力、无钱、无组织的喟叹，可是仍然多方设法，力求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实现。

大约是三月二十日左右，冯同我谈话，说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事，重点应当放在民众上，所以虽然无力、无钱，只要不断努力，绝对是有成果的。可是在准备上，不能不较为考虑周详。军队方面，现在方叔平的部队虽被卖国派多方阻挠，但他们有徒步来察的决心，将来总会到达的，不过究竟能到多少人尚不一定。各义勇军爱国热忱是足够的，然而过于疲惫，又太复杂，将来须加以短时间的整训编组，由勇敢善战的将领统率，才有充沛的攻击精神。彭国政团已调走一部分，所以决定把汾阳军校调来(当时名义上为二十九军教导团)。军队有了，钱和械弹的问题随着就来了。我们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发饷，但是不能让他们无食无衣，尤其是义勇军，他们在东北，许多都没有能够完全发挥抗敌的力量，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征发方面扰民太甚，不能收到与民众连成一气之效。这次我们首先要准备大家吃饭的钱，进一步要考虑械弹来源问题。

冯说到这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具体地谈道:“义勇军头绪多端，各不相属，谁指挥谁，恐怕都有问题;因此要准备以曾在战争中著名的勇将来统一指挥，才易成功。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为吉鸿昌，一为石友三。又听说吉被蒋剥夺军权以来，到欧美考察一趟后很有进步，他勇敢，有热情，这是军官中一个可以抗日的能手;石友三也作战勇敢，又是东北人，与义勇军多有同乡之谊，这也是一位可用的,我想到了这两个人。其次是钱,我为劳军曾订了一万件皮坎肩，才不过四万多元，就弄得我罗掘俱穷，现在是十来万人的吃饭问题，虽然有黄中汉，熊冠民跑两广;也有冯祝万，蒋必先等来表示西南可以帮助经费至少十万元,但那是远水,近处还须设法。朱子桥将军办义勇军后援会，他见义勇为，肝胆照人，将来民众抗日同盟军组成，必然其中有大部分是义勇军，也就是他原来应当管的。他又是赞成我们抗日的，希望他能够就近设法，并且把他所知道的义勇军情况告知，最好是他能派人常川驻张家口。械弹方面，北伐的时候，苏联大力帮助过我们，运给第二集团军方面的军械,是由库伦越杭爱山边经大戈壁到阿拉善的,那条道路既难走又辽远。我们在察哈尔抗日，将来经多伦到库伦，不特距离近，而且没有大戈壁，道路更好走一些，不知苏联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我们?"

冯说到这点以后，就给我的任务，到北平和天津跑一趟。要办的事是：第一，在北平见朱子桥，请他在饷项上帮助，并将他那里的有关可用的义勇军材料告知。如有可能，希望派人常川驻张家口。第二,到天津找吉鸿昌和石友三,他们如肯来,最好表示出于他们的主动，一方面可以表现他们的主动爱国精神，在作战部队中更建立起威信来，更便于指挥义勇军;一方面他们都离开过我，在本军中有些朋友是不满意的(冯谈时举了一些事实)。他们表示主动的来，一切更好办(冯的本意，也许不愿有向部下作邀请的形式)。第三，现在苏联大使虽还没有来，可找苏联天津总领事谈谈，试探一下，在械弹方面苏联是否可以像北伐时一样给我们援助或假手外蒙政府来支援。

我接受了任务，次日即到北平，先会晤了朱子桥先生，把冯的意见分条转述。朱当时很兴奋地说道:“焕章组织抗日军，我是十分拥护，绝对支援,不然,我们这个后援会是干吗的?不支援抗日又支援谁?可是有一个问题，您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我问:“什么问题呢?”朱说:“焕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我当时笑着答道:“冯先生老早是共产党了，在首都革命(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早就这样说了，后来张作霖也附和这种说法。"我又反问道“您会相信吗?您相信冯现在能够当共产党吗?”朱说道:“我固然不相信，可是市言有虎，足以淆惑听闻，影响我们的合作与援助!"

最后，朱慨然答应了几点:1.在饷项方面先帮助十万元。2.义勇军情况，派王化一到张家口向冯报告。3.派人常川驻张家口，朱认为必须找一位与冯有旧而可与左右接洽的人。他承认定妥后再行相告。后来决定派的是查良钊。

我告别的时候，朱又谆谆相嘱:“告诉焕章先生，组织抗日同盟军，把义勇军统率起来，实际抗日，我是衷心赞同和敬佩的。可是关于他是共产党的这个谣言，不能不注意，他要怎样设法使人明白抗日真象，以杜谗人之口，这是不可以像您这样一笑了之的!”

同朱子桥接洽后，我便到天津，首先找吉鸿昌。一见面吉就哈哈大笑地说道:“兄弟，这个时候，你怎么有工夫到天津来?”我说:“你怎么认为现在我到天津的工夫都没有呢?”他说:"我知道，先生(指冯)在准备组织武装抗日，你怎么能来呢!”我说:"正为这个才来的，并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继续将张家口情况概述了一下，就说到冯要他去实际率领部队抗战的话。吉又高兴又兴奋的说道:“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先生(冯)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这样记得起我，看得起我，我真是感激零涕，万死不辞!”我又说道，既然这是你的主动爱国精神，干脆你就以主动的姿态前去不更好吗?吉最初不同意，认为那样辜负了先生找他参加抗日的厚意，也辜负了我跑这一趟。后来我把冯的意思说了，他才答应照办。同时，他又问我还找什么人。我也说了还要找石友三。吉当时不言语了。我问:“你有什么意见?"他摇摇头说:“恐怕他未必肯去。"我问原因，吉只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他的心眼多!后来又说道:“你千万不可说先生要他主动表示去，只要他能被动去就好了!"

接着我便去找石友三，离他住那所楼房不远，就站有一个日本哨兵，好在还未盘问我这个穿长袍大褂的人。我一见石,他表面上虽然作出表示亲热的样儿，但流露着不安的情绪。当他问知了我从哪里来，更鬼鬼祟祟的,座位与我更靠近了,说话声音也低下去了。当然，在这种表情下，我也就低声细语地把冯的意思传达了。他低头沉思，我还加言加语把他的马屁拍了一番，夸他在北伐时与直(褚玉璞)鲁(张宗昌)作战的战绩，以及独力反对受蒋介石的命令，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张学良的勇敢精神。又说到退下来的各义勇军大都是东北人，正是他东山再起，将来可以成为他的“江东子弟”。他说道:“先生(冯)让人有‘江东子弟’吗?况且彼一时，此一时，这些乌合的杂牌义勇军哪能指挥如意?哪有胜利的把握?”我又解释这是抗日，目标正大,义勇军的爱国意识是浓厚的,与人民的希望是一致的，胜利的因素比平时内战拥有精兵的还大。又讲道:“我们应当考虑该不该干，而不必斤斤计较于成败得失。你不是也失败过吗?失败有什么可怕呢?况且抗日即使失败，也是虽败犹荣，何况万众一心，这就是胜利根源。你怕将来历史上写某年月日石某与冯玉祥一致崛起抗战失败吗?”最后，他没有其它的话说，伸手一比，表示他吸白面(海洛英)了，说道:“就这一点，我也不敢见他(冯)!"我又解释只要抗日，冯决不计较这个，义勇军中也难保没有抽大烟，吸白面的。可是他说:“那是对义勇军呀,对我们就不同。今天不计较，计较的日子在后呢!”总而言之，中了吉鸿昌给我的预告，石决定是不去的。我没有了办法，才退一步说:“人不去，钱可不可以去?”我又表示,我决不经手钱,如他同意，自己派人送点钱到张家口，直接交冯，以帮助抗日经费。他立刻张大了嘴，嚷道:“哎呀呀，我能让先生知道我有钱!?"我又说:“俗话说的，你家有金银，别家有秤称。难道你不帮助抗日经费，先生就不知道你有钱!?”他又说:“那总是传闻之辞，这是自己陈献赃物呀!"一句话说完，一切都被石拒绝了。

同石谈话后，又到吉鸿昌家去，把石这种情况说了。吉说:"这是无足奇怪的,他(石)另有想法,与我们是南辕北辙的!"我问吉什么时候去?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张家口，我告以在北平还印得有东西，大概要耽搁几天。吉说:“说去就去，大概你回到张家口的时候，我也到了!”果然，三月底吉便到了张家口。

吉、石的接洽办完，我才以俄文的“邓世华”名字去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姓名记不清了，也许是斯米尔诺夫或者彼得诺夫)。因为我在莫斯科读书时，与曾在北大任教的铁捷克教授合作，由我供给他的材料，写了一本中国学生生活，内容即是我的自传，铁教授原拟用我们两人共同的名义出版;我因其中叙述得有反对蒋背叛革命的话，恐怕归国后受迫害，所以不同意。铁乃以一个中国学生的假名“邓世华”定为书名，而在叙言中说明材料出手“邓世华”本身。因此当时来中国的苏联人，大概知道这个名字而不知此人是谁和在什么地方。我用这个名字,马上就见面了,先谈了一谈铁捷克教授的情况，并告我“邓世华”已出四版还有了英译本。继后我便谈到冯的抗日活动了。我说:“冯鉴于南京蒋汪等的不抵抗，他决心团结义勇军和民众力量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实行民众武装抗日。冯不仅认为抗日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义务，也认为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匪帮的一部分。又因为冯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他本人的最可靠的朋友，自南口之战前起至参加北伐，实际上得着苏联不少的具体帮助(我刊举了任江、林·亨克、乌斯曼诺夫等顾问团先后到冯处工作，以及千辛万苦经大戈壁接济械弹的事)。所以在此次事先秘密准备时，命我来告诉您，并征询您同苏联各方面的意见。”这位总领事闻言，马上起立并庄严地说道:“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个人就可以代表我们的人民，党和政府，对冯先生表示敬意。您知道我们苏联历史上就是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的，所以对于冯先生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是绝对赞同和支持的。”我便说道:“那么，苏联可不可以像北伐前夕和北伐时那样具体支援呢?冯所缺乏的是武器，以前苏联由库伦经大戈壁运械弹到阿拉善，那是多么艰难。将来民众抗日同盟军掌握了察东，由库伦到多伦，不特路程较近，又不经大戈壁，那不比较更方便吗?”总领事摇摇头说:“既承冯先生把我当个真正的朋友，在准备时期就将此种消息告我;我也不客气以最忠实的朋友资格，据个人的见解来竭诚奉告。除非我们(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是不可能在此时、此地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的。因为冯先生是直接在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正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实话，以免冯先生存了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他的实际军事活动。”我再说:“可不可以苏联不露面，而以蒙古政府的名义帮助呢?”他说:“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日本军人也不是傻瓜!"他又想了一想，说道:“假设冯先生不是在现在这个地区察哈尔，而是在绥远以西了，那时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谈一谈。”一句话说，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我这一次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白跑了一趟，完全没有得到结果。不过我个人却有了一点小收获，大概以后他告诉了来中国的鲍格莫洛夫大使，鲍知道了我在冯处，曾通过冯转给我一份请贴，扰了他一餐;鲍说他与铁捷克教授是朋友，邀我与他和使馆武官列宾共照了一张像片，并赠我俄文版的和英文版的“邓世华”各一份。

天津的任务算完了，我即返北平，将印刷品收拾好，便回张家口，那时吉鸿昌已先我而到张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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