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看到的《史记》未必都是司马迁写的。
想抬杠的伙伴们先等一等，想全盘否定司马迁的也先等一等，看文章总归是要有点基本的耐性不是？
首先介绍几位出场人物：
司马迁，西汉人，前145或前135年—前90之后（具体卒年不详），著《史记》。
褚少孙，西汉人，活跃于汉宣帝（前74年——前48年在位）和汉成帝（前33年——前7年在位）在位期间，增补《史记》
班固，东方人，公元32年～公元92年，著《汉书》。
直接进入主题。
为什么说《史记》的史学研究价值非常高？
因为它是大一统王朝以来的第一部、私人编纂的、记录了当朝历史事迹的、当朝完稿并且交给皇室的一部史书。
大家注意我这里给出的几个限定词，没有一个多余的。
大一统，比如孔子在《春秋》中不管怎么讨论别国的事，人家也拿他没辙。
私修史，决定着它的观点相对独立、事件相对真实，跟作者的个人价值相关。
记录了当朝事迹，并且于当朝完稿，意味着该书写了很多西汉皇帝的事迹，并且完稿以后还落到了皇室手中。
咱就说，如果你在书中对某位帝王发表了一些大不敬的话或者影响人家子孙心情的评价，你猜人家会怎么动你？
这好歹还是西汉，要是放在大清朝，搞不好一个妄议就能让你灭族了。
所以后世大多数的史书，都来自于后继王朝给前朝修史，因为斯人已去，功过方便后人说。
这里还有一个鲜活的例子。
《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著作，它的作者班固一开始也是私下编修，然后就被人给告发，然后被扶风郡收押。
东汉时期，“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班固还有个老乡叫苏朗的，就因为私改史书，被人告发，然后马上就被处死。
所以班家上下都很惶恐，万一扶风郡这边直接给按罪将班固处死，后边再补救也来不及了，于是班固的弟弟班超，单人快马跑到洛阳向汉明帝伸冤。
汉明帝给了班超一次当面伸冤的机会，于是班超将父子两代人主业都是修史的情形向汉明帝做了汇报，并且特别强调了班家在史书中“宣扬汉德”的功劳，刚好这时候扶风郡那边也送来了班固修到一半的《汉书》。
汉明帝看完书稿，甚是满意，于是将班固破格提拔到洛阳的皇家校书部，专门负责修史。班固之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史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汉书》也就从一部私修史变成了官修史。
所以我们要理解司马迁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史记》完稿以后一共两部，一部藏在家中，一部在西汉宫廷，由于我们上述所说的原因，《史记》一经发表就被雪藏，不仅外界没法阅读，就连皇室成员也未必有机会。
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曾上书求赐《史记》，被秒拒。就是一个例子。
有机会看到《史记》的，除了一些皇室内部成员，主要就是宫廷内部的相关工作人员。
褚少孙和班固就是其中之一。
褚少孙是汉宣帝时期人士，距离司马迁的时代也仅仅过了几十年，但他所看到的史记已经不再齐全，后来班固在汉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亡十篇”的说法。
然后很奇怪的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到，史记一共130篇，然而尽管中间经过丢失、删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居然还是130篇。
这就说明，其中有部分篇幅为后人以司马迁的名义增补。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未必是司马迁本人所著的原汁原味的《史记》。
所以如果大家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史记》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孝武本纪》。
首先这个标题就不对，因为孝武是汉武帝的谥号，司马迁写活人的时候，怎么可能会用人家死去的谥号做标题呢？
它的真正标题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汉朝兴建五世，兴隆盛世在建元年间，天子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行封禅，修订历法，改变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没错，《孝武本纪》的真实标题叫《今上本纪》。
所以，原版的《今上本纪》中，对汉武帝的称呼应该是“今上”，但《孝武本纪》中都变成了“武帝”，而且还没有完全改调，居然出现了“武帝”和“今上”两种称呼并存的情况：
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
类似的还有《楚元王世家》，其中有一句表述：
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地节”是汉宣帝的年号，地节二年是指公元前62年，此时司马迁早已去世，所以该篇文章未必出自司马迁之手。
《齐悼惠王世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建始，是汉宣帝儿子汉成帝的年号，建始三年其实就是公元前29年，距离司马迁就更遥远了。
以上被怀疑为是褚少孙为《史记》新增的一些情节，属于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的续写。
另外还有《史记》和《汉书》的出入。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发生在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然后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发生在李陵投降后的两年，也就是公元前97年。
後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汉书》中关于李陵投降之前的对匈奴的描述基本一致，唯独在李广利投降这件事的时间线上，存在很大出入。
《汉书·武帝纪》：（征和三年）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广利败，降匈奴。
征和是汉武帝的第十个年号，征和三年为公元前90年，
这就很有意思了，按照之前一些朋友的看法，司马迁是活在汉武帝时期的人，怎么可能会记错李广利的投降时间呢？错的肯定是距离汉武帝百年之后的班固。
但是结合其他史料我们知道，巫蛊之祸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史记·匈奴列传》中也提到李广利“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
是不是很矛盾呢？答案很有可能是该篇为褚少孙续写，相隔几十年的褚少孙在续写的时候，对于年代的把握不够精准，于是出现了李广利在公元前97年投降匈奴的错误。
最明显的则属于《史记·龟策列传》和《三王世家》，文中直接出现“褚先生曰”的语句，并且用“臣”来自称，这就说明褚少孙不仅增补了史记，甚至这个事情还是经过皇帝特许的。
在《史记·三王世家》中，褚少孙表示：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後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大意就是，我很喜欢阅读太史公的列传，听说其中的《三王世家》文辞非常不错，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所以私下在一些长者那里搜集了一些资料，把其中相关的事迹写出来流传给后世。
这就是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此文是为褚少孙补写了。
最后，《史记》中还有很多被后人窜入的文字，明显和司马迁的原创不符，简单列举几篇，供大家找茬：
《郦生陆贾列传》《张丞相列传》《孔子世家》《孝景本纪》《平津侯主父列传》。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尽管已经不是当初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但整体还是保留了其中的原貌，即便是有出入，也可以通过其他文献来佐证识别。所以尽管史记存在着相当多的文字窜入和增补，但丝毫不影响它史家之绝唱的历史地位。
最后，还是要说一点感想，历史是一门复杂且很难有定论的学科，对于历史的讨论自打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事件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所以我们在讨论某个历史问题的时候，实在没必要去以一言而蔽之，更没必要去给对方扣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