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寒冬，高严出生于吉林榆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这个在日伪统治末期出生的孩子，经历了东北光复的动荡童年。然而，也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磨炼了他的心智，使他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为国效力的决心。

事实上，跟很多“落马”的高官一样，高严的前半生是积极进步的，他17岁考入长春电力学校（现在的东北电力大学）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可谓奠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1962年12月，高严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热电厂任技术员。在这里，他的晋升速度令同辈惊叹不已：23岁就担任副厂长，33岁成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当时整个吉林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

然而，这仅仅只是高严个人仕途生涯的开端而已。

高严在电力工业局当了10年的副局长，这一时期使他得到了很好地沉淀，无论是专业技术还是管理能力，亦或是待人接物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986年初，43岁的高严去副转正，被晋升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然而，他在这一岗位上仅仅干了2年的时间，就又一次受到了晋升，成为了吉林省的副省长，分管工业经济，完成了他从技术专家到政治家身份的蜕变。

几个月后，高严又被任命为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之后更是成为了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可谓位高权重，风光无限。

在高严担任吉林省省长期间，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该案件的主人公名叫薛景文，时任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在此前曾担任石机造纸厂厂长。

在担任厂长期间，其利用职权大肆地贪污、受贿，涉案数额之多令人瞠目结舌。除此之外，此人还非常地好色，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他家搜出了几盘淫秽录像带，而其中就有2盘是他与8位女性进行淫乱活动时录制的，简直不堪入目。

当此案汇报到高严的办公桌上时，使他感到极大的震撼。

薛景文喜欢女人，高严也喜欢女人，在这之前，他就曾与一些女人有过往来，但鉴于自己的仕途，就没有太过张扬。

当然，“薛景文案”对他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很好地提醒，只要高严不重蹈其覆辙，那么其仕途之路必将平坦。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1995年6月，时年52岁的高严被调往云南，任省委书记，由此成为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他的贪腐之路，也将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来到美丽的“七彩云南”工作后不久，高严的“好色本性”便逐渐展露。在一场宴会上，一位名叫杨珊（化名）的某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频频对他暗送秋波，很快便当场将他给“俘获”了。从这之后，两人来往频繁，难舍难分。

在此期间，杨珊曾多次提出要高严娶她，但高严拒绝了，因为他很清楚，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但官位保不了，甚至还会面临牢狱之灾。不过，高严也向她明确表示：“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就这样，杨珊成为了高严的情妇，高严开始为她搞房搞车，为她的幸福生活“四处奔波”。

尽管高严官居省委书记，但凭他的薪资是不可能给杨珊提供高品质的物质生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利。而事实证明，这一方法非常奏效！

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他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为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与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牵线搭桥，促成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从中获利960万港元，他则收到了2万美元的“好处费”。

此事过后，褚时健被免职审查，但高严却并因此警醒而收手，仍继续给红塔集团新上任的领导“打招呼”。而这一次，他直接让自己的秘书出面，购得7500箱卷烟销往香港，获利400多万港元，他则从中拿了180多万。

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以后，他与杨珊的生活自然就幸福甜蜜了许多，但欲望之门一旦打开，想要关上，就不太容易了。

1997年8月，高严奉调进京，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并兼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去副转正，成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如果说在云南是“小打小闹”，那么在成为国电老总后，其贪腐之门才真正打开！

电力系统虽不能像烟草那样有着很大的差价可以捞，但电力系统每年都有着巨额的投资，几亿、几十亿可谓家常便饭，尤其在电厂、电站这些建设工程上，油水可谓相当丰厚。

不过这一次，高严没有亲自出面，也没有让自己的秘书出面，而是把自己的儿子给抬了出来，明里暗里支持他承担电力系统的一些工程建设项目。

而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能顺利接下这些项目，高严可谓将手中的权力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凡支持者，他大力提拔，凡反对者，必遭到其打击报复。

在短短4年间，其子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就高达3亿元，而他从中收取的“好处费”就达1000多万。

除了自己的儿子以外，高严还充分动员自己的弟弟妹妹，以及一些七大姑八大姨，让他们都积极参与进来，承揽国家电力系统的各种工程项目，从中谋利。

众所周知，电力部门原本就是一个“高危部门”，如果这个部门的领导不洁身自好、不坚持原则和底线的话，那么可想而知这个部门会沦落成什么样子。据2003年的审计报告披露，国家电力公司原领导班子违纪违法金额高达211亿元。其涉案金额之高，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有时候，贪腐就存在于一些小事中。比如国家电力公司召开的一次会议，短短3天的会期，100多名参会者，就花费了300多万，平均下来一人花了2万多。

而作为老总的高严，其花费更是高得惊人，会议给他安排的住宿，是一天就要8000元的总统套房，可即便规格已经很高了，高严也仅仅只是用它来午休而已，他真正的住所，是一套特大的套房，里面的配套设施都是根据他的个人喜好量身定做的，而且还配备了2名保安、2名民警负责他的安全。

光是一场简单的会议，高严所享受到的待遇就堪称“国宾级别”，那么在其他事情上，又该是何等的奢靡无度呢？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然，命运馈赠的礼物，暗中已标好了价格。不久后，高严的贪腐问题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然而，有关部门还未对其实施逮捕，他就得到风声率先出逃了，他的弟弟、儿媳等也先后移居国外。

毫无疑问，高严是建国以来潜逃国外级别最高的贪官，其至今仍未归案，而且下落成谜。

高严案留给时代的不仅是反腐教材。他的技术官僚背景折射出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漏洞，其推动的改革客观上激活了地方经济，但权力缺乏制约的扩张最终酿成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