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邓公有三个弟弟，他们分别是二弟邓先修（邓恳）、三弟邓先治（邓蜀平）和四弟邓先清。其中，三弟邓蜀平比邓公小九岁，1913年11月出生。
1919年，15岁的邓公离开家乡，先到重庆考入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后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之后投身革命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在兄长的影响下，邓蜀平也不甘于留在老家，决心要出去闯一闯。
然而，他的想法很快就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已经远走他乡，未来如何尚未可知，但家族的房屋财产需要有人来继承，所以邓父坚决不同意他出去。
但邓蜀平早已沉浸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思想中无法自拔，他哪里肯听父亲的话。于是，在一天夜里，早已坐卧不安的邓蜀平终于下定决心瞒着家人远走高飞，去追求自己的革命理想。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不辞而别，竟酿成了一场“悲剧”！
邓蜀平离开家乡后，他的父亲十分气愤。而原本他父亲的身体就不好，在受此刺激后，病情逐渐恶化，后不幸离世。
噩耗传来，邓蜀平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乡安葬父亲。父亲、生母和继母萧氏相继离世，两个哥哥又远在他乡，家中只剩下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已经成年的邓蜀平无疑成了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邓蜀平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深知自己是现在家中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丁，他必须把一家老幼的衣食温饱给承担起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相反，革命的火种仍在他心里埋藏着，等到合适的时机来临时，这颗火种必然会迸发出巨大地能量。
在抗战期间，邓蜀平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威望，曾担任过广安县的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邓蜀平为了实现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其心中随时都萌动着革故鼎新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推荐到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放出了“假和平”的烟雾弹，背地里却开始调兵遣将侵占我各解放区。然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之举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我军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自此，全国解放战争的整体局势便发生了逆转。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诸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至此宣告覆灭。
然而，就在邓蜀平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感到兴奋不已时，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亲属，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身份特殊的邓蜀平自然也未能幸免。为了躲避追捕，邓蜀平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躲藏，并改名为邓徐初。
事实上，这些年来，邓蜀平在老家发展得很不错，其家境也颇为殷实。而也正因如此，在解放后，他被划为了“地主”。
不过，他这个地主跟别的地主不一样，他一不放高利贷，二不剥削穷苦百姓，反而还处处为百姓着想，每当遇到荒年，他不仅给租佃户减免租息，还主动拿出粮食帮助他们度过荒年，在百姓中口碑极好，因此在后面的肃反运动中也就没有受到牵连。
1949年11月，渡江战役结束后不久，“刘邓大军”便奉命向大西南进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摧毁了盘踞在西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了黔、川、滇及西康四省。
尽管西南诸地均获解放，但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每天还是非常忙碌，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等，可谓日理万机。但尽管如此，他心中还是十分挂念阔别多年的三弟邓蜀平，于是便忙里偷闲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叫他来重庆见面。
很快，邓蜀平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大哥。
尽管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这些年来，兄弟俩的经历却完全不同，所以彼此感到陌生也在情理之中。
而让邓蜀平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才和大哥团聚，他竟要求自己立即返回老家，把全部家产交给农协。这些家产都是邓蜀平辛苦打拼出来的，现在竟然要全部交出去，若换作别人肯定想不通，但邓蜀平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回到协兴老家，把家产全部交给了农协。
而此时此刻，邓蜀平深刻意识到：一个全新的社会已经来临，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培养大批急需的干部，申请创建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即“西南革大”。这年5月，时年37岁的邓蜀平成为了该校最早一批的学员之一。
实际上，“西南革大”就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而且从培训到结业的时间很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包括邓蜀平在内的首批学员就从西南革大顺利毕业了。
按照计划，他们将被分配到大西南各个地方去，充实当地的干部队伍。邓蜀平原以为自己毕业后能留在重庆，留在大哥身边工作，结果邓小平却坚决不同意，说“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就这样，邓蜀平携妻子来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而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来到贵州工作后，邓蜀平表现很好，他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很快就当上了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的镇长。
他在这一岗位上了干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由于表现出色先后被提拔为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等职。
建国初期，各地的任务量非常繁重，财政管理工作尤为繁剧，而作为县财政局的局长，邓蜀平更是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了工作上，如资金的划拨使用、税收的征收管理等等，无一不经过他的手。再加上由于当时各级经济组织机构不健全，以至于粮食、供销、商业等所有关于经济方面的工作也全都由财政局办理，邓蜀平身兼多职，其工作量之繁剧不言而喻。
但即便如此，邓蜀平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把工作干得很好，因此他还曾连续两度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1960年5月，国务院决定撤销郎岱县，改建六枝市（县级）。这年12月，时年47岁的邓蜀平调任六枝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在这之后，六枝市先后改为六枝县、郎岱县，邓蜀平则一直担任着副县长的职务。
自从被分配到贵州工作以来，邓蜀平就很少与大哥见面，但邓公的、心里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这位弟弟。1962年，六枝两名干部到北京参加会议时，邓公还让妻子卓琳捎来一件皮大衣送给邓蜀平，由此可见邓公对弟弟的关心。
1965年11月，邓公、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六枝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视察。在此期间，兄弟俩曾短暂的见了一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兄弟俩见的最后一面。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邓公受到了冲击，不久后就失去了一切职务。在此情况下，他的亲人也自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即便是身处大西南的弟弟邓蜀平也未能幸免。
不久后，邓蜀平也被免去了职务，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反派们试图通过他收集材料，以达到陷害邓公之目的。
然而，尽管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但邓蜀平始终坚贞不屈、坚持真理，绝口不提任何关于兄长的事情。
他的“拒不配合”令造反派大为恼怒，当即便派人抄了他的家，拿走了许多照片和信件，并对他采取了各种威逼、胁迫等手段，试图迫使他就范！但邓蜀平最终还是没有屈服。
但长时间的批斗也让他身心俱疲。1967年3月16日凌晨，不堪受辱的邓蜀平毅然跳进了郎岱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年仅54岁。
邓蜀平去世后，造反派们仍不肯善罢罢休，不仅给他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还把他的妻子谢全碧从乡下叫了回来，继续对她进行批斗，可谓受尽了折磨。直到1978年9月，邓蜀平才得以平反昭雪。
时间来到1984年2月，邓公到成都过春节，期间，邓蜀平的妻子谢全碧见到邓小平时，忍不住伤心痛哭起来，并问他道：你三弟邓蜀平的事情，你管不管？
事实上，对于三弟的离世，邓公心里一直以来都不好受，但作为中央领导，他所要考虑的是全局，是所有遭到错误对待的老同志、老干部的平反问题，况且这一切都得按照组织程序办理，他又岂能为自己的弟弟单独开绿灯呢！所以，在面对弟妹的询问时，邓公十分平静地说了六个字：“相信贵州省委！”
很快，六枝特区党委便根据上级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邓蜀平一案进行专案调查。
经过专案组的不懈努力，该案很快水落石出，邓蜀平确实是被迫害致死的，当年的涉案人员最后也均受到了严肃处理。此外，六盘水市委、六枝特区党委还专程到成都抚慰邓蜀平的遗孀谢全碧。
在市和特区政府的关心下，邓蜀平的墓从原来郎岱县招待所侧面的尖山脚下迁到了六枝特区公墓。
1987年10月23日下午，市和特区的有关领导及干部群众三百余人参加了邓蜀平揭墓仪式。这天，遗孀谢全碧还专程从成都赶来致哀。至此，邓蜀平的人生终于得以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其墓碑上的称谓并不是“邓蜀平”，而是“邓肃初”，这是谢全碧的意思，但为何如此，至今仍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