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刀在飞机坦克已普遍应用的二战中，在中国战场上对垒的中日两军仍装备着.并且频繁发生刀对刀的白刃战--这大概是整个二战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日本方面说,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建立起了近现代化军队的日本,受武士道的影响根深蒂固,仍自视为古代武士的传人,佩带军刀仍然有一种睥睨众生的高贵感。1933年2月,荒川五郎,栗厚彦三郎等人在东京下议院向政府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建议案,获得一致通过。一个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重兵突袭我长城防线,在喜峰口遭中国第29军大刀队重创。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于1934年废弃了华而不实的“P”字形握柄的西洋式军刀,军官和士官的军刀一律改为日本传统的长把子“东洋刀”。

中国方面,由于抗战期间重型武器不足,基本武器为毛瑟步枪和手榴弹,且很多步枪都没有刺刀。为了应对白刃战,很多非中央系的军队普遍给士兵配备一把大刀,并将刀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进行训练。至于,为什么抗战期间白刃战如此频繁?则取决于两军主导兵器的现代化水平。战争中的基本规律是: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当时,中日军队的主导兵器都是非自动步枪,日本是“三八大盖",中国是“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都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打完5发子弹就要换弹夹。如此慢的射击节奏,发起冲锋后自然难以凭火力压制对方,靠近了就必须拔出军刀来干了。相反的例子是,在日本与苏联进行的诺门坎之战,及日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斗中,尽管日军一次次举着军刀挺着刺刀发起“白刃突击",却总是在距离对方阵地很远的地方成片的倒下因为波波沙跟加兰德根本不给日军提供表现东洋刀术的可能。

80年代在《武林》杂志中曾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当年西北军武术教头的后人,他讲述了当年宋哲元的29军在山西打造大刀、训练刀来的情景。据说,刀是用晋东南出产的镔铁打制,刀的形状脱胎于“前锐后斜”的束代手刀,借鉴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大刀的形制。刀术训练是依照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刀法,为了便于缺乏武术功底的青年士兵掌握,武术教头提炼出了最射战作用的一招“缠头裹脑”。操作要领是:遇敌时,右手单手握刀自然垂于身体制，当日军以刺刀突刺时,迅速以刀背在胸前磕开刺刀,顺势将刀从背后绕一周右上方,而后双手握刀照准对方尽力劈下,力道猛的可以将对方从左肩砍至右此招法将防御与进攻融为一体,不给对方招架之机,为绝杀之技,在战场上屡试爽。

国军大刀队

可以将中国大刀和日本刀做个比较:日本刀钢质好,锻造及淬火工艺制,刀身虽窄但强度很高,刀刃锋利,刀鞘及护手的造型和装饰精美;而中国大刀质一般,刀刃宽阔,分量较重,美观不足。中国大刀虽不完美却是因战而生,且钢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而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初也奈何不得,在砍劈时还能以自身重量来弥补锋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初的对战中并不吃亏。如果说中国大刀对日本军刀打个平手的话,那么在两军大规模白刃战中则占优势,因为大刀是刺刀的“克星”,大刀中国官兵人手一把,而本军刀仅军官和士官装备,大部分日军士兵都只是端着装有刺刀的步枪。

中国大刀是在长城抗战中闻名于世的。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8众，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11日,29军109旅越登禹旅长率董升堂、王长海两团夜袭喜峰口外的日军。当时日军正在 时被中国军队的宿营,未料到中国军队会主动出击，大刀砍杀数百鬼子其中包括一名炮兵大佐。经笔者仔细检索，查到此役中用大刀砍杀日军最多的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们是:士兵王元龙半小时内砍杀日军 12人;224团班长侯万山砍杀日军7人，阵亡后留下一对双胞胎遗孤,被军长宋哲元收养;副营长过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庙内的日军指挥所内，砍杀日军15人,缴获其兵力分布图一份;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也亲手操刀砍杀日军多人。此外,在4年后爆发的卢沟桥抗战中,29军37师一名19岁的山东籍士兵陈永,以大刀砍杀日军13人,并生擒1人。

中国大刀威震东瀛,当时日本报纸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事,更是感染了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并据此写了《大刀进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渐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

其实,在当时宣传大刀杀敌一事时,还是有意见分歧的。比如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竑将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中央军关麟征、刘戡部在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激烈得多,大家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黄将军后来对报界颇有微词,曾对《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吧?"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人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白刃战几乎贯穿了8年抗战的始终。在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115师最后是冲下桥沟用大刀和刺刀才解决战斗的;据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的回忆,在台儿庄血战中,“有一人手刃敌兵9人者，也有一人杀死5人者。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敌人一个半”;即便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白刃战。

弹指一挥间60年已过，大刀片和东洋刀殊路同归，都进了纪念馆或博物馆。前不久，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将珍存多年的一把29军大刀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此刀是当年在喜峰口开新闻发布会时宋哲元馈赠给《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在海外流落多年后,终于回到宋将军后人手中。而作为罪证的日本军刀,吸引着参观者好奇的目光,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被收缴的。

日本战败后，奉同盟国之命在各地参加投降仪式，被解除武装。日军在各地的最高指挥官向同盟国受降军

日军在各地的取官交出军刀,表示降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将自己的军刀交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则将其交给英军蒙巴顿元帅。这两把军刀作为胜利纪念品,如今分别被收藏在北京和伦敦的军事博物馆里。

冈村宁次的军刀还引出过一段波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11月8日,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手枪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他又加注,”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它赠送给美国MBA运动(1938年在美国组织的和平运动,总部设在瑞士)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然而,长谷川峻国会议员却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刻着我名字的军刀。这是中共虚假宣传之一例。”

事实上,主持受降任务的国民党何应钦上将,拿到冈村宁次的军刀后,专做了一个红木盒盛放军刀,盒盖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柄谨呈委员长蒋,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样,立即送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仓皇逃离南京时未及带走,此刀连盒为解放军所获。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何应钦,自然懂得冈村宁次军刀的意义,这样重要的战利品他怎敢送人,何况是外国人。

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十分重视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5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遭到中国拒绝,除此之外各条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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