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以后，陆续推行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以及士绅当差等新政，一举扭转了康熙晚年以来留下的诸多弊端。不过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只有摊丁入亩才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

可能有读者对摊丁入亩还不是十分了解，本期内容御史就来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顺治入关后，沿袭明代的赋税制度，定男16岁以上至60岁为丁，全国各省的人丁、田地分别载入官府档册。

田地有赋粮，人丁有差役，自古以来皆然。明万历时期张居正鉴于丁、赋弊端，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差役改为统一征银，此后一般都叫“田赋丁银”。

一条鞭法出台时，丁银的征收标准大致一个上丁征银一两，中丁征银七钱，下丁三钱。应该说这个标准不算太高，普通民众也都能接受。

明末社会动乱、天灾人祸，致使各省的人口锐减。这就造成额定的丁银难以如数征收，比如湖广湘潭县官府档册有丁7352人，崇祯十五年时却只剩下3234人，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人丁整体减少了一半。

国家的赋税实行的是定额制，田赋、丁税总额是雷打不动的，地方官府只能按照档册上的丁银加以征收，如此一来，现存人丁就要为逃走、死亡的人丁纳税，原本是1两的丁银，现在就得交2两甚至更多。

清入关后，社会更加动荡，连年战乱，各省州县“存者止十分之二”，而州县经费所需又不能缩减，于是就有了“以十分之用，而责之二分之民”。

相比较于明末，清初的人丁税更是高的离谱，有些县人丁只有一千几百人，但是却要交够额定七八千人的丁税，一下子就提高了六七倍。

正如史料中所记载的“每丁每岁有费至三两者，有费至四两者”，严重的还有“只身赤贫而岁纳七八两不止”。如果再加上官府吏役的盘剥，又要多交很多银子，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事实情况可能还有更加严峻，地方豪强和缙绅勾结官府，狼狈为奸，将自己应交的丁银，分摊给无权无势的小民，以致小民多纳丁银。

时人曾描述陕西、甘肃一带的丁银现状称，“田连阡陌而载丁者甚少，家无尺土而丁额倍多”。这种有田不纳丁银，而无田多纳丁银的社会现象，到了雍正时期已是十分紧迫了。

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山东巡抚黄炳特上了一道《为敬陈穷民苦累，请照按地摊丁，以苏积困事》密折，请行摊丁入地，这份奏折前半段指出了现存丁银制度的弊端：

“国家唯正之供，原有丁地两项，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也。唯查各州县中，往往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土而承办数丁者。念此无地穷民，其在丰稔之年，已难措办，设遇歉收之岁，势必卖男鬻女不止。”

“嗟此穷民，即或乞食，地方亦必闻拿追比，甚而逃亡流散，必至遗累亲友，此山东省之民所以易去其乡，而不顾也。臣既身任封疆，敢不念切民疾，力求善全之法，以俯仰皇上爱惠元之至意。”

一个多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密折，奏请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

雍正帝命户部商议，户部赞同两位巡抚的意见。接着雍正又让九卿、翰詹科道复议，经过多次争执和讨论最终形成意见，即：“将通省之丁银，摊入通省地粮之内。”雍正二年下旨，在直隶试行摊丁入地的办法。

雍正二年九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上折，奏请在山西实行摊丁入地，雍正下旨允行。此后，各省陆续实行摊丁入亩新政。

摊丁入亩，是古代中国封建赋税制度中的一大改革，是益民抑富利国的好政策。浙江《嘉兴府志》中说，摊丁入亩，其利有四：

“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烦再为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吏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摊丁入亩的实行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丁银负担比较公平，有田就有丁银，田多丁银多，田少丁银少，无田无丁银。无田之家，田少之家，丁银或多或少，改变了过去田连阡陌之乡绅不纳丁银的现状。

二是失去土地的无地贫民，可以不交丁银，官府对人丁的编审也就不太重视，因为对人口流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人为了谋生，可能就会到外地打工赚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

三是国家赋税得到了保证，丁银在国家税收中还是占了不小比例的，顺治朝时额定就有310多万两，康熙朝时有340多万两，尽管康熙晚年曾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是额定的丁税仍是每年要交的。

对于官府来说，摊丁入亩以前，得要天天派人到各处乡村催缴丁银，贫民因交不起丁银，也有不少逃跑的，官府费时费力，最后也未必都能如数征收。

摊丁入亩政策实行后，丁银已经与活人没有多少关系了，只要盯住固定的土地就行了，田地是死的搬不走，总得有人耕种。况且，有田的基本也都有能力交丁银，原本是一步死棋现在活了，摊丁入亩可谓是一石三鸟，利国利民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