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三月，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湖北局势陷入被动，咸丰帝震怒之下，对湖广的高层人事进行了重新的布局：以荆州将军官文接替杨霈为湖广总督，以湖北布政使胡林翼署湖北巡抚。

此次湖广高层的调动，是咸丰和满洲贵族的一次精心安排，其本质还是实行“以满制汉”的基本国策。官文本人能力一般，对军政事务也不在行，但是他对咸丰的用意十分清楚，坐镇湖广为的就是牵制曾、胡的湘军集团。

有了这层关系在里面，督抚之间势必就会出现矛盾，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十分紧张。

胡林翼的湖北巡抚当得不容易，当时太平军占领江汉上下，胡林翼空有巡抚之衔，在湖北大部被占的情况下，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实际上就和一个知府差不多。

更为关键的是，湖北境内的湘军已经拖欠了一年多的军饷，作为后勤大本营的湖南，不仅要供应本省军需，还得供应曾国藩部，胡林翼从湖南得到的军饷也十分有限。

此外，湖北的军政也不统一，督抚分地划防，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由胡林翼主持，而上游荆、宜、襄、郧诸郡兵事及饷事则归官文主持，“将吏各有所统”，彼此不和。

官文作为钦差大臣和湖广总督，对湖北的军需分配有着绝对的把控权，胡林翼能运作的空间极小。

但是这一切显然又都属于公务，胡林翼不能以此为由来参劾官文。官文自己也不争气，作为满族贵族，他本人用度也十分奢靡，史料中记载说是“官有门丁弄权纳贿，府中用财无度，不足则提用军饷。”

也就是说，本来该拨给胡林翼那部分的军饷，基本上都被官文用作私人开销了。这就让胡林翼十分气恼，他试图以此为由上奏朝廷，请求另用重臣督办湖北军政。

胡林翼弹劾官文之前，也私下与曾国藩、左宗棠等通气，但曾、左都认为要以大局为重，这让胡林翼颇有顾虑。

从咸丰五年至咸丰七年，两年时间中，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很紧张，据说官文曾三次登门拜访胡林翼，都被胡所拒。

让胡林翼更不满的是，运筹帷幄的是他，打仗拼命的是湘军将士，而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排在首位的却是官文。为了这一点，胡林翼又想上疏弹劾官文。

胡林翼把参劾的奏折都写好了，但他毕竟是翰林出身，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深知谨慎二字之重要，在正式上奏之前他还是询问了阎敬铭的意见。

阎敬铭此前在京师户部任职，因其有理财之长被胡林翼奏调到湖北总理钱粮，胡林翼对他的能力很欣赏，凡事也喜欢与他商量。

阎敬铭得知胡林翼要参劾官文，说了三个字：“公误矣”。阎敬铭作为局外人，其实对湖北的政局，以及官、胡之间的督抚矛盾，比当事人看得更加清楚。

他给胡林翼分析了参劾官文会带来了哪些后果？

湖北向来有九省通衢之说，是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重镇，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湖北也是国家屯兵之地，皇上怎么能不用亲信之人坐镇，又岂能轻易将湖广总督一职交于汉人？

阎敬铭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即便是朝廷把官文调走或革职，下一任总督，也肯定不会是湘军集团人物，更不可能是胡林翼。

清代各省督抚互参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总督参巡抚，巡抚参总督的案例十分少见。原因也很简单，巡抚参总督属于以下犯上，就是胜了也很难在官场立足；二是总督多为旗员，以汉参满就等同于向满洲权贵宣战，说到底也是向皇上宣战。

所以阎敬铭分析，胡林翼参倒官文的概率极低。

退一步说，如果咸丰帝鉴于湖北之形势，不得不降革官文，那么肯定还会派另一位满洲亲贵来主持湖北军政，谁又能保证新的总督就一定比官文强，如果比官文还不如，难不成又要参劾？

官文以钦差大臣督办湖广军务，手里握有兵权而且还是旗人，为朝廷所倚重。但是谁都知道，官文并无大才，湖北如何用兵，其实还是胡林翼说了算，官文对调兵遣将一事基本不管不问。

况且有官文领衔上奏朝廷，很多事就容易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用阎敬铭的话说就是“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请”。胡林翼现在是看不惯官文用度奢靡，贪图军功，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

就因这些小事就弹劾官文显然是得不偿失，阎敬铭不但建议胡林翼不要参劾官文，反而还要将他高高供起来。官文不是喜欢奢靡吗，不用担心，阎敬铭负责军饷钱粮，他保证额外给官文每年筹集十万两，供他挥霍。至于军功，只要每次打了胜仗，就将官文列为首功。

听了阎敬铭一番话，胡林翼豁然开朗，此后他与官文的关系也得以改善，从咸丰七年一直到咸丰十一年去世，官文对湖北军政不管不问，当起了甩手掌柜。

后来曾国荃当了湖北巡抚，就没有胡林翼那般心胸，虽然在他的参劾下，官文被调离湖广，但是因此而引起的满汉之争，让曾氏兄弟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