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个问题。

公元前221年，站在六国尸体上的秦始皇认为自己可以回答那个中国历史上的难题了：

春秋战国数百年，各国征伐不断，周天子这个分权制下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无力阻止，而采用集权制的秦帝国却能由弱到强，最终将六国逐一攻灭并建立一个真正由皇帝完全掌控的大帝国，由于天下皆为一国，所以也不会再有战争（至少秦始皇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时间定格在这一刻，那么关于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也便有了答案：集权好于分权。

但时间的车辙永不停歇，所谓一劳永逸只存在于人们的美好幻想中，历史似乎很会跟人开玩笑：完成大统一，大集权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嬴氏子孙被杀个精光。

分权的周王朝至少名义上享国祚八百年，而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但秦末战乱的烈度却还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战之上，集权，似乎也没比分权好到哪去。

历史不会给任何一个问题标准答案，但很多时候，历史本身就是答案，秦亡后，楚汉相争，刘邦以原秦国的基本盘（川蜀+关中），联合其他诸侯，一举击败的天下无敌的项羽建立大汉王朝。

击败项羽后，刘邦选择称帝，但不同于秦始皇彻底废除帝国内的一切诸侯王，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后保留了不少有实权的诸侯王，简单说，集权为主，分权为辅。

大汉帝国享国祚400年，虽然西汉与东汉事实上是两个朝代，但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都明显好于二世而亡的秦帝国。

如此看来，集权还是有必要的，没有集权汉武帝不可能有能力集全国之力打击匈奴，但集权不能太过，无论是高度集权的秦代，还是在有汉一朝将权力集中到极限的汉武帝后期，都是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

因为能够较好地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大汉王朝迎来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高峰，即便到了今天，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也以汉自居。

但是，在集权与分权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一切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难如登天。

大汉帝国的集权分权游戏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控。

汉帝国前半段的主旋律是集权，将汉高祖刘邦分出去的权力再收回来，这一过程从高祖刘邦时期就开始了。

汉高祖刘邦大肆诛杀异姓王，收回了“老刘家”以外的大部分权力。

汉景帝时期以《削藩策》收回刘姓诸侯王手中的土地和权力，虽然这造成了刘姓诸侯王的剧烈反弹，并导致了七国之乱，但在叛乱被平定后，汉景帝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至汉武帝刘彻时期，各地诸侯王已经再难有与汉廷中央对抗的实力，汉武帝再最后祭出大杀招：推恩令。

推恩令一出，诸侯王实力再次被削弱，地方势力再难与皇权抗衡。

在收缴了地方军权和人事权后，汉武帝还要从民间收回财富以维持长期的战争，从高祖到景帝一直坚持的低税赋国策被改变，汉武帝不断以各种名目加税，从民间汲取财富。

武帝一朝，汉帝国的权力集中到极限，汉武帝可以集中全国所有力量去攻打匈奴，可以让卫青和霍去病各自带领5万骑兵远赴漠北与匈奴决战，但完成彻底集权的汉武帝很快就面临了与秦帝国一样的困境，整个国家处于高压之下，随时有崩溃的可能。

汉武帝比秦始皇和秦二世聪明得多，在帝国行将崩溃之际及时转身，适当放权以避免国家崩溃，汉武帝此举让汉帝国避免了秦帝国速亡的命运，但却也开启了另一个周期。

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如月亮的圆缺一般，集权达到顶点，就是分权的开始，这是客观规律，非人力所能改变，区别仅仅是聪明一些的汉武帝能主动放权，让这个分权的过程平缓，愚蠢的秦二世隋炀帝绝不放权，最终在王朝灭亡脑袋搬家后被动放权。

总之，当集权达到顶点后，分权便会成为时代的主题。

分权的根源在土地，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古代，拥有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讲就相当于拥有了权力，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大量流民依附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这些豪强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土皇帝，一个帝国内土皇帝越多，真皇帝的权力就越小，所以地方豪强遍地的西汉帝国，皇帝的实际权力已经被分得七七八八。

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后，刘秀与地方世家大族联合建立东汉王朝，但世家大族的超然地位注定了东汉王朝仍会被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分权。

这种分权不断强化，最终演变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

自东汉末年开始的400余年时间里，分裂一直是时代的主题。

完成短暂统一的西晋在集权与分权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很不好，一上来就搞了个“王与马共天下”，皇权被世家大族权力大幅削弱。

司马师剧照

如果从晋武帝司马炎灭东吴算起，西晋王朝也仅仅享国祚37年，看来不仅仅是集权集得太狠容易导致快速亡国，分权分得太狠也是会亡国的。

西晋亡国后，中华大地再次开启了以南北对峙为主的大分裂时代。

南北对峙过程中，南方政权中世家大族的能量依旧巨大，而在北方政权，世家大族的虽然也拥有巨大能量，但并不如南方政权那般手眼通天，最终，以集权为主的北方政权击败了以分权为主的南方政权，天下再次归于一统。

统一后的隋炀帝再次犯了与秦始皇一样的错误，在已经完成高度集权的情况下试图继续集权，最终的结果是隋帝国步了秦帝国后尘，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有集权的冲动，隋炀帝的愚蠢之处在于其集权过程已经动了自己的基本盘，但即便如此他还要激进集权。

隋帝国的基本盘是什么呢？是关中地区，隋炀帝太着急以南方制衡关中，而在这个制衡的过程中又搞得民不聊生，于是关中贵族及时抛弃了隋帝国杨家，相反，同为关陇贵族的李渊则很会来事，迅速取代杨家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新代言人，大唐王朝就此建立。

关陇集团本就以军事为主，所以大唐帝国刚一建立就武德充沛，再加上李家刚一开国就出了个李世民这样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唐帝国甚至不用太久的休养生息，就能远赴阴山，将草原霸主突厥干掉。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武力强当然比武力弱要好，但是武力太强，或者说武力的巅峰出现的太早，也是要出事的。

唐前期，武力实在太强，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唐在建立之初就打下了广阔的疆域，广阔的疆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绵长的边疆地带需要防御，这是第一个问题。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老丈人对丁伟说：如果一个地区崛起一个军事强国，其周边国家也不得不像军事立国的方式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大唐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强国，而大唐周边，那些实力弱的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在大唐如此强力的军事威力下仍能生存的，自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突厥、吐蕃、契丹、回鹘，即便实力不如全盛时期的大唐，但也个个骁勇善战。

边疆绵长，对手又很强，这是唐帝国在建立之初高歌猛进的开疆拓土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后来唐帝国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在为应付这两个问题。

首先，唐帝国面临比以往朝代都多的边疆用兵问题，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这些问题不可能都报到大唐中央朝廷由皇帝一一定夺，所以皇帝不得不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最初，掌管地方军事事务的节度使还只有权调兵，但是随着边疆战事的需要，节度使往往兼任转运使、处置使等职务，募兵权，财政权和部分人事任免权，都落入节度使一人之手。

无论节度使是否忠于大唐朝廷，同时将这些权力攥在手里的节度使已经具备了割据的能力。

唐帝国的统治者同样知道权力下放会为地方势力割据提供土壤，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以胡人制衡地方豪强，唐帝国不仅军事实力强大，经济、文化、社会文明程度同样在当时的诸国中也是首屈一指，这样一来，就会有大量胡人愿意来到大唐谋一个前程。

唐玄宗李隆基的想法很不错：胡人在地方上没有根基，相对好控制，让他们去当节度使正好可以制衡地方上有地有钱有影响力的地方豪强。

但李隆基没想到的是，大唐朝堂之上的胡人多了之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且这个利益集团之间也很容易失衡。

胡人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当时全国军镇也仅有十个，唐廷兵马的三分之一已经掌握在安禄山手中。

且唐帝国的军事制度是为了边患而设立，所以外强而内弱，边疆军镇拥兵50余万，而中央军仅有不足10万，且边疆军都是常年刀口舔血打出来的百战老兵，与养尊处优的中央军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这样一来。

所有的这一切导致安史叛军杀来，唐廷根本无力抵抗，只能从各地藩镇调兵平叛，但各地藩镇事实上也有具有割据实力的土皇帝，区别仅仅是这些土皇帝暂时没有动自立为王的念头而已。

安史之乱后的接近一百年，各地藩镇割据，唐帝国事实上被强制分权，至于之后的半个世纪，连这种事实上的分权割据也难以维持，各地军阀杀个人头滚滚，待到赵匡胤黄袍加身才勉强维持住局面，但此时中华帝国的气质也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唐帝国后期的藩镇割据和之后的出现的五代十国大混战，让中华帝国的统治者重新开始思考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

集权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总比分权杀得人头滚滚要好上一些。

从此以后，中华帝国的气质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开始趋于极端保守。

宋辽澶渊之盟

宋朝在地方上将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分开，军事上，将募兵、统兵、调兵权力分开，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宋朝统治者不知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吗？不知道这种死板的军事部署会对战争胜负造成不利影响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在宋朝统治者眼里，战场上吃一点亏总好过军头崛起，藩镇割据。

宋同样看到了唐因疆域太大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所以在开疆拓土这个问题上，宋帝国并不如何上心，领土小一些也有好处，毕竟好控制。

由于唐帝国实在太强大，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集中在传统中原地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从大唐文化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更重要的是这些少数民族在大唐的“锻炼”下各个武德充沛，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宋帝国要以最小的疆域，最保守的军事制度去对抗最强的外部对手，所以宋帝国屡屡打败仗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在宋帝国的统治者眼里并不是太大问题，只要内部不出现军阀割据，一切都还好说。

拥有这样认知的宋帝国统治者，其两个皇帝被抓到苦寒之地坐井观天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但即便整个皇族被几乎团灭，幸存下来的康王赵构（后来宋高宗）依旧秉持着无论如何绝不能让武官做大的思想，岳飞北伐时，赵构即便勒紧裤腰带也要保证岳家军的军饷得由朝廷出，赵构即便在生死存亡之际也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这支军队姓赵，而不姓岳。

在军队方面，宋朝统治者要的是绝对控制，不能有半点含糊，所以赵构集团在南方站稳脚跟之后，对于北伐这件事是没有多大动力的，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在江南建立的统治是稳定的，相比之下，如果任由武将纵横驰骋去收复大片北方失地，局面反而可能会变得不好控制，北方失地在宋廷南迁时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了宋王朝控制，这新收复的地方会不会割据？会不会出现不听号令，甚至威胁南宋在江南统治的土皇帝？甚至如果东京汴梁被收复，那里再出现一个皇帝，到底谁才是大宋的正统皇帝？在宋高宗赵构眼里，这一切都是问题。

既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就索性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杀掉岳飞，放弃北方领土，这样赵构才能睡个安稳觉。

唐帝国之后，中华帝国的整体气质转为保守，这种保守一直持续到宋朝被蒙元彻底灭国，之后虽然改朝换代，这种保守的倾向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在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上大多选择高度集权，从此以后，地方上能够威胁中央统治势力基本绝迹。

但在中央收缴了绝大多数地方权力后，还有一个新问题需要解决：中央权力如何分配？

宋帝国虽然把地方权力限制的死死的，但是在中央层面上却实行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也就是说，宋在中央权力层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分权的，宋代丞相权力很大，皇权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宋朝以自己的方式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再次给出答案：中央必须收缴地方的权力，但中央层面上，可以有适度分权。

但宋朝常年被辽金蒙所压制，所以在后来的明朝统治者眼中，宋朝那一套也不是太行。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害怕权臣做大，所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当初的那一群老伙计大部干掉，还废除了丞相一职务。

这样一来，明朝统治者将集权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

权力是集中了，但是皇帝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都亲自定夺，所以谁来为皇帝干活是个新问题。

由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经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集团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

士大夫组成的官僚体系有一个巨大的好处，由于权力不能世袭，他们形成地方豪强对抗中央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明朝建立后，权力格局基本可以概括为这样的：

一切权力归皇帝，士大夫集团可以在帮助皇帝治理的过程中获得皇权手指缝里掉下来的权力，但即便这一点点也足够士大夫们获得荣华富贵的了。

想要荣华富贵就得考功名，考上科举当了官，钱、土地一类的东西自然就来了，这套体系下，考上功名意味着一步登天，诱惑如此之大，自然会有人为之疯狂，所以范进发疯一点也不奇怪。

但明朝这套体系也很拧巴，士大夫集团希望从明朝皇帝手中获得真正的权力和地位，而明朝皇帝则只想让他们代管部分权力，双方开始长期的博弈，士大夫集团并没有多少实权，只能一边那些仁义道德作为武器绑架皇帝，一方面趁着自己有权力疯狂敛财。

且士大夫集团之间也有巨大分歧，毕竟皇帝下放的权力本就只有那么一点点，一个士大夫集团多占了一些，其他集团能占的也就少了，所以明末党争进入白热化。

党争的白热化大幅拉低了国家效率，让东北的后金政权和遍地的流寇总是剿灭不完，最后明帝国土崩瓦解，满清完成了由边陲小邦稳定天下的壮举。

由于满清是少数民族政权，其自建立之初就存在政权合法性问题，为了坐稳天下，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定的分权战略。

首先，满清统治者内部分权，满洲军事贵族是有不小的实权的，其次，为了获得汉人的支持，满清统治者真真正正分给汉人军头很大的一部分权力，吴三桂等人不仅仅是封王爵，他们在封地上权力是巨大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土皇帝。

清帝国在顺治和康熙朝早期，将八旗贵族和汉人贵族手中的权力全部收回，满清皇帝开始大权独揽。

满清皇帝来自关外也有一个好处，关外八旗贵族是满清皇帝自带的一个班底，这个班底除了满洲的皇帝可以依靠外再无其他生存之道，所以他们对满清皇帝无疑是死心塌地的，清朝官员自称“奴才”，而非“臣”，这并非只是关外文化使然，这些满洲贵族，他们确实确实本身没有一点权力，只有通过当“奴才”才能从皇帝那里分到一点可怜的权力。

自带八旗集团这个班底的满清皇帝便有了能力去制衡中原汉人士大夫集团，所以雍正敢于去动士大夫集团的核心利益，敢于摊丁入亩，敢于官绅一体纳粮。

士大夫集团毫无反抗之力，只能接受，从这个角度上讲，士大夫集团的地位甚至比八旗集团，这种皇帝家奴还差上一些，所以清廷官员才有希望自称“奴才”，而非“臣”的奇怪爱好，毕竟，中国古代帝国发展到大清，集权已经达到了极限，所有权力尽数归于皇帝一人，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少权力和资源完全取决于与皇帝的距离，“奴才”比“臣”离皇帝近，获得的资源多，那么世上一定会充满许多想当奴才的，和想当奴才而不得的人。

满清时期，集权已经达到极限，由于有部分八旗贵族占据名额，汉人子弟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难度实际上是加大了的，但是没办法，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这只剩下的唯一出路让千万人皓首穷经，学疯学傻，只为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出头的机会，但还是那句话，在当时那种权力逻辑下，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孔乙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学会了自我感动，以长衫标榜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在现在看显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确十分符合常理。

中国古代帝国的集权与分权游戏，在这一刻事实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一个所有人都皓首穷经的时代，不可能有人醉心于科举不考的科学技术，一个利出一孔的时代，社会不可能迸发出太强的活力。

中国古代帝国在能够较好地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唐朝手中达到巅峰，而这种巅峰在安史之乱的刀关剑影中戛然而止，中国古代帝国模式，也从那一刻起走上了漫长的下行周期，虽然也有能人会登上历史舞台大展拳脚，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帝国制度下的权力格局开始走向失衡的大背景，明清两朝虽然也创造了不错的辉煌，但从长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些也不过隋唐帝国衰落后的狗尾续貂罢了。

事实上，清帝国的统治者在帝国的最后阶段也不得不开启了分权之路，从这点上看，他们就比宁可亡国也绝不分权的明朝统治者要聪明一些，凭借着这份聪明，清帝国的统治者在王朝被推翻后依旧得了善终。

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岳飞惨死、范进发疯，孔乙己脱不掉长衫，都是中国古代权力体系走向失衡的结果，这是历史大趋势，非人力所能改变。

历史的大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绝非一两个能人画上一段时间就能改变的，历史的车轮碾过个人的过程甚至不会发生一点声响。

只有时代的孔乙己，没有孔乙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