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平西王吴三桂以“兴明反清”为旗号，联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公然起兵对抗清廷，这场重大历史事件，史称“三藩之乱” 。
三藩之乱历经八载，此役对清廷财政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甚至一度使爱新觉罗氏统治的江山社稷面临易主之危。在此背景下，两个关键问题亟待深入探究：其一，顺治皇帝在当年究竟出于何种考量而做出分封三藩这一决策；其二，在分封过程中，为何选择异姓王，而非宗室王公来承担这一政治安排。
针对此问题，实则可清晰作答。顺治皇帝当年实施的分藩举措，在彼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并非决策失误。其决策乃是基于当时复杂形势的无奈之举，亦是综合考量各方因素后的抉择。
首先，深入探究三王封藩这一历史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
吴三桂、尚可喜与耿仲明三位藩王，于明末之际归附清廷。清军入关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对农民起义的残酷剿抚行动，同时在覆灭南明政权的过程中，亦发挥了关键作用，凭借卓著功勋，在清朝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顺治朝晚期，清廷已实现对中原区域的全面掌控，全国大一统格局初步奠定。不过，彼时广东、福建及云贵等地区的形势仍错综复杂。顺治十一年二月，广东宣告平定后，顺治帝旋即颁布诏令，饬令尚可喜驻镇广东，同时命耿继茂镇守广西。
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尚可喜与耿继茂尚未获封藩地，而是分别镇守广东与广西地区。同时，谕旨中明确阐述：“凡遇兵机事务，无论是策应之需，抑或驰剿之务，皆需会同经略、总督、巡抚、总兵等各级官员，齐心协力、审慎商酌。”此外，针对民政与财政等相关事宜，亦做出规定：“官员考评、民间事务、诉讼处理以及钱粮管理等，仍应由地方官员各自依据职责范畴妥善料理。”
由此可见，在该历史阶段，清廷并未向尚可喜与耿继茂授予全面的权力。其主要目的旨在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并致力于推动地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尽管此二位藩王拥有军事统领权，然而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却并无干涉之权。
自顺治八年迄顺治十六年，平西王吴三桂于军事行动上颇为频繁。其首率军队进击四川境内张献忠之残余势力，在成功戡定四川后，旋即挥师南指，对云贵地区展开征伐，目标直指南明永历政权。
滇黔之地，位处西南边陲，为众多少数民族聚居之所。彼时，当地土司与大西农民军协同作战，在将领李定国的统率下，数度成功抵御清军进攻，并屡获战功。不仅如此，李定国还频繁主动出击，挥师北上。
云贵地区长期未能收复，使得与之毗邻的广西亦受其影响。在此情形下，清廷最初计划命耿继茂镇守广西，然而该意图因局势所限，一时之间难以达成。随后，耿继茂奉朝廷旨意率军移驻广东，从而形成了两藩共同镇守的格局。
顺治十六年，清军成功攻取云南。彼时，身为经略大臣的洪承畴呈上奏疏，其中提及：云南地势险要，地域广袤，其地理环境之复杂与战略地位之独特，远非内陆地区所能比拟。基于此，洪承畴建言朝廷，应从三位藩王之中挑选一位，委以镇守云南之重任。
经由议政王会议审慎研讨，形成初步决议：令平西王镇守云南，平南王戍守广东，靖南王屯驻四川。此即为清初三藩相关的首次决策定论。
然而，顺治帝在决策时始终犹豫不决。从战略布局考量，他认为于四川设置驻藩之举，或缺乏必要性；相较之下，福建地区局势复杂，实需一位能力出众、可堪大任者坐镇。
在特定历史时期，郑成功于福建、浙江区域毅然举起反清义帜。顺治十六年六月，郑成功策划并实施大规模北伐行动，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与战略布局，成功攻克长江关键要隘镇江，进而挥师进逼，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其前期军事推进态势颇为顺遂。
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冲击下，清廷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与恐慌之中。彼时，顺治帝情绪激昂，怒而挥刀砍向御座，并决然宣称要亲自率军出征。然而，在索尼、鳌拜等一众大臣从政治局势、军事风险等多方面审慎权衡后，极力加以劝阻，顺治帝最终才放弃了这一御驾亲征的决定。
翌年，顺治帝颁诏，敕令靖南王耿继茂统率军旅奔赴福建增援。至此，三藩之封疆格局尘埃落定：吴三桂获封藩于云南，尚可喜受封藩镇广东，耿继茂则领封藩驻福建。
顺治帝在执政期间，为何摒弃任用宗室王公这一举措？
自历史伊始，封建王朝统治者于分封异姓王一事向来极为审慎。盖因异姓王若获封就藩，极有可能对王朝统治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事实上，历史已为这一论断提供诸多深刻教训。
此等浅显易懂之理，后世之人皆可洞悉，身为当事者的顺治皇帝，更无不知之理。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彼时面临着人才匮乏、无人堪用的困境。
对清朝历史有深入了解的研习者皆知，于顺治帝初登皇位之际，多尔衮实则掌控着朝廷大权。彼时，叔侄二人矛盾暗潮涌动。直至顺治七年，多尔衮溘然长逝，顺治帝得以亲理朝政，旋即对多尔衮展开全面清算，诸多骁勇善战的宗室王公亦受牵连，遭致惩处。
再者，开国时期受封的诸位藩王，大多年事已高，体能衰退，已无法驰骋疆场、征战杀敌。自王朝定都中原后，后续成长起来的宗室子弟，凭借其特殊身份，手握重权，声势烜赫，财富积聚，沉浸于无尽的富贵奢靡生活之中。
处于如此优渥的环境，这些出身显赫的贵族子弟，既无意于精研骑射技艺，亦无心勤修诗书经史。于军事行动中，更难见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之身影。总体而言，他们大多呈现出因循守旧、碌碌无为的特质。
随后爆发的三藩之乱，成为有力例证。彼时，宗室王公之中，军事才能出众者寥寥无几。在此情形下，康熙帝不得不启用汉军绿营这一军事力量。经一系列战略部署与作战行动，最终成功将叛乱平定。
从宗室王公人才匮乏这一视角来看，仅为其中一个层面。另一方面，吴三桂等三王在国家统一进程的战事中，功勋卓著。他们成功攻克西南地区的抗清坚固据点，凭借此等功绩，顺治帝基于论功行赏的原则，萌生出对其予以嘉奖的考量。
需明确的是，在清廷正式实施封藩举措之前，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此三王，已然切实承担起拱卫国家边疆之重任。基于此局势，顺治帝顺势而为，以封藩之策，施予三王厚待，此举动实则蕴含着一定的政治考量与策略权衡。
顺治帝彼时因年少，于政治领域尚显稚嫩。他未能预见到三藩王日后会发动叛乱。与之不同，康熙帝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战略眼光，在成功平定三藩之乱后，进行深刻反思，基于对政治局势的审慎考量，决定不再册封异姓王，以避免重蹈覆辙，巩固清朝统治根基。
自清朝中期以降，异姓王这一封建封爵现象于政治舞台上全然销声匿迹。即便朝廷偶发恩旨，亦仅限于对已故者追封。毋庸置疑，“三藩之乱”对清代统治阶层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极为深远，其影响在后续的封爵政策中得以显著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