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总督作为统摄一方的重要官员，执掌一省乃至数省的军政要务，所涉辖区广袤，权力颇为显要。若朝廷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此官职便宛如唐代节度使一般，极有可能引发地方势力坐大，致使中央难以掌控的局面。
在政治制衡艺术的运用上，清代帝王展现出卓越的权谋之术。无论是宗室王公群体，抑或是京城内各司其职的部院机构，乃至地方执掌军政大权的督抚提镇等官员，均全方位处于皇权的严密掌控之下。皇权犹如一张庞大且细密的网络，将各方政治势力尽收其中，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固与政令的高效推行。
在清代的政治架构中，诸帝为限制总督权力，采取了诸多深思熟虑的举措。一方面，借助文官体系内巡抚的设置，对总督权力加以分化；另一方面，通过八旗驻防将军对总督实施监察。其中，八旗驻防将军在皇帝对总督的制衡体系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堪称皇帝节制总督的关键要素。
然而，总督与将军在权力架构中形成了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并未呈现出某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这种均衡状态的存在，切实达成了相互监督与制衡之目标。
在官阶品级等同的情境下，驻防将军与总督在权力范畴及地位层级方面，究竟孰高孰低？对此，御史以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为典型案例，从下述几个维度，深入剖析此议题。
【先来说品级】
在清代行政地理范畴内，“两江”原指江南省与江西省。于康熙朝初期，江南省析置为江苏、安徽两省。自此，两江总督的辖境涵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在清代九大总督的辖区布局中，两江总督所辖省份数量居首，且该区域堪称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之地。
在历史认知中，传统观点常将直隶总督奉为疆臣之冠。然而，经深入研究发现，于诸多历史阶段，两江总督的地位实则凌驾于直隶总督之上。总体而言，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在清代地方督抚体系里，同处关键的首要层级，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总督初始品级设定为正二品。于雍正朝之前，依据定制，各省总督皆会加授侍郎衔以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提及的“侍郎”，并非专指兵部侍郎，而是涵盖了多个部门的侍郎职位。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当出现特殊需求时，皇帝会赐予个别具备深厚资历与崇高威望的总督以兵部尚书的头衔。例如，清朝康熙年间的重臣于成龙，其于江都任职期间，便获此殊荣。
在雍正帝即位之前，于清朝官制体系中，各部尚书的品秩规定为正二品。此背景下，即便总督获加尚书衔，其实际品级依旧未得擢升，仍处于二品范畴。
江南地区的八旗驻防制度，肇始于清顺治二年十一月。彼时，豫亲王多铎率军攻克南京，随即，朝廷从满、蒙八旗中选派两千将士，驻防于明皇城周边区域。此支驻防军队最初命名为“江南江宁左翼四旗”，并委派镇国公予以统辖。
在此后未久，于江宁地区负责驻防事务的八旗最高官职称谓发生变更，一度改称“江宁总管”。至顺治十七年时，该官职正式确立命名为“江宁将军”，其官秩等级设定为正一品。
在清朝的职官体系中，江宁将军位列武职的最高品级，其地位显著凌驾于两江总督之上。尤其是在清初时期，出任江宁将军这一要职者，多为宗室王公及开国功勋显贵。从政治层面考量，他们所具备的地位优势，相较两江总督更为突出。
雍正年间，对官制进行重新厘定。在此过程中，尚书的品级由初始的正二品擢升至从一品。与此同时，雍正帝颁下谕旨，规定两江总督依例加授兵部尚书衔。经此举措，两江总督得以步入从一品官员之列，与江宁将军在品级上的差距渐趋缩小。
乾隆三十三年，基于对各省驻防将领军事权力架构的综合考量，乾隆帝颁谕，将该类将领品级降格为从一品，使之与兼任兵部尚书之总督处于同一品秩。自此，自乾隆朝中期以降，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在官品等级上实现等同。
【再来说实权】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二者一属文职，一归武职，各自所司之职有显著差异。自“三藩之乱”戡定后，天下渐趋承平，国内局势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各省驻防将军的职能重要性相较于战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降低态势。
从法律规制的维度审视，江宁将军之职权范畴明确限定于驻防八旗军队的统辖。因安徽与江西地区并未设置八旗驻防机构，故而，江宁将军实际能够掌控的，仅为江宁与镇江两地的八旗兵。此二者兵力总计约六千人。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江宁将军的职权范畴相对明确，其主要掌管驻防八旗相关事务，对于地方民政事务，并无干涉之权。于和平时期，朝廷将江宁将军部署于地方，此举深层次目的在于对地方绿营军队以及江南地区的士人、民众实施监督。
两江总督之职责范畴极为广泛，涵盖军事指挥、民政管理、文化建设以及教育督导等诸多领域，于两江地区的苏、皖、赣三省，其地位至高无上，堪称统摄全局之首要官员。
仅从麾下军队的角度审视，江宁将军并不具备优势。据《大清会典》所载，两江三省的绿营兵规模在全国位居次席，兵力约六万人。
然而，安徽与江西地区的绿营建制规模相对较小，二者合之，兵力约两万之数。相较之下，绿营兵力的主要部分集中于江苏。从制度层面而言，总督虽在名义上拥有节制绿营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直接调遣绿营军队。在实际军事调配中，总督能够随时调用的军队，被称作“督标”。
在全国诸总督所辖督标体系中，两江总督的督标“营数”配置处于最低水平，仅设中、左二营。然而，需明确的是，两江总督之标营，实则采用了高规格配置模式。尽管营数有限，但各营兵力充沛，每营兵员规模达两千余人。
除督标之外，于江督直接统辖之下，尚有江宁城受营、扬州营、盐捕营、奇兵营、浦口营、溧阳营、青山营及瓜州营。此诸营兵力总计逾万。
由此可见，两江总督可直接调遣的绿营兵数量多达一万四千余人，相较江宁将军统辖的兵力，超出两倍有余。然而，关于绿营的实际战斗效能，因缺乏确凿依据，难以作出确切评判。
从实际权力维度审视，两江总督与江宁将军在权力范畴内呈现出显著差异，两江总督的实权远超江宁将军，二者实难相提并论。
【最后是仕途前程】
在清代八旗制度体系下，文官与武官的界限呈现出模糊状态，此情形与汉族官员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依据当时既定规制，汉族官员一般难以实现文官与武官之间的转任，然而，对于八旗旗人而言，这种转任却属常见现象。
以江宁将军为例，其虽属武职序列，却不乏调任他职之可能性。理论上，江宁将军可转任各省总督，甚或入京，于部院充任大臣，乃至擢升至大学士之位。然而，就实际任职轨迹而言，江宁将军更多局限于武职体系内流动，其中，由各省驻防将军调任各旗都统之情形，在历史上较为普遍。
从官员仕途晋升路径及职位层级来看，江宁将军在仕途前景方面，相较两江总督存在差距。两江总督于职务变迁时，晋升方向多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重要中枢职位；退一步讲，亦能出任各部尚书。
在崇文抑武的宏观背景下，将军与都统于政治权力格局中，实难与大学士、军机大臣相颉颃。即便手握一定实权的尚书，在权力影响力层面，相较后者亦或稍逊一筹。
晚清以降，各省总督之权柄渐次扩张，与此同时，八旗军队日趋腐朽。在此情形下，驻防将军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次要角色。当汉人政治集团中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要员出任总督之时，驻防将军已然彻底沦为附庸，在朝廷政务决策过程中，其话语权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