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军事接管

1948年秋，我奉命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调回军委三局。先到通信总台 当报务员，没几天就分配到局部业务办公室工作。那时，毛主席、党中央 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军委各机关分散住在滹沱河沿岸的一些 村庄，军委三局机关先住通家口村，后来与通信总台搬到郜家庄村，距离 西柏坡约七八里路。

战争年代，领导机关人员精干。军委三局从延安迁到晋西北，再迁河 北平山，几次转移，机构更加简化，不到三十位工作人员，大体分两部 分：

一部分管理器材物资、后勤财会等事项，人员各有分工，没有什么处 科的名义；

另一部分主管通信业务，包括对外联络等，名称为业务办公 室，三四个工作人员，办公住宿都在一间房子。

我到业务办公室是新手， 除了接听电话，日常联系外，平时还要编制电台通信用的呼号、波长等业 务文件，掌管与编制通信部门的专用密码(简称台密)。事情很具体，实 践中学到不少新的知识。

那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2月30日， 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文章，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 我们学习之后很受鼓舞。

古都北平通过秘密谈判，即将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大事。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牵头，各部门抽调一批得力 干部，组成打前站的班子，赶到北平郊区，一面准备军事接管，一面为党 中央机关顺利进入北平作好各项准备。

军委三局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长 率领一批业务骨干提前走了，办公室的绳吉伦、顾兴德、梁茂成等，皆随 局领导出发，只剩我一个新手看家。

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从三月份起，毛主席率领党中央机关陆 续开进北平。

三月下旬，军委三局(包括通信总台)最后一批人员，分乘 两辆卡车，由刘寅副局长领队，我做具体组织工作，从平山县郜家庄村出 发去北平。沿途只见中央机关向北开进的车队连绵不断，而第四野战军从 北向南去解放祖国各地的车队，数量更多，装备更好，战士们兴高采烈， 车上红旗飘舞。

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车队，我们知道他们 是南下开创新胜利的车队，双方相遇，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高喊口号， 他们高呼“向党中央致敬!”“向毛主席致敬!”;

我们高呼“向东北野战 军致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互相表达敬意。

车队很长，口号 连绵，喜迎胜利的场景，令人鼓舞，至今难忘。

因为路况不佳，车辆又多，我们在保定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从 广安门进入北平，再经宣武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西长安街三号大 院。提前进城的同志们做好了接待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几十个大人小 孩，男男女女，挤在一间大会议室的地面上睡觉。第二天，多数同志到西 郊八大处通信总台，我与少数同志留在西长安街三号参加军管工作，接着 就在王诤局长身边担任秘书。

从西柏坡进北京，虽然也是一次平常的行军转移，但是意义不同，它 是我党我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夺取政权到建设政权伟大转折的开始，古 老衰落的中华大地，由此谱写新的历史。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能够 亲临这种机遇，自然感到幸运，感到光荣。

1949年年初，人民军队从前门大街开进北京时受到市民们热情沸腾的 欢迎场景，人们印象很深。我们进入北京，也处处感到市民们信赖与友好的眼神，表达欢迎的情绪。

因为刚进北京，各单位只能分散与市民们一起 住在各条胡同里，有的是接管的敌伪房产，有的是临时借住老百姓的房 子，大部分在西城与东城两区，分布很广，联系困难。

我们办公在接管的 西长安街三号，军委三局住在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三号与广宁伯胡同三 号，通信总台是技术单位，要架线工作，城里没有合适地方，便临时安排 在西山八大处一带，中央办公厅在西城丰盛胡同，比较好找。

194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为了适应形势，便于 统一管理全国军队与地方的电信事业，经过中央批准，军委三局于5月30 日改称“军委电讯总局”,领导班子未变，办公地点在西长安街三号。这 里原先是国民党政府华北电信总局所在地，局长聂传儒，这时已不上班， 王诤局长就在接管的局长办公室里主持工作。

西长安街三号早先是个王府大院(据传是吴三桂的官邸),临街大门 类似中南海的新华门，进门正面一块影壁，后边是个操场，摆了两副篮球 架，还有一圈跑道。沿操场向西跨过一个门洞，再往北拐进去就是办公区 域。中间一条长廊，两边是一排排对称整齐、宽敞明亮的平房。穿过宽大 的院落，北边还有座单独的小办公楼，新成立的邮政总局在此办公。附近 几处小平房，可以住人，打开后门就通外边的南安里胡同。

为了工作方便，局领导住在这些平房内，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绳吉 伦、梁茂成、顾兴德、郭淑文、李力)集体住在一个大房间，家属都在西 郊八大处。公文函件、重要办公用品、包括单位与领导人的印章等，分别 装在我们的挎包里，每天背着上下班，平时大家交谈情况，有事商量，高 高兴兴地完成任务。每逢星期六下午，乘坐卡车出西直门经过香山一带， 回八大处与家人团聚。

进城初期，毛主席等住在西郊的香山，中央直属机关大都住在市区胡 同里的平房，相当分散。少数单位住在郊区，距离较远，联系不便。

最 早，为了保证党中央的通信指挥，我们在香山慈幼院设立了第一个市内电 话局，安装15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尽管技术比较先进，但领导同志不习惯拨号，号码也记不清楚，反映不佳，后来仍换成磁石式电话。

军委三局机关在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2、3号院，广宁伯胡同3号院， 这两个3号院的前后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正好相对，十分方便。

通信 总台的收信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长安寺(一处),局部机关其他部门在灵光 寺(二处),幼儿园在附近的陈家花园，发信台设在八大处东边几里路的 魏家村。

后来又接管了一处孙家花园做局部办公室。因为住房不多，同志 们大都是集体宿舍，我们周末回去与家属团聚，便临时借住在“西山饭 店”的客房。

这个饭店规模不大，但比较出名，张恨水先生写的小说《啼 笑姻缘》有些情节就描述在这个饭店。刚解放时，这里由一位白俄人经营 管理(即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客房很小，只够摆一张 双人床，没有卫生间。饭厅比较宽畅，墙的高处挂了一副很大的油画，画 面上几位裸体的西方妇女在荷花池中洗浴。这种油画在解放区见不到，我 们吃饭时看着既感新奇，也觉着别扭。不久这位白俄被公安部门安排离 开了。

那时候，八大处地区没有自来水，孙家花园里面却用上了抽水马桶， 让人感觉奇怪。原来这是在房子外边屋顶上建了一处蓄水池，每天雇工挑 水爬到上边把池子灌满，里边的人就可用上自来水了。看看附近的几处高 档住宅，也是同类的供水方法。我们住在里边办公不能不用，也觉得方 便，但对这种别人出力，自己享受的供水方式，心中总觉得不对劲。

这段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接管，不但接管华北电信局机关、 北平市的电信系统，还要接管位于北小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通信仓库与修 理厂。接管地区不仅限于北平，还要组织接管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的通 信部门与电信工厂，任务相当繁重。

没多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一个 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一个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情况特殊，接收任务繁 重，领导决定把与我们一同工作的郭淑文、黄坚派去南方参加军事接管。

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难，怨声载道。流 通多年的法币，几乎等同废纸，国民党政府改发的所谓“金元券”,没多久照样贬值。物价飞速上涨，甚至一天之中，上下午都不一样，弄得人心 惶惶。上街采购，不是随身带点钱，而是用布袋子装满各种面值的纸币， 像提包裹一样去采购东西。

进城初期，为了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中央动员解放区人民向城 市运送粮食蔬菜，改善供应状况。毛主席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决定把旧政府各部门的人员全部包下来(简称为“留用人员”),照发薪 金，尽量减少失业，保持社会安定。

当时市场流通的主要是旧法币，为了 适应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也提前发行了一些新的纸币，分一万元、伍千 元、一千元几种，面额很大，票面年份还写的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我保留了几张作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货币改革，旧币停 用，原来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我们军管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 穿衣不愁，钱的观念淡薄。那些留用人员要养家糊口，每天离不开钱，生 活压力很大。遇上发放薪金的日子，不管男女职工，穿着如何斯文，领到 钱后，害怕涨价，顾不得是否上班，也来不及请假，马上就赶到街上抢购 粮食，提去一大包纸币，买回一布袋粮食，体积相差不多，甚至还小一 点。我们体谅留用人员的处境，看着虽然好笑，却很同情。

北平市当时人口约二百万，老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尊敬热爱，我们 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单位，随处可见军民关系 良好，社会秩序井然，表现出一种换了人间的欢快场景。

1949年“五一 ” 国际劳动节、“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中央机关都在先农坛体育 场举行庆祝大会。这是刚进北平的群众盛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 参加，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两次大会，我都值班未去，只在办公室收听广 播，其中一次下大雨，但与会人员回来后仍然兴高采烈，心情激动。

军管工作紧张有序，内外有别。军委电讯总局是全国电信事业的领导 机关，除了组织接管外，还按中央指示，抓紧筹办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开 国大典的通信保障，这都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全国有线通信网络，经过八 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破坏殆尽。北平只有六万部左右市内电话，几个电话分局，质量不好，通话没有保证。

载波机务站设在和平门外， 排序为市话三局，简称“南局”,由于线路破坏严重，长途业务基本停顿。 中央机关进城后，住地分散，急需通信联系，还要注意保密。铁路、交通、 电力、广播等部门恢复建设，也需要通信保障。整个社会的有效活动，离不 开健全的信息网络，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有恢复国内外通信的迫切要求。

为了熟悉情况，军管人员与接收的留用人员一块办公。申光、周浣白 主持办公室，孙俊人、绳吉伦、梁茂成、顾兴德等参与业务技术部门，李 荫苍、王乃大等参与物资供应部门，王子纲副局长与李玉奎等带领一批 人，直接经管北平市的多种通信业务，工作更加具体。

军队系统本身的通 信事项，不好让留用人员介入，便在西长安街三号院内找了两个房间，单 设一个办公室管理军内通信业务，由崔伦、郭芃、闻学义、但远松等几个 承办；另一个办公室管政工人事，由高飞、朱眙先等承办。

其他部门如器 材供应、后勤、行政等，则在机织卫与广宁伯胡同办公，局领导的家这时 也改住在那里。我作为秘书，每天随王诤局长两边走动。为了工作方便， 从接收的汽车中给王诤配备了一台小车，司机姓张，年岁较大，开车稳 当，相处一段时光，和我们的关系很好。

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旧政府部门全盘接收，许多业务继续进行，公文 照常运转。我在王诤局长办公室工作，他在里屋，我在外屋，各方面的事都 要接触。局长办公室还有秦岩(王诤夫人)、王彦之(申光夫人)两位同志 担任机要秘书，专门管理中央与军委文件、电报等方面的事情。

初始阶段，我们的办事方法和留用人员习惯不同。遇到问题我们开会 商量解决，行文也就是打个报告，把事说清楚就行。留用人员办公行文， 有一套“等因奉此”的固定格式，而且事无巨细，都得公文旅行，层层转 达，各级主管签字盖章，最后送到局长那里审阅批办。

因为公文很多，每 天一摞，王诤局长工作很忙，根本顾不过来。于是，我就将重要的几份挑 出来送他审阅批示，一般性的公文只要办公室领导申光、周浣白审查签字 就行了，我就模仿王诤的笔迹，替他签名，或者盖章批准。办理之后，比较重要的事向他口头汇报，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说了。

适应形势发展，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不久迁入中南海，军委领导与总参 作战部也搬进中南海居仁堂办公。为了保证指挥，电讯总局立即在中南海 内设置了几部无线电台，并派刘澄清、刘富农、康英等在那里工作。又抓 紧筹措，在中南海开设内部电话局，名叫“三十九局”,由彭润田具体负 责。

用户范围不大，除了中央领导成员，就是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电 话机选用红颜色，引人注目，交换机选用“共电式”,

一来用户方便，打 电话不用查号码，也不要自己拨号，只要说找谁，话务员很快就可接通， 首长们比较习惯。

二来人工控制，话务员政治可靠，又是单独布线，有利 于保密。

再说，那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自动电话交换设备，我们的技术人员 对它还不熟悉。因为工作需要，王诤、王子纲与我，经中央办公厅审查批 准，办理了中南海的“出入证”,有时去那里的电话局、电台了解情况， 有时去作战部等单位联系工作，进出也很方便。路过菊香书屋与瀛台一 带，除毛主席门口有个哨兵外，没有什么森严的警戒措施，让人感觉平静 安谧。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与孩子们合影

进城之前，机关驻地常变，电话兵架线撤线，劳动强度大，几乎都是 男同志担任。进城之后，情况变化，机关部门增多，驻地相对稳定，电话 通信更显重要，接线人员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专业水平，而且还要口 齿清晰，态度和蔼，由女同志担任更为恰当。为此，局领导从地方电话局 挑选了四名政治可靠、业务熟练的女接线员，在八大处办训练班，开始培 养我们的女话务员。

因为货币贬值，不好掌握，那时各项业务经费都以每人多少斤小米为 单位进行计划分配。当年通信事业费按照全军人数每人一百斤小米计算， 使用时按照小米价格换算成钱，再去开支报销。虽然很不方便，但这是客 观环境逼出来的办法，大家理解，没有反感。筹措物资也是难题，电线、 载波机等库存很少，市场也买不到。

根据解放初期的条件，王诤局长与一些技术人员研究后，决定先架通 北京到六大行政区(东北沈阳市、华北北京市、华东南京市、中南武汉 市、西南成都市、西北兰州市)的有线通信网。用六米电杆、四线木担、 八号铁线，建成后能通话的通话，距离远不能通话的先通电报。

方案初 定，即向各地区传达布置，又在1949年7月12日至8月6日组织召开了 华北首次电信会议，从就近的地区开始，边筹划、边施工，边见效，边推 进，迈出了全国通信建设的第一步。朱德总司令应邀到会，发表讲话。会 后集体合影，我负责张罗，待大家站定了，赶快跑到边上站好照像，因为 仓促，我的衣服袖子也没放下。

会议十分简朴，没有会餐，没有纪念品，更没请客送礼。会场临时借 用六部口路东的一处平房，外来人员吃住皆在那里。会议提出的建设方 案，经过认真讨论，统一认识，大家就回去组织实施。

由于解放军的革命 干劲与优良作风，地方留用人员的技术奉献与积极合作，有些地段只需修 复整顿，有的地段全部新建，没过多久，北京与六大行政区及部分省市首 府的有线通信网初步建成，虽然功能简陋，但与以前支离破碎的状态相 比，终是突破性的成就，也为尔后发展创造了条件。

军管期间，王诤局长不仅注意通信设施与物资方面的接收管理，也高 度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接收与安排，发挥他们特长，加速新中国的通信建 设。南京、上海一带经济富庶，文教发达，科技先进，国民党政府经营多 年，人才较为集中。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要将这些专业人才迁 往台湾，继续为他们服务。可是许多专家，包括资源委员会领导层的许多 有识人士，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留在原地，连人与设备完好地交给共产 党接收，构成一场惊心动魄、有勇有谋的重大斗争。

1949年夏，南京解放不久，王诤局长将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专门研 究，派出得力干部，将南京、上海地区接收的电信专家们，分批接到北 京，并亲自欢迎交谈，热情接待安排。物质条件虽然简陋，至多一杯茶 水，但共产党人的真诚态度，却给专家们留下亲切友好的深刻印象。

蔡金 涛先生是国内知名的通信专家，曾在国民党政府科研单位工作，并被授予 “简任少将”的官衔。国民党逃离南京时，国防部二厅主持技术工作的领 导人魏大铭，几次谈话动员他去台湾，并为他和家属准备好了机票。蔡金 涛先生通过亲身感受，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便用软磨拖延的办法，留在 原地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全国知名的雷达专家毕德显，还有吴述平、卢宗 澄、蔡长礼、钱家治、黄纬绿、梁思礼、沈家楠、魏鸣一、冯世章、乔石 琼、陈德仁、沈宜春、黄足等许多专家，有的从南京、上海，有的直接从 国外，都先后来到北京。

专家们敬业爱国，水平很高，而且勤奋认真，作 风严谨，生活简朴，平易近人，表现出许多优良品德。他们到北京没多 久，领导部门就决定组建邮电科学研究院、北京邮电学院、解放军通信研 究所、通信工程学院等科研教学单位，在培养人才，研制国产通信设备方 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适应形势发展，王诤顾全大局， 又把军队的通信研究所，全部人员与资产，完整地移交给新建立的航天工 业系统，从事国家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好几位专家如黄纬绿、梁思 礼等在火箭控制技术方面贡献突出，受到党和国家的重大奖励。

进城初期，还有一点意料之外的小收获。

在接收的通信仓库中发现很多快要过期的照相胶卷与印相纸，眼看就要报废，浪费了未免可惜。军管 人员中，除了王诤局长有一照相机，其他同志既没照相机，也不会照相， 于是王诤局长便教给我们如何照相。

我经常在他身边工作，机会较多，除 了集体活动照相外，有时在院子里他给我照，我给他照，练习提高技术。 为了省钱，我们不但会照，还学会了冲胶卷、洗印相片的全套本领。

王局 长领着我们乘有轨电车去王府井大街购买化学药剂，自己动手配制显影 液、定影液，并在他的宿舍临时用黑布、红布搞了一间暗室，没有专用器 皿，便用几个洗脸盆倒上自来水。

王诤精力充沛，晚饭后带着我们在暗室 里忙碌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收摊，第二天照常上班。同志们看到洗印好 的照片，心中高兴，也不疲乏。现在我还保存着几张当时的照片，看看也 觉有趣。

王诤局长原名吴人鉴，参加红军之前，曾在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 (后来合并入黄埔军校)学习无线电通信，并在军队电台工作。

全国解放 不久，有一位姓夏的先生从南方专程来找王诤，自称国民党年代他是王的 上级，现在失业在家，知道王诤当了大官，便来请求帮助谋个好点的职 位。

那天王诤局长外出办事，便由我出面接谈，回来后向他报告。他表示 虽然知道此人，但事隔多年，情况不明，工作安排只能通过当地组织部门 研究办理，个人不能随便表态，让我向他转达，他就不见面了。些许小 事，反映出王诤局长的原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