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郑重声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任帝王清朝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的这段时间，时间跨度4600余年，与当今中华文明没一点关系。
之所以做如此认定，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参与，古代的中华文明呈现出了以“治人”为核心的单一发展历程，历代王朝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而在有了科学的参与下，中华现代文明呈现出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突飞猛进变化过程，所以正如清华大学原人文学院教授张卜天的精彩点评：
科学全方位重塑了中华文明，中华大地之所以呈现出了如此辉煌变化，绝不仅仅是某个厉害领头人的功劳，最主要还是归功于发源于16世纪的科学模式，引发了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变革。
中华文明好溯源，因为中华老祖宗觉得：万变不离其宗
对于受中华文明影响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而言，中华文明制造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已经刻入了骨髓、化为了基因，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反倒会以“正统、礼仪之邦、文明化身”的视角看待不一样的东西，斥责他们“低俗、蛮夷、不开化”。
但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华文明赢了口舌之争却输了现实。随着科学的全方位来临，原本被视为蛮夷的西方一跃化为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时，或许“自我感觉良好”惯了的中华文明，得洗耳恭听不一样的声音了。
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在考证中华文明对科学的贡献时说道：中华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却几千年不结果实。
无独有偶，美国基辛格曾经如此点评中华文明：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热终于创新，反致力于溯源。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呢？又是什么导致中华文明“不结果实”、原地踏步的呢？经过科恩的进一步考证，发现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占据了中华文明的内核，自此个性被泯灭。
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在现代人人口中的璀璨王朝汉朝，却是扼杀科学的“罪魁祸首”。科恩经过考证认为：春秋时期的中华科学之火种，在汉代时彻底消亡，自此，中华民族视野被封闭，创新思维被扼杀。
为何被后世传颂的“强汉”，却成为了科学的掘墓人呢？主要原因还是儒家的全方位到来。
汉初，汉朝实行道家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尚且保留着民众个性，甚至汉文帝时期为了免除老百姓的负担，使得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搞生产，汉文帝直接免除了田租赋税，使得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来临。
可惜到了汉武帝时期，不仅全方位加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建立了封建集权，而且还“复活了”已被证明不符合实际的700年前的儒家学说，正式将儒家学说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相比于法家学说，儒家学说一个典型特点便是：溯源。在儒家士子们眼中，没有比上古时期的社会更理想了，也没有比周朝礼仪更能束缚老百姓了。于是在孔子的“带头”下，中华文明步入了轰轰烈烈的复古溯源阶段。
这种“不顾一切回头看”的做法，令儒家的粉丝都难以接受。《淮南子》作者刘安就认为治国策略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味因循法古。
儒家崇尚的上古时期七十多个治国有成的圣人使用的法度各不相同，因为他们是论世而立法。所以后人学习的不是他们的“成法”，而是他们制定法度的方法依据——“与化推移”。
所以说，儒家虽然是刘安推崇的先秦诸子之一，但对于儒家不切实际的高标自置以及“博而寡要”、一味溯源的做法，他是极其反对的。
由此可见，一旦儒家被确立为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大法”之后，它的盲目溯源，它以古为镜的做法，将会对中华文明的前进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好发展，因为量变引起质变，拓宽视野往前看，才是正途
与中华文明截然相反的是：没有儒家的束缚，没有溯源导致的法古，即便历史过程中遭遇了中世纪的黑暗、宗教的误导，西方世界依旧“百家争鸣”，民众的思考能力依旧活力满满，视野和创新思维的萌发和发展从未受阻。
故而，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华文明还在致力于“谁为尊者”的研讨之时，西方已经萌发了原子论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带动下，传统的以神为核心的“人格化理念”逐渐走向破产，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和实践，这为科学的孕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有了实践之后，西方的学者开始关注到了另一个问题：变化。赫拉克利特通过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明确肯定了变化的存在：
任何一种系统都存在着与对立面的斗争。这种斗争整体上保持平衡，但斗争却在继续，斗争的继续说明变化是可能的。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法理基础。
故而，1600年前后的伽利略、培根、卡文迪许等科学先驱基于变化这一前提对“稳若泰山”的大自然展开了研究，并以实践作为准绳进行检验，发现了隐藏在大自然背后的变化定律，引发了科学研究方法，并助推人类文明迅猛向前发展。
如今，“量变引起质变”已经成为了常识，继续在科学领域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
综上可知，由于被儒家主导的中华文明认为万变不离其宗，避开实际对决策的影响效应，盲目自信上古最美好，故而时时发出“我要溯源”的呼声；反之，科学认为量变引质变，故而在它的心中常常奏响出“我要发展”的音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