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1933年的那次旅行中，当我们到达11世纪宋朝的都城开封时，我们遇到了河南圣公会主教怀履光博士。
他既信仰上帝，又热爱艺术。他忙得分不开身，他不单单是在圣三一大教堂从事宗教事务，而且还收藏一些艺术品。
他从他的后门，拿出了青铜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胆大的中国盗墓贼挖掘的东西，给我们参观。
开封相国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1935年怀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为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中国馆藏区的主管，而河南圣公会主教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圣公会主教之一郑和甫。
40年后，当中国人来到欧洲和美国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时候，对美术史家来讲，最大的功劳，就是所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标有出处以及出土日期。
在帝国主义时期，外国收藏家试图保存或盗取中国艺术品而为国外博物馆收购时，他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合作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破坏者和盗墓贼究竟从哪里弄来的。
1973年，波士顿美术馆的简·方丹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展览中，将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处又极其著名的艺术品与在中国展览中，极其相似但标有明确出处的艺术品进行配对展出。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失去控制的古董争夺中，怀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贡献要多很多。在我们拜访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抢救那些之前通过特殊交易，从中国人手中获得的文物珍宝。
怀履光有着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副教授，同时还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收藏区的主管者”。
他在1934年出版了《古代洛阳古墓：公元前550年河南新郑一组五室陵墓的结构与内容纪实》，书中配有187幅插图，由福开森作序，威尔玛绘制封面。
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无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与这些不知名的中国挖掘者保持联络，从而得以到现场参观考察。
他们在从事一组8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战车、马饰、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礼器、翡翠宝石、玻璃制品以及钟和石编钟。有一些上面还有刻有具体日期的碑文。
但是，8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发掘出来，因为：
“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来进行挖掘，其他的则是通过垂直竖坑挖到入口处才进入墓内。
……这意味着许多大体积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铜鼎是不可能很轻易地从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将文物移出，免不了要无情地将它砸碎”。
显然，这不是闹飞贼或是鬼鬼祟祟的盗窃事件，而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必须要有本地有财力的人的支持。
当时，南京政府在河南还没有实质的权力。中央研究院刚刚恢复在安阳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首批发掘中的一处，是由经过培训的考古学家完成的。
即使在安阳，挖掘出的古墓经过彻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年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麦田。）用于耕种的土地实在是太宝贵了，因此，新郑古墓被填上了。
青铜莲鹤方壶 春秋中期，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 图片来自网络
怀履光主教简洁地记录道：
“等到这些古物被编号登记之后，大概有80件青铜制品公之于世。然而当墓穴第一次打开时，挖到它们的人将这批青铜器藏在自己家里。”
福开森的序言写道：
“怀履光主教十分幸运”，他“通过可靠的担保人，跟进挖掘的每个的操作，并从墓内随葬品中获得很多样品……一个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会使工作受到阻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当时就出现在了那里”。
简言之，现代的考古学借助于前来研究考古学的外国人，逐渐在中国生根成长，现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也逐渐成为专家。
国外的艺术藏品的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发展起来。先经历一个暂时的外国人主导的阶段，例如外国人对上海实施了近百年的统治。
不过，在新郑古墓挖掘中，主教尽其所能，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外科手术，医生不得不凭感觉战战兢兢地为床单覆盖下的女士动手术。
开封和洛阳都有极具影响力的教会机构，这些地方比古代寺庙和宫殿更为壮观，也比当地的政府机构更加有用。
其中，洛阳奥古斯塔纳信义会建于1911年，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林德贝克一家。
他们10岁的儿子叫约翰·马守贞·亨利·林德贝克，他看起来勤奋好学而又有些腼腆。
然而，27年之后，他成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同时，也成为我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后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最壮观的旅行也是最简单的，1932年10月，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我们在有着灰色方形城墙的泰安府，走下满是尘土的火车，来到了一所卫理公会布道团，并递上了介绍信，拿到了他们提供的行军床、毛毯和食物，准备沿着7000级台阶登上山东的圣山——泰山之巅。
这座山峰海拔4600英尺，走上去大概有10英里的路程。为我们抬滑竿的师傅和行李搬运工，简明地表达为：上山45里，下山15里。
“里”（一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是一个计量路程的单位，再加上耗费的时间和困难程度，据此，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计划，也能知道大约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坐在颤悠悠的竹椅上，了大概半英里的路程，我们准备放弃滑竿，步行走完全程……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柏树，弯弯曲曲的松树也盖满了悬崖峭壁，直上顶峰附近。
……路途时不时会碰到一座庙宇和神龛……夕阳西沉，景色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我们穿过大红门来到了最陡山的顶端，看到了寒冷黄昏中的最后一抹夕阳。
泰山顶上，荒芜狭窄，绵延不断的小山向北方延伸，南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块一块拼起的褐色田野向无边无际的天边伸展。
……石阶高升直达上苍，还有尽收眼底的旷野无限延伸，泰山自古就屹立于此。
山东泰山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在山顶处的玉皇庙野营休息，灯光映出我们的倒影，似乎要与坐在宝座上的玉皇大帝及其两侧四个凶猛的金刚进行抗争。
住在山顶的两位道士，给我们提供了热茶。度过了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寒冷的半明半暗中起床，迎接黎明，观赏泰山顶上的日出，在我们不远处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竖立的石碑。
下面是孔庙，孔子曾留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在一处峭壁写着“爱生崖”，但它代表的实际意义，却与字面上截然相反：让朝圣者充满激情地跳下去。
我们用了一整天，待在此地写生，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像乔叟小说中提及的朝圣者那样，开拓着我们自己的探险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并不会这么做。
中国带给我们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奢华和公使馆的娱乐活动，其内涵要更加深邃。总之，我们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爱国者会完全坚持这样做。
我们会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我们也会去老北京剧院观看精彩的表演，演员们会扮演成英雄、恶棍、将军、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样的角色。
这些戏剧，都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各种动作如跨过门槛、上马、下马、船行驶在碧波当中、穿山越岭等，都需要靠演员的表演凭空表现出来，而观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着专业鉴赏水准的普通大众。
我们去商店买家具、艺术品、日用品也会与卖家讨价还价。因为，商店的价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国人可能就会将价格抬高一些。
于是，我们需要全面考虑，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如果我们之前来过这家商店，那么，我们再来就是“老主顾”了。
假如老板要价10美元，我们就会还价到5美元，还会解释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而老板就会提醒我们它的稀缺性，然后降到9美元。我们会表示遗憾只能出6美元，一边说，一边准备离开。
紧接着他，会说“最低价”了，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赔本只卖8美元。看在真诚的分上，我们又会提价到7美元。最终价格自然以7.5美元成交，皆大欢喜。
在1932年度过一个好学的而又无忧无虑的夏天后，9月份，我们递出了所有的介绍信。在两周时间里，我们每天拜访6个人，有时候，会一个下午出席3个茶会。
这是我留下的一些外国人，讨论中国当前局势的部分记录：
中国人从来不会进行自我管理；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目前迅猛发展的西方化的运动；
盖利博士1908年就来到了中国，他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大片土地会被日本，也可能被俄罗斯吞并，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多个小区域。
然而，并不需要为此沮丧，他认为，这才意味着中国得救，把它缩小到可以协商的规模，联合交战的各方，反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可能会占据河北、山东来保护其沿海地区。目前，正着手于吞并热河……我猜想，这样就任凭苏联得到蒙古。
这位久居中国的侨民的常规见解，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可，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在1937年日本侵略之后，民众会被唤醒。
然而，我们的朋友露西·诺克斯更准确地预见了未来。她作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速记员从日本回来，记录了日本国民和军部领导1931年掠夺满洲的证据。
在她的记录中，日本军事统治者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不安的状态，想要通过征服将日本文化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他们总结说，他们已经吸收西方文化60年并且已经青出于蓝，现在，须让世界其他未开化的落后地区获得共荣。
当然，这是握有实权的军队的态度，也是受军国主义影响的农民的看法，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保持沉默”。
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中，有6周时间，集中在上海以及其周边的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区。
以我谨慎的作风，我带着威尔玛来到了我和科特尼2月份曾来过的伯灵顿酒店入住，以此来适应上海的生活。
酒店有白色的长廊，餐厅内，有两排女佣面对面坐在她们的位置上，而这一切，在威尔玛看来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按照她爱冒险的天性，第二天早上，她查看了15个见于广告的出租房屋，在24小时内，带我们来到了法租界大街的一个出租房里。
房主是前海军军官金纳德和他的中俄混血妻子。他的岳父是一位喜欢佩戴勋章的前沙皇时代的军官。床面是早期的锁子甲造型，差点将我们弄到地上，我们直接就将它推到了床底下。
在我们递交介绍信时，我们发现，上海的外国人和北京的外国人互相交换感受，他们喜欢去参观对方所在的城市，但是，并不打算长期住在那里。
我们还发现，上海上层社会的住所就像伦敦一样，都是隐藏在墙后的。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的院子后，还有一块小小的场地，大概有“两个足球场大，上面绿草如茵”。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观看电影，我们有三个周日和海关人员一起去那里朝拜。
最后一次见面，梅乐和与我在他的书房促膝长谈。他相信历史能够理解他的行为：
他已降下了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旗子，但确信，他叔叔创建的伟大机构，能够在新的时代继续存在。
我们还谈论了“赫德多么伟大，而如今的总税务司与其多么相似”。
梅乐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我一无所知，但还是对其有隐约的怀疑，也许我的怀疑并不正确。
毕竟，在20世纪中期的国民革命期间，海关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1923年，安格联任总税务司，他拒绝让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获得广东的税收盈余。为此，北京的外交公使以珠江上的15艘炮舰来为他撑腰。
作为一位没有太多主观意见的初来乍到者，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旧伤新窘，而国外坚定的不平等条约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的治理上海。
1932年在上海的巴里 ·戈德华特舰队一直准备“用炮舰围攻”，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日本在吴淞的行动一样。
魏尔特两次邀请我们一起聚餐，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善，并没有强调早期海关记录正在从各个港口送到上海海关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
就我们的关系来说，幸运的是我不会与他竞争，我的论文主题将按照时间回溯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我不会关心1858年之后的细节，因此，不会侵入魏尔特的研究领域。
在上海，我还遇到了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朋友郑肯，他现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样极其奢华的石筑豪宅中。
上海租界别墅老照片
住所有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一辆戴姆勒牌轿车、两辆艾索塔-法西尼牌轿车，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轿车。
他的祖父和叔祖来自澳门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他们早先去了海外当劳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乡，而有的则在加利福尼亚、菲律宾或是秘鲁发财后回国了。
到郑肯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在上海投资，郑肯的兄长们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高管。
这家公司，成为杜克家族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新近的暴发实业家，他们之前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如今拥有了两家电影院。
郑肯不再是那个曾在湿寒的牛津大学里孤独而腼腆的学生，而是成为享用着他们的财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员。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年11月，郑肯开着他的艾索塔-法西尼带我们来到了市政中心，在吴淞以东6英里处。
大上海的市政厅宏伟壮观，有着中国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楼和会议室”作为吸引新的城市发展的诱饵。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图在于，不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预先买进那里的土地的银行家们，都会借助土地升值而大捞一把”。
然而，靠土地发财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通过一个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我们看到了3000名女工，39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小时，而空气质量却很糟糕，但并无大害。
与此对比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带我们去的缫丝厂。
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岁到12岁，每天站着工作14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角钱。
在一家最大的纺织厂：
眼窝深陷的女工，大概16岁，每天站着或跑着工作12个小时，照看着纱锭和隆隆作响的纺织机，轰鸣的机器声能将人补牙的填料震松。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铁路一天工作12小时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整日对着那么多的纺织机，甚至休息的时候也只能躺在橡皮垫上。
多么强烈的对比啊！一排排闪光的机械，代表着效率的最高点。在机器之间是“那些穿着破旧、满是污垢的女工”。
她们的报酬？每天工作12小时才挣4角钱，而且，工钱还要被承包人、领班、副领班等层层瓜分，最后只能带回去2角钱。
上海纺织行业车间老照片
概括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早期工业化的罪恶的一面，汉口、天津和其他城市的情况大同小异。
在上海，我们也看到了新兴的中国资本家的后代，以及他们背后掌管着的海关和租界通商口岸的国外势力。
这是存在革命可能性的社会环境，与我们在北京充满美感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大不相同，更加昏暗而更有生气。
我通过特别的个人视角，洞察到中国更多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