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大都市，北京的中外社交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名片，公使馆的外交官彼此会互留名片，这是一种宣告上任或是离职的礼貌行为。将一个人的名片正上角弯折，也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具体意义我记不清了。
名片上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名字特别有用，有助于记忆。
随着活动领域和社交方式的改变，我们常常需要使用介绍信。于是，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你如何通过其他渠道，见到接收者以递交介绍信。
当你说“我有一封介绍信要给您”时，似乎暗示着另一层含义：“似乎不值得这么麻烦，把介绍信交给您。”
通过艾琳·鲍尔的介绍信，我找到了翟孟生在中国的家，位于西总布胡同21号，正好是总理衙门西巷的中心处。
北京协和医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总理衙门曾于1861年至1901年间，在此处理清政府外交事务。而且，这里离青砖绿瓦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也不远。
在我的印象中，吉姆（翟孟生的昵称）“留着滑稽的山羊胡，戴一副眼镜，喜欢露齿而笑，而且很有礼貌”。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此外，他对基础英语、民俗学以及英国文学都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此时，他在清华大学就教授这些课程。
位于这条胡同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扇红漆大门和闪光的黄铜门环。进入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供仆人居住的宿舍区。
通往中院的门前，有一堵砖砌的避邪迎福的照壁，这是一块抵挡邪魔的屏障，因为，妖魔只能直线进入（也包括遮挡外人好奇的视线）。
院子里，花坛每天都会有所更新，只需要更换花盆即可，不需要等着花开花落，花坛上，总是鲜花盛开。
转过客厅之后，映入眼帘的也是一个花园，两边是书房、卧房、浴室和储存室，灰色瓦顶下的每个椽子之间分隔得很清楚。
由于翟孟生一家在1932年至1933年间，会离开这里度假，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将租住他们的房子，全套的家具设施都有，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
北京四合院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汉语口语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完全可以和服务员、店主、客人进行日常的对话了。
但是，目前还无法理解一些专业术语和学者著作中，引用的一些典故隐喻和各种旧式的修辞手法。
一天中午，我骑车经过哈德门街，这条街道从哈德门北门穿过东单牌楼，通往东四牌楼和华文学校。（不过，如今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物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名字留存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蹬着车，避开偶尔出现的拉着隔夜粪便，前往郊外田地的粪车、人力车、其他自行车、卡车以及路边，敏捷地一勺勺向外洒水的洒水车。
这时，我突然被有轨电车的轨道弄得措手不及。我的车轮陷入了轨道里，并撞倒了一位无辜的路人。
他看了我一眼，紧抱着肋部痛苦不堪，虽然冲击力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我还是摔倒在地上，坐在污泥中，痛苦地抱着膝盖。
瞬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围观的人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很好奇地想要看看，这位富有的外国人将如何赔偿。
就在此刻，一辆双座人力车从人群外闯了进来，我的救星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就是罗伯特·盖利博士。
盖利身强力壮，从基督教青年会退休后，一直住在华文学校。他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正逢“铁肘时代”，那时“传球时代”还未来到，大家都叫他“中场无敌”。
在中国，盖利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四周的人们，还在他身边看着热闹。被我撞倒的人和我经过协商，在盖利博士的引领下，和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当地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之后，约翰·海耶斯听到消息，也很快赶来了。随后，我们各自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我为自己无心的过失而道歉，同时，也为我受美国领事给予的治外法权的庇护道歉。
渐渐地，我们造成的伤害被减弱了，我们谁都没有露出血迹（一般这样做的人，就能成为赢家），我强行塞给被我撞到的行人一份价值一美元的礼物，随后，我们都很满意地离开了，最终，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眼见耳闻了两位讲着北京话（白话）的美国人所起的作用，这比听他们两人演讲还要过瘾。
他们首先证明了他们自己公正的观察者的身份，然后，说了一大套无可辩驳的大道理，接着，将其运用到这场事件中，分析各方利益和损害，同时，还表达了对警察繁重工作的同情和理解。
他们的帮助，最终为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和差不多10美元。
总之，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总会发生在街上，通常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所有与这些纠纷有关联的人，都有责任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以此来修复彼此之间，被破坏的人际关系。而恳求别人则是为了说服别人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这同样也是一种常识。
例如，就拿我引起的这场纠纷来说，我理应作出赔偿，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渐进性原则，如果我没有假装受伤，本来是应该赔偿更多的。
然而公正地说，无论是不是我对受伤者造成的伤害，本着互惠互利的社会原则，我可能受到的损害，已经补偿了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
对我来说，在北京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国社交圈子当中，最有趣的人要属欧文·拉铁摩尔了。
他的父亲，曾在天津的一所国立大学教书，欧文被送到英国的公学（如私立学校）去读书，但他最终没有去读大学，而是选择去一家羊毛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代理，被派往内蒙古包头市的铁路终点站。
在那里，有来自中亚地区的骆驼商队，他决定去那边闯荡一番，看看外围地带，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一位可靠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欧文骑着骆驼，向西前往几年来鲜有外国人到过的地方。
欧文在那里撰写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1929年出版），这是一本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旅行历险指南，同时，更多的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观察家的记录，而作者从孩提时代就会讲汉语，之后，又开始学习蒙古语。
后来，欧文获得一项基金，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32年，当时日本公然制造伪满洲国事件达到了白热化，欧文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
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的布局，把它同中国早期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出色地勾勒出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一带的非汉族部落政权兴衰的轮廓，这使得作者成为一名潜在的“地缘政治”思想家。
关于地缘政治，这是一个术语，是由当时豪斯霍弗以及其他关注“中心地带”和边缘区域的学者在欧洲普及开的。
之前，欧洲人记录的内容一成不变，都是关于条约特权和利益的，一切都归于欧洲的海上入侵，在这样的环境下，此书就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清新的气息。
当时，很多权威专家出版了大量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等方面的书，关于满洲的也有三卷，包括了许多法律的细枝末节，但并未涉及当地民众以及他们早期的斗争。
在我看来，欧文的主见，一经阐发是不证自明的。他1940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给予我很多我至今仍在探索的概念。
和往常一样，当你追根溯源这些思想时，毫无疑问，它们还是悬而未决，如果突然从其他地方寻找到了灵感，你如何能确信这就是正确的呢？
欧文通过他的想象力，结合他的实地观察，建立了一个历史理论的城堡。也许，那些对知识并没有多少建树的汉学家只会对其报以嘲笑，但是，他超越了那些学者研究的领域，已是一名蒙古问题专家了，并且还使用了俄文史料。
当我拜访拉铁摩尔一家时，我发现欧文为人友善并且神情专注，他戴着单片眼镜，拇指上戴着大扳指。在他的花园里，还养着一只会用角顶撞人的山羊。
因为，我对欧文一直有一个主观的想象，所以，当我见到他时，我就意识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欧文的日常生活都由他的妻子埃莉诺·霍尔盖特·拉铁摩尔打理。
埃莉诺是西北大学校长的女儿，非常热情、可爱，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朋友遍天下。
不久，我就拜见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我未来的岳父坎农博士，他写信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理学家。
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从1915年出版了《疼痛、饥饿、恐惧、愤怒下的身体变化》一书后，坎农已经成为一位在医学界广受敬重、享誉全球的专家学者了。
1932年5月10日，坎农的有威望的朋友有了回应，我被邀请至东兴楼饭庄，会见一些我应该认识的大人物。
这家著名的饭庄，靠近通往紫禁城东华门的那条大街。它围绕着中间的方池起造楼房，每边的楼层都分隔成一些独立的包间。
当服务生大声喊出离去的客人名字时，下面的服务员也会跟着呼应。在这里，小费是一种对服务员鼓励的形式，数目的多少，也会决定他们声音的高低。
胡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发现，在等候我的人中，半数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胡适（1891—1962），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陶孟和（1887—1960），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办者。
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年轻，事实上，也都仅有40来岁，都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
胡适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陶孟和毕业于伦敦大学，丁文江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
但是，他们都是从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开始学习的，都是全能的角色，不仅是学者、管理者，也是当前政策问题的研究者以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点的传承者。
至今回忆起来，那次会面中留有不少憾事。作为一个懵懂的新人，那时的我，还远远不能认识到这些人的价值所在。
以丁文江为例，那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曾在英国留学7年，之后回国帮助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测绘了中国的地质资源图（1916—1921），后来，他负责经营煤矿公司，积极投身于多个领域，经常出版著作，因此，他很有影响力。
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管理整个大上海，试图将其建立成一个与上海公共租界针锋相对的华界市政府。
20年来，他始终是主张科学为中国进步之本的先锋。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逝世，之后，胡适为其撰写了传记。
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费侠莉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
我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
我很惊讶地发现，胡适就是现代的伏尔泰。他坐在我的旁边，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其他的每个人也都很友好。
我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会是如此，但是毋庸置疑，喝着中国白酒，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
这次与中国学术界领袖的意想不到的接触，让我受宠若惊，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若不能被看作有前途的学者，这种希望便受之有愧。
丁文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自信地认为自己前途广阔，虽然，目前一切都还没有实现。
他们对我这个美国留学生如此客气，是由于他们认为无论中外，整个学术界是自由的，思想也是有一致性的。
两个星期之后，《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了。它是由胡适主编、类似《新共和》周刊的一本杂志，主要刊登一些政治评论文章。
从此，我将其作为教科书来进行研究。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讲座，为他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声望，然而，这次讲座的内容，直到两年后才结集出版。
1932年，我才听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事件，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五四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文章。
当胡适博士寄给我他的中文回忆录《四十自述》时，我极其惊讶，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早写自传。
我很难理解约翰·杜威早在10年前就来到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期间（1919—1921），由胡适担任他的翻译的重要意义。现在，我明白了，杜威访问期间，可能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到了1932年，一党专政成为中国的新政体。北京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的讨论对中国最终的进步还是不可或缺的。
同年6月份，我来到天津拜访海关副税务司艾弗里特·格罗夫-史密斯。他的岳父是墨贤理，是哈佛大学1874届的学生，我曾在坎布里奇见过他，当时，他随着马士来到中国。
19世纪80年代，墨贤理在赫德的帮助下，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那时候，李鸿章的下一步政策，是想要让朝鲜像中国一样获得发展。
墨贤理在退休之前，曾任上海海关总税务司，他唯一的女儿海伦嫁给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海关帮办艾弗里特。
如今，艾弗里特和海伦夫妇热情地欢迎我来到他们位于天津的雇用了9名仆人的宽敞住所，并带我参观了他的办公室。
艾弗里特过着英国式的生活，上班时间努力工作，下班时间进行体育运动。
他一个星期会打三次马球，骑着他的三匹矮种马中的一匹。因为，他还参加了天津俱乐部的许多活动，所以，他没有时间追求任何带有中国色彩的事物。
由于受到文化的局限，换句话说，他和他的绝大多数朋友受通商口岸文化影响，他完全按照条约规定，为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变得更加完善和有效率而努力。
艾弗里特认为，道德败坏正在侵蚀海关总署。他谴责现在的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艾弗里特目前使用的松懈安抚政策。
而他的几位前任总税务司，则积极保护中国对外国债券持有人的信用（例如坚持如期付款）。如今，梅乐和不得不屈从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要求，实施关税自主，停止招募外籍人士，而一些中国人也首次作为税务司理事，进入了海关上层。
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旧体系在衰退，但是非常缓慢。然而，1931年之后，日本的侵略使这些制度得以保留，以此对抗新的敌人。
海关的外籍人士，就像学校和医院里的外国传教士那样，在中国人民眼中，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侵略期间仍可起钳制的作用。
我从我的一位密友蒲爱德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当时，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领导。
说起协和医院，它还有另外一个不常被用到的名字——洛克菲勒医院，因为，医院是由洛克菲勒基金在1915年至1947年之间投资大约3400万美元建立的。
蒲爱德出生于山东蓬莱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她的回忆录《在中国的童年》中写到，她的成长历程是与众不同的，她从小由中国的保姆照看，从小就会说汉语。
她发觉，她的传教士父母过的是带有异域色彩的非中国式的生活。而就文化素养而论，她是半个中国人。就像同时期的赛珍珠，后者在《我的几个世界：一本个人的记录》中，描述了她如何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成长：
一个是属于长老会的美国白人家庭，那是一个狭小而清洁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中国的愉快生活，那是一个广阔但是不太讲究卫生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任何沟通。
蒲爱德先是在佐治亚州上学，之后在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学习，随后，在费城参加工作，最终到了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工作。
在那里，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威尔玛的姑妈艾达· 坎农，她也是这个新领域的领军人物。
蒲爱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15年社会工作经验，赋予她其他外国人不具备的洞察力。对于中国普通百姓，她更是全心全意，因为，她深刻了解现实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
6月底，我搬到了翟孟生的房子里，这时候，蒲爱德正准备休假离开北京，她给我介绍了跟随她7年的厨师——杨师傅。
他有多年服务外国人的经历，并且，答应她会尽力保证我们生活幸福。我邀请艾达在离开前，住在我们前院的一间房子里，与科特尼对门，在此等待威尔玛到来。
1932年5月底，威尔玛乘坐火车途经苏福尔斯和落基山脉前来中国。她用了一天时间，乘坐敞篷观光车游览落基山脉的景色。
之后，她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的“日本皇后号”来华。这次旅行，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威尔玛沿途探访了在温哥华、檀香山、横滨、东京以及神户的亲戚朋友。
这是一次与陆地、海洋以及当地人接触的旅行经历，就像读一部长篇小说。相反，如今乘坐飞机旅行就像不停地更换电视画面，走马观花，支离破碎。
而且，如今离家是很难的，人们的注意力只能在某一处略作停留。
由于威尔玛预定6月27日乘“长女丸号”抵达塘沽，我提前一天赶到天津，住在格罗夫-斯密斯家中，第二天天未亮，我便乘上了早上4点半的火车，到塘沽时是上午9点。
“长女丸号”游轮穿过广阔的水域，准时到达。我和威尔玛隔着码头遥遥相望。在船靠近陆地只剩几英尺的时候，我站到码头边直接问道：“喂，带雨衣了吗？”“当然。”威尔玛喃喃地说道。
我们赶上下午4点钟的火车，回到北京，7点半抵达北京站，科特尼正拿着扇子在月台上迎接我们，然后，在离开车站的水门外，一位姓金的穿着干净的人力车夫在等着我们。
在回家的路上，我带着威尔玛途经紫禁城，坐车穿过城门，行程四分之一英里，沿途欣赏了一下本地风光，黄昏时，到达我们居住的胡同。
我扶着威尔玛踏过红色的木门槛，带着她摸索着走路，穿过仆人的院子进到了前院的门口，庭院里鲜花盛开，透过中国式的窗户和大门可以看到客厅透出的朦胧的灯光。
不久之后，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结婚了。主持婚礼的是牧师约翰·海耶斯。
他预先带来了花，布置好了婚礼的场景。约翰·海耶斯对主持婚礼极为重视，就如同视察饥荒救济工作一样严肃认真。
美国领事穿着他参加马球比赛时的服装，在前往比赛途中到场，充当我们婚礼的见证人。
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了在中国为期三年半的异乎寻常的经历，可以说算是用最小的风险去探寻最大的机遇。
北京协和医院就在附近的一条街上，而那里的美国医生都很亲切友善。在这个拥有特权确保安全的国家里，我们如同哈佛派往这里的一个前哨基地。
我们很少离开家，而现在我们却面临挑战：我们究竟可否迈出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