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身在台北的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听闻此消息，有些惘惘然，感觉不太真实。胡适在她心目中一直是偶像、是神明。

她和胡适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再听到，竟然已是天人永隔……

张爱玲回忆起她小时候在父亲书房读胡适的《胡适文存》、《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等书，对于这个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像神明一样的人物，她是非常崇拜和敬重的。

虽然旅居海外，远离故土，但民族记忆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张爱玲说：“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张爱玲曾经的愿望是“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但这一切豪言壮语，随着她离开大陆而越来越远了。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前

​1955年秋天，张爱玲终于从香港乘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到了纽约不久，她就去拜访了当时寓居美国的胡适。

她和炎樱一起去，午后的阳光，有种时空交错的恍惚。一条街，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的楼梯，完全像港式公寓房子，胡适就住在那里。他穿着中国式长袍，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有些生涩。

玻璃杯里泡着绿茶，炎樱很善谈，胡适夫妇很热情，跟炎樱问东问西的。

再去看胡适时，张爱玲是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聊天，书架“几乎高齐屋顶”。和胡适交谈，她“如对神明。较具体地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谈起政治，张爱玲不知如何作答，胡适马上转移话题。他建议张爱玲可以到藏书较多的哥伦比亚图书馆去看书等诸如此类的话题。

张爱玲和赖雅在美国

来美国之前，张爱玲和胡适没见过面，在香港时他们仅仅通过两次信，胡适并不是很不了解张爱玲。对于刚到美国不久的张爱玲，胡适尽量想介绍些她感兴趣的东西，在谈话中不断转移话题，张爱玲看得出他是在尽量迁就自己。

第三次见面是在张爱玲去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过后，胡适到她的临时住所---救世军所办的职业女子宿舍看她。这里收留各种流浪汉、酒鬼、居无定所的人，可想而知条件有多么差了。

张爱玲陪着无可奈何的笑，胡适倒觉得这地方挺好，不像敷衍。他们站在台阶上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江上吹来的寒风让人凛然。胡适笑眯眯地，“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偶像”站在面前，张爱玲却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她循着胡适的目光望向江面，灰蒙蒙的，仿佛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偶像没有“黏土脚”。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张爱玲即搬离纽约，而胡适也回了台湾。

胡适和太太江冬秀在美国

胡适曾和张爱玲的母亲及姑姑一个牌桌上打过牌，他比张爱玲大了将近30岁，完全是上一辈的人了。

胡适说张爱玲的祖父曾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不过那也是上代人的交情了。张爱玲对关于祖父的一切是隔膜的，因此这些东西听起来她也完全没有概念，能扯上关系的就是记载她祖父野史的小说《海上花》。

张爱玲曾将胡适考证的《海上花》和《醒世姻缘》看了很多遍，她告诉胡适，她有个志愿，想把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到时想让胡适帮忙看看。

然而“偶像”突然去世，就像那些未完成的伟大作品一样，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但当时她只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

直到1967年，赖雅去世后，她才将翻译这两部小说的工作提上日程。

胡适

与胡适的通信是张爱玲在去美国之前，她从香港给胡适寄了自己新出的小说《秧歌》。虽然她在信中没有明说，但让胡适帮忙推介也是隐含的意思。

看完《秧歌》后，胡适给张爱玲回信，对这部小说评价非常高，“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赞许之外，胡适也提出了许多具体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这让张爱玲感到“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

在信中，张爱玲还告诉胡适，想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这两部小说除了有记载她祖父的野史外，和胡适的评价之高也有关系。

胡适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

但从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张爱玲此前写了什么作品并不知晓，他希望张爱玲能再寄几本她以前的作品给他，他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1952年，张爱玲去香港前

解放后，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使张爱玲不能适应，1952年，她以要完成香港大学学业为由从上海申请去了香港。

因为走得仓皇和匆忙，她并没有带走多少东西。

当时手头也没有她自己的书，只好在香港买了盗版的《流言》，以及小说集《传奇》和《赤地之恋》寄给胡适。

张爱玲复信万分谦逊，直说自己以前的作品写得很坏，如果看不下去就丢下。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成名时，胡适是驻美大使。卸任后他大部分时间待在美国，所以并不知道张爱玲在国内的名声和作品。

很难猜测张爱玲去美国跟胡适对她作品的肯定有多大关系，但《秧歌》英文版的成功出版让张爱玲信心满满，因此到了美国之后，她才会第一时间去拜访胡适。

但现实却十分惨淡，美国人并不欣赏她的作品。除了《秧歌》，其它书籍出版并不顺利，失去收入来源的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一度非常艰难。

1956年和德裔美国人赖雅结婚后，她在生活上一直被又老又穷，身体非常不好的赖雅所拖累，直到1967年赖雅去世后，张爱玲才着手翻译《海上花》和《醒世姻缘》。

张爱玲曾在信中告诉胡适，她认为《海上花》和《醒世姻缘》应当是世界名著，之所以她想挑战这一艰巨的任务，也是想告诉外国读者，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瓷器。

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剧照

张爱玲说：“《海上花》其实是中国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

张爱玲迷恋这本书里最日常生活的况味，但在翻译时，“《海上花》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字译成英文后，连姓名都看不出。……”

这些实际的困难令她感慨：“简直需要给金圣叹逐句 夹评夹注”。

在这个时候，张爱玲才真切感到：“适之先生不在了”！

在《忆胡适之》中她说：“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和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五四的记忆，中国人的思想背景，这一切都绕不开胡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