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最具传奇性的女作家，张爱玲无论是作品还是本人的身世经历，其话题度都经久不衰。若论在张爱玲生命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除了胡兰成，就是她母亲黄逸梵了。

在张爱玲17岁时，因为和继母闹翻而被父亲毒打幽禁，后来逃出家后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她母亲大多数时候都游走在欧洲，在张爱玲考大学时，她回到上海，帮助女儿规划并实现她的升学计划。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伦敦大学，但由于二战的原因，英国无法成行，于是退而求其次，进入香港大学。

进入香港大学的张爱玲，完全开启了学霸模式的苦读。这个时候，张爱玲的学习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一是为了获得奖学金从而减轻母亲的供养压力；二是为了获得保送牛津大学的资格。

为此，张爱玲在港大的学习是出了名的勤奋刻苦，几乎每门功课成绩都考第一。

如此努力上进的学生自然很容易博得老师的喜欢，其中历史教授佛朗士就对张爱玲很是刮目相看，甚至给她历史满分的成绩，他说自己教书那么多年，还从来没给过一个学生这样的成绩，可见张爱玲的成绩是何等之好了。

佛朗士非常爱才惜才，刚开始张爱玲申请奖学金没有成功，佛朗士就自己凑钱给她发奖学金。

在张爱玲的自传小说《小团圆》中，盛九莉（原型张爱玲）收到历史教授安竹斯（原型佛朗士）寄来的包裹，她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是一大叠钞票，附带一封信。信中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如果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

中间为佛朗士教授，右为陈寅恪教授

包裹里面的钞票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一数，有八百港币。

张爱玲写道：“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

这大概是张爱玲在大学得到的第一笔奖学金，虽然是老师自己发的，但她激动的心情却是不言而喻的，等不及要拿去交给母亲。

那个时候她母亲也正好在香港，住在浅水湾酒店。她母亲看了钱和信，觉得拿老师的钱总归不好，是要退回去的。从母亲的话中张爱玲知道她误解了自己，急忙申辩：“安竹斯先生不是那样的人……除了上课（我们）根本没有来往。他也不喜欢我。”

张爱玲与人交往一向显得笨拙，和她母亲亦是如此。她不想母亲误会她像是爱上了老师，但又不知怎样打消母亲的疑心，因此非常惶惑不安。

港大时的张爱玲

钱，搁在母亲那里，信，她自己收起来。

忐忑不安地熬过了两天，张爱玲再去母亲那里。她并没有刻意提钱的事，但在吃下午茶时，她听到在座的一个朋友提到母亲打牌输了八百元。

正好是八百！张爱玲心里“咯噔”一下，等一回过味来，她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这是一笔她连存银行都舍不得的钱，因为存进去再取出来就不是原来的了，在她心中“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但这笔钱转眼却被母亲打牌输掉了，这种恶劣的事情让张爱玲开始感受到人生的郑重与荒诞是如此令人难堪，她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出现一条巨大的裂隙。

这是张爱玲和母亲关系转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母亲也没有再和她提奖学金的事。

1930年代，张爱玲母亲在法国

原本在张爱玲心中，她上了大学后，不必天天和母亲住一起，也不必因为经济的窘迫而看母亲的脸色。在《小团圆》中，她说在香港的那段日子，她和母亲“简直是二度蜜月，初度是她小时候蕊秋（她母亲原型）第一次回国。在香港她又恢复了小客人的身份，总是四五点钟来一趟，吃下午茶。”

因为奖学金事件，张爱玲对母亲甚至由憎恨转入淡漠，或许并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而是这笔钱对她不同凡响的意义，但母亲却将她最美好、最珍重的东西打碎了。

张爱玲后来回到上海以写作成名，她写她舅舅家的事，她姑姑说她母亲回来要生气的。

她告诉姑姑，她现在已经完全不管母亲怎样想了。自从八百块钱事件后，她与母亲的关系已彻底恶化，她发誓一定要偿还母亲花在自己身上的钱。

佛朗士教他们历史课，他是一个豁达而中国化的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喜欢看《纽约客》，他办公室的书橱里清一色都是《纽约客》合订本。他主动将书借给张爱玲看，并表示她可以随看随拿。不多久，书都被张爱玲看完了。

佛朗士对历史总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官 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

太平洋战争爆发，佛朗士被征入伍。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对学生们说：“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

1938年，佛朗士（右二）与宋庆龄及其它保盟会成员

然而，这样一个对生命举重若轻的人，却毫无名目地死了！那天黄昏后他回到军营里去，走路时若有所思，没听见哨兵的吆喝，不幸被哨兵的枪击中。他不算为国捐躯，当然，这对一个已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人来说，一切都已毫无意义。

但对张爱玲的震动却是非常之大。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世界的荒谬……

在《小团圆》中，当盛九莉在另一个女生的口中听到佛朗士被误杀的消息时，她最初的反应却是“忽然占有性大发”。那个读医的女生刚来半年，竟然比她先得到佛朗士死亡的消息！

她边洗袜子边抽噎起来，她以为有些事情总有机会对他解释的，可是一阵凉风吹来，那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生死永隔，这是当时张爱玲对于死亡最切身的感受。

战争让一个个生命仓惶无措，人们挣扎求生，而这些小人物的悲喜与正史无关，却是人生的所谓“生趣”。被自己人误杀而死的佛朗士，他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于他的学生张爱玲来说，他的死彻底颠覆了她的生命观。

在《烬余录》中，她写道：“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这种虚空与绝望使人受不了，所以人们想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学校停课了，张爱玲再有一年多就毕业了，但战争将世界秩序颠覆了。

在做了几个月的战时志愿者之后，张爱玲于1942年5月回到了上海。

当时摆在她面前的燃眉之急就是生存问题。她和母亲的关系已然转坏，即便没有转坏，她母亲自己也在乱世中漂泊不定，又怎会顾到她？

踌躇满志与荒谬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张爱玲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

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张爱玲产生了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待静下心来，她想表达的欲望一涌而出。1943年初春，她携小说《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初登上海文坛，接下来《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陆续密集地发表，让她从声名鹊起到红极一时。

张爱玲在以战时香港为背景的小说《倾城之恋》中，讲述了两个精于算计的男女之间，在种种花式文明的高级调情之后，最终因为一座城的沦陷而仓促结婚。因为战争而成全了两个自私男女的婚姻，着实有些讽刺和荒谬，却也是他们所能抓住的人生仅有的东西——一种内心的踏实感。

貌似喜剧的结局，其实并不完美，俩人的婚姻与其说是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更像一桩阴谋，只不过背后的操纵者是战争。

战争对人类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尤其这场战争夺去了她最喜爱的一位老师的生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然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残酷的现实却是人生难得的经验。时隔30多年后，她写《小团圆》，那个潜伏心底的影子又呼之欲出，她怎会没爱过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