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这是她期望的最理想的结果，然而当时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欧洲大陆，英法向德宣战，英国去不成，只好改上了香港大学文学院。

张爱玲

在港大，张爱玲并未放弃自己留学英国的梦想，她为了能获得保送牛津大学的资格，学习异常刻苦努力。在生活上，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她过着俭省到不能再俭省的生活。她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她在港大发奋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母亲当时也不宽裕，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张子静认为，张爱玲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她的“惘惘的威胁”。

对张爱玲来说，钱的痛苦记忆是17岁从父亲家里逃走开始的，在此之前，她从不为钱发愁，是事事被安排好的富家小姐。父母早已离婚，母亲的经济状况只能尽量保证她可以获得较好的教育。为钱和母亲伸手，在张爱玲的早期人生中是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

进入大学，为了获得奖学金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张爱玲在学习上的用功程度无人能比，是真正的“学霸”，她在港大的成绩单也说明了这一点。

张爱玲香港大学学籍卡

在《我看苏青》中她张爱玲回忆：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或许张爱玲并不知道，学校虽遭遇战火的破坏，但她在港大的学籍记录其实都保存完好。今年，在香港大学的“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紀念文献展”中，展出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也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她在港大的成绩确实都非常优秀。

1941年，香港大学文学院师生合影（张爱玲在第三排）

张爱玲港大时期，对她影响非常大的有一位老师叫诺曼·佛朗士。他是港大历史教授，生于香港，在香港度过童年，剑桥大学毕业后于1931年回到港大任教。他将亚洲近代史融入他的历史教程，深受学生爱戴。

佛朗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于1938年应宋庆龄之邀加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并任名誉司库。1941年夏，他一路护送红十字会的支援物资北上陕西宝鸡。

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佛朗士、廖承志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写佛朗士：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

佛朗士是被自己人误杀的。得到他被枪杀的消息时，张爱玲正在宿舍的浴室洗袜子。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当九莉（原型张爱玲）听到同学告诉她安竹斯（原型佛朗士）死了时，她“最初的反应是忽然占有性大发。”那位同学刚来了半年，又是读医的，却比她先得到安竹斯教授死的消息，这似乎令九莉难以接受。

九莉继续洗袜子，然后抽噎起来……本来总还好像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可解释的？但是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生命在战争面前如此脆弱和荒诞，九莉想对老师说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特别荒谬的是，他死得那么不明不白。“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九莉心里默默想：“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

从左到右：祈祖尧神父、佛朗士教授、陈寅恪教授

佛朗士教授是一个十分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住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自己造房子，家里不装电灯和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一辆破败不堪的汽车是给给佣人买菜赶集的。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写道：

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万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翘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却也不曾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像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佛朗士教授的历史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张爱玲崇拜他，很在乎他对她的看法。作为成绩最好的学生，佛朗士欣赏她，对她寄予厚望。

张爱玲在港大第一次拿到的奖学金，是佛朗士用自己的钱奖励她的，因为张爱玲申请的奖学金没拿到，佛朗士寄给她800元，同时附上一封信“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如果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写道：“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叠钞票，有封信。……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

张爱玲知道母亲为她读书所做出的“牺牲”，现在她得到奖励，特别想证明母亲对她的付出是值得的。那时母亲正好也住在香港，她心旌摇荡，带着憋不住的快乐去见母亲，将原样包好的钞票郑重地搁在桌子上，心里默想：“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然而过了两天再去，她在母亲朋友的谈话中无意听到母亲打牌输掉了八百块。母亲的神色有些不太自然，“偏偏刚巧八百”！等她在回去的路上猛然回过味来，“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港大时的张爱玲

这八百块奖学金事件就以这样讽刺而荒诞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中间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她发誓要还母亲的钱。直到母亲去世，她们母女始终没能找到弥合的机会。

张爱玲母亲于1957年在伦敦去世。病重时，她给已定居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信想见她一面。从客观条件上，张爱玲当时确实经济状况窘迫，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拿不出，她只给母亲寄去了100美元。不久母亲去世，张爱玲收到母亲从英国寄来的遗物，有一箱是她母亲继承的珍贵古董，曾随母亲漂洋过海很多年，现在又到了她手上。

母亲去世后，张爱玲大病一场。后来当她整理遗物时，似乎依稀看到母亲一生所走过的岁月……母亲的遗物中珍藏有张爱玲从小到大的几张照片，这些年漂泊在外，她母亲一直带在身边，看着这些有她成长岁月的印迹，张爱玲一时崩溃了……她好像开始理解了母亲。

后来张爱玲将这些照片一同收进她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中，并用文字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

想必对于港大时佛朗士教授赠予八百块奖金的事，张爱玲也释然了吧。

张爱玲小时候这张照片母亲上了色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港大停课，为解决膳宿，张爱玲和同学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在飞机轰炸，生命系于旦夕之际，她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直到次年5月，她才离开香港回到上海。

香港三年的岁月，对张爱玲在创作上的影响非常之大，回到上海的她，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凭《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小说一举成名。这些故事的背景大都在香港，对乱世之中小人物的命运充满讽刺和同情。生命、金钱等转眼可以毁掉，人们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虽然可笑、可悲，但生命有时也有一点可爱之处，只是大多都是这样不彻底。

学者李欧梵在《张爱玲在香港》中提到，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香港时期标志着张爱玲的成长过渡期。她因目睹“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无谓的执着”，在返回故乡上海之前已然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