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红军在福建汀州举行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随后，红一军团经瑞金北上广昌。行军途中，红四军政委罗荣桓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是第三纵队的凝聚力、战斗力都比较差。

比如，三纵队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

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他就便把行李搬到十九大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具体帮助，最终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工作，让这支新部队实现了脱胎换骨。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罗荣桓为什么被称为“政工元帅”。

每天晚饭后，队里组织唱歌、拔河、捉迷藏等游戏活动，罗荣桓都积极参加，他已经是28岁的“老”青年了，但到了连队里还是要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们一起活动。

拔河时，他喜欢站在前面，使劲蹬住地面，拔得十分起劲。

捉迷藏时，轮到了他，他也和战士们一样，眼睛蒙上一块毛巾去抓人，抓不到时同样被罚出节目、唱一支歌或是讲一个故事。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了。

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人，爱吃辣椒，而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

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

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

罗荣恒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兄弟。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

“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谣：‘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像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大家应当互相理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儿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可大队长和政委又因为自己工作没搞好而感到不安，要求不当干部。

听了他们的发言，罗荣桓义着重讲了干部问题，他说：“现在部队一天天在发展，干部在战斗中伤亡又很大，需要不断提拔新的干部。因此，你们就不是什么不当干部的问题，而是要准备挑更重的担子。

“你们还要经常注意在战士中物色、培养干部，可以在班排中选拔干部，尤其要注意在通信兵、司号兵、宣传兵和党的小组长、支委中选拔干部。这些人和班战士一样，出身好，经过战斗考验，可又比一般战士多一点文化，能讲一些革命道理。选拔他们当干部。对于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不良倾向，反对军阀残余是有好处的。”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口味问题上，还有口音差异造成的矛盾。

这个纵队的福建籍战士大部分是上杭、永登、连城一带的人，都不会讲普通话，同其它地方的战士语言不通，讲不到一块。

每次开会，福建人就同福建人坐在一起：福建人管蛤蟆叫“土狗子”。江西籍的战士就开福建籍战士的玩笑，说什么“土狗子又到一堆去了”。福建籍的战士也反唇相讥，说江西战士是“蛤蟆子”。

罗荣桓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

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讲他们是‘土狗子’就不好了。

“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普通话，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

“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普通话，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今后部队发展了，还会有湖南人、广东人、江浙人、北方人乃至少数民族参加红军，大家语言习惯、生活习惯不同，都要互相谅解，互相照顾……”

由此可见，罗荣桓是一位非常擅长做部队政治工作的将领，他从口味和口音这两件“小事”上面抓起，耐心细致地对干部战士们进行教育和指导，没过多久就解决了十九大队乃至整个三纵队的团结问题，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部队，真正实现了脱胎换骨。罗荣桓无愧于“政工元帅”这一称号。

参考资料：《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共和国元帅：罗荣桓》（长征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