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8日，春城昆明发生一桩惊天大案，国军陆军上将、原16军军长范石生出诊途中被杨蓁的儿子杨维骞与杨维襄刺杀于街头，终年52岁。很快这桩街头刺杀案件通过媒体传遍全国，蒋介石闻讯后发电给范石生家属，称：“顷悉石生兄惨遭意外，念革命之旧勋，痛故人之永逝，噩耗传来，惊悼殊深，特电驰唁！”其他国府大员纷纷发来唁电自然不在话下，就连在华北前线的朱德总司令，闻听此讯也伤痛不已。周总理也叮嘱昆明地下党关照范的家属:“到昆明后要去看一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退役上将被刺于街头，那么兄弟两人为何要刺杀范石生？为何老总和总理都如此伤痛和牵挂？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原来，朱老总、范石生（字小泉，云南峨山人）和杨蓁（字映波，云南昆明人）3人当年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因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所以就结为金兰之好。1911年(宣统3年)10月，杨蓁参加了蔡锷、唐继尧等人发动昆明重九起义(云南辛亥革命)，在战争中其非凡的军事才能逐渐为人所知，不久就升任滇军第2师第7团团长，范石生也追随他在7团任副团长。

1921年2月，杨蓁、邓泰中、金汉鼎等滇军高级军官暗中支持靖国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发动兵变，驱除滇系领导唐继尧。事成之后，按功行赏，杨蓁被任命为第3卫戍司令、滇军第3军混成旅旅长等职。但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手握重兵、军事才能出众自然会遭到猜忌。不久杨蓁就与顾品珍、金汉鼎等关系闹僵，几乎兵戎相见，无奈之下，他被迫出走广西，失去其基本部队，后辗转到广东，一度代蒋介石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因为滇军内部矛盾问题，不久滇军第2军军长范石生也率部来到广东，投奔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队伍。兄弟俩又重新战斗在一起。

孙中山去世后，重新执掌云南大权的唐继尧派两路大军进入广西，广东革命政府派范石生援桂。此举正中范石生下怀，因为他早有重回云南、再执牛耳之意，所以将部队更名为“定滇军”，意欲杀回云南。结义兄弟杨蓁的军事才能他当然了然于胸，因此”连派代表十余人，送信数十封，请先夫到广东帮他打回云南。“并允诺”(回滇)实行‘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 （1939年8月，杨蓁妻李时珍向法庭追述）。这才说动主张北伐战争，反对云南人不打云南人而极重私人友谊的杨蓁就任总指挥之职。但理念的不同，对两个都有极大政治抱负的年轻军官来说，显然是一颗埋在深处的地雷，随时会因一个小意外而引爆。

杨蓁虽然军事才能出类拔萃，但是为人处世却存在一定问题，按朱老总的说法就是：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这就使得他在定滇军中，和下属军官关系极为紧张。此外，随着初期战事进展顺利，范石生也有放弃民选军、政两长之意，为此还拐弯抹角探听过杨蓁之意，为杨严词拒绝，所以范石生对杨蓁也心生不满。

矛盾日积月累，逐渐加深，终于爆发了！杨蓁限期修筑工事，因土质坚硬，工事没有修好，他将团长李兴和至连排长全部罚跪并加鞭笞，限令部队将工事完成，否则严办。这下引起了李的严重不满。按照范石生之女的说法“是夜，在师长徐德和田钟谷(杨的连襟)默许支持下，李兴和等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将杨蓁拖出庙外打了一顿，怕他报复，就把他戕杀。”杨蓁死后，定滇军军心不稳，指挥无度，最终被唐继尧击败，范石生也彻底失去了问鼎云南的机会，只好继续流落广东一带，逐渐没落。

这件事，没有范石生的默许，估计几个军官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因为南昌起义失败后，朱老总率领一部分官兵就是蛰伏在这位结拜兄弟手下，得到大量武器、装备补充。在事情泄露之后，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老总解京正法；范则让老总率部从容离去，并赠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从这点看，范石生对部队的掌控能力相当强，几个军官虽然对杨蓁恨之入骨，但没有他的默许谋杀总指挥，估计最多也就心里想想而已。

因为范石生有庇护朱老总及南昌起义余部这份天大的人情，所以总理才会专门叮嘱地下党照顾他的遗属。而朱老总对两位老弟及家人反目成仇也极其不忍，解放后曾召集两家后人予以调解，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未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