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戏里面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奴才了，在现代人看来这个词充满了贬义，但凡那些自称奴才之人，要么是宦官，要么就是一些奸臣、丑角。与奴才相对应的则是中性词——臣。

鲁迅曾说过：“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如果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那反倒是奴才比臣更加尊贵，在满人的统治之下，汉人都不能自称“奴才”，只能自称更加卑微的“臣”。鲁迅在《灯下漫笔》里谈到中国的古代，用尖锐的笔去刺我国麻木的国民性，说我国只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清朝就是那个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汉族人想自称奴才都没机会。

事实上奴才一词，亦叫做“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词汇。其实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意思是一样的，这点在《隋书・北狄》中有所记载。据《隋书・北狄》载：“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

清朝入关前，这种情况依旧存在与女真部落当中。据《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通过这段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在满人的旧俗里面，奴才与臣含义是对等的，并未有辱国体。

实际上，奴才之所以会成为贬义词主要是因为明朝时皇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遂被世人骂作奴才。这点在《明史・杨涟传》里面有所体现，据《明史・杨涟传》载：“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清朝疆域图

随着满清的入关，将原有的满洲旧俗也带入中原。此时的奴才变成了与臣同意的中性词。在他们眼中，奴才是自家人，臣则是外人。也正因如此，在清初（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大臣们在奏章中“奴才”和“臣”并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在这些奏折当中有用臣的，也有用奴才的，甚至有人在同一份奏折里面既出现奴才，也出现臣。

雍正皇帝上位之后决定改变这种状况，开始对此进行规范。据《钦定八旗通志》载：“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不仅如此，雍正皇帝虽然是满人，但是对于奴才这个词也比较排斥的。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的话，从这句话不难得知雍正皇帝本人也深知奴才含有骂人之意。所以雍正皇帝多次将底下官员送上来的奏折里面的奴才改成“臣”，并对这些官员说明以后在奏折上写“臣”即可。

但是清朝毕竟是由奴隶制向君主制过渡，皇帝既是君更是主子，官员们自称奴才的恰恰说明他们拥有旗籍，拥有着一种变相的贵族身份（因为被开除旗籍的人是没有资格称奴才的）。所以即便是雍正皇帝三令五申，但是这些满人官员仍热衷于自称“奴才”。

到了乾隆时期，文化日益汉化，为了维护“满洲旧俗”，乾隆皇帝并没有像父亲那样禁止官员自称奴才。但是也规定了公事与私事要分开：“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对于那些在公事上使用奴才的，乾隆皇帝会批评教育，反过来在那些请安、谢恩里面用臣的，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调补湖南按察使法明于谢恩折内称臣，被传旨申饬，继而革职。

但是关于“奴才”与“臣”的称谓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武将，在乾隆皇帝看来，只要是武将不管满汉、无论公、私事，所上奏折都只能称“奴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凉州镇总兵乔照谢恩折内称臣而惹怒了乾隆皇帝，事后乾隆皇帝指出：“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理，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如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下令对乔照严行申饬。

爱新觉罗・弘历

第二年，福建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折内称臣，乾隆帝认为“殊不合体式"。再一次指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以前“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以后武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称奴才。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非常提防，只把满人当作自家人，于是“奴才”这种包含自家人意思的词禁止汉人使用，意思就是汉人只能做满清皇帝的臣，进入不了满清皇帝的一家人行列。也正因为如此，“奴才”才会显得比臣珍贵，哪怕人家只能是下人，也是皇帝家的下人，也远比外人要重要。

乾隆年间，曾发生过一起科举作弊案，满人大臣和汉人大臣共同上奏给了皇帝，两人写奏折的时候，由于满人大臣名字在前，汉人大臣名字在后，于是就称呼“奴才某某（满臣）、某某（汉臣）”。乾隆皇帝看过奏章之后，火冒三丈，但并不是因为有人作弊而发火，而是因为汉臣居然也能在“奴才”这个称呼后面。

爱新觉罗・弘历

于是乾隆皇帝特地下诏给了两个人惩罚，不久后又颁布新规定，满汉两臣共同写奏章的时候，必须一起称臣，否者予以革职。乾隆皇帝之意不言自明，他情愿满臣下降身份称臣，也不想汉人的名字跟在“奴才”这个称呼后面。清朝的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在乎“奴才”和“臣”的称呼，根本原因还是排汉心理作祟。满族内部这种奴隶制度是满人才有的，汉人如果掺和进来，岂不是满汉不分？到那个时候，若是满人被汉人同化了，江山岂不是又回到了汉人手上。

正是出于如此多的忧虑和警惕，清朝皇帝才始终坚持跟汉人划清界限，用“奴才”和“臣”这种称呼来划分区别。如此一来，划分界限的效果虽然达到了，可是朝廷内部天然就存在满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当这种争斗过多之时，国家内耗严重，国力就会日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