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入东瓯。侧身天地成孤注，满目河山寄一舟。朱鸟西台人尽哭，红羊南海劫初收。可怜此屿无多土，曾抵杭州和汴州。”

这是题刻在温州江心屿文信公祠中的一首七律，题目叫《温州江中孤屿谒文丞相祠》，这首诗风澎湃、心忧社稷的诗歌作者为清朝扬州人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

在扬州有普通的小巷叫毓贤街，若不是巷北面一段斑驳的青砖墙壁上，镶嵌着一块长长的白矾石石匾：太傅文达公家庙，匆匆而过的人也许不会留意这里曾经住过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阮元。

在乾嘉盛世，曾出现了不少口耳相传的人物。但相比之下，阮元其人远不像和珅、纪晓岚等人那样家喻户晓。其实，阮元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掷地有声，做学问博而深厚，是杰出的著作家、刊刻家和思想家，在经史、小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其道德文章固不可与和珅之流同日而语，而堪与纪晓岚相媲美。他自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人誉他“一代经师，学界山斗”，还有的赞他为“一代名儒贤相”、“嘉、道间第一人”， 道光帝在祭文中称其：“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不难看出，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清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764年2月21日）子时生于江苏扬州仪征。

在历史上，扬州地区曾是蜚声遐迩的东南重镇，具有补襟带淮泗、控引江南的地理优势，利尽四海、民生所系的经济地位，具有磅礴郁积、精光勃发的文化积淀。以扬州为中心的苏中、江淮地区，也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津。山川形胜，人文氤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其影响力赓续至今而经久不衰。

阮元出生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士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还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对他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

阮元二十五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考翰詹，乾隆帝亲自选他为第一名，破格提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乾隆帝召阮元入朝应对，高兴地说：“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同年，晋升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仕宦之路颇为顺利。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年）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1826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致仕，返扬州定居。

阮元回归扬州之后，朝廷仍没有忘记这位老臣，在他八十岁生日来临之际，军机大臣传出圣旨，为阮元祝寿，道光皇帝还御书“颐性延年”匾额，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在清代满汉大臣中，生前获赐太傅衔的一共只有六人，而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的则只有两人，可见阮元的殊荣。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27日）巳时辞世，享寿八十六岁，谥“文达”。

阮元为官五十年，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崇尚俭朴，吏治有方，深受百姓拥戴，至今关于他的事迹仍广为流传。

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面对积弊丛生的浙江局势，力图振兴，清除陋规。以求政通人和。阮元清查浙江全省各所属仓库，发现亏缺严重，已深感省吏治的腐败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不开大刀则难以起死回生。阮元核对账目，发现全省各属仓库亏缺竟大四百数十万两。虽然前任巡抚在漕羡采买项下设法弥补二百八十余万两，仍然亏欠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四百多两。阮元指出亏损的缘由：一是因上司平时收受陋规，奢华糜费，其属员见状或仰仗其权势，或借机要挟，乘便肥私，造成上下皆贪。二是因台湾兵差供应，帮办海塘，以及一切因公不能开销的款项挪用库银。阮元提出当年清当年款项，决不允许各州再出现新的亏欠；对于以前的亏缺，鼓励各州县崇俭黜奢，痛改前非，屏除浮费，节约开支，并严格监督、自总督、巡抚、藩司、臬司、道台各级衙门大小官员不允许有丝毫掠夺州县费用，这样促使各州县每年有所节省，用以填补以前的亏缺。嘉庆帝称赞阮元此举于官有益，于民无损。

阮元

杭州税关北新关如同老虎口，关使横行霸道，多有胥吏勾结为奸，当官者同流合污，当然也有昏庸无能不能严于职守而渎职者，所以造成关吏敲诈勒索，如同白日抢劫。阮元探访到北新关的弊端，立即严格纪律，痛惩宿习。阮元曾作一招贴高挂于关门，使人共见。文曰：“古者关无征，后世不得已而设关，当知此意也。”当时的人乐钧、谭光祥都有纪实的诗讲述阮元抚浙前后杭州关的情况。之前是“关吏猛如虎”，之后是“关吏豪搜弊已除”。从此，商货阜通，商、民称好，同时国家关税反而增多。

浙江多水灾，阮元两任浙江巡抚，曾多次奔忙于救灾赈济的具体施行中。他担心救灾赈济的办法一实行，一些不法的官吏无不勾结为奸，处心积虑地想将救灾款撅为自有。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初六日，阮元接到金华、绍兴等地呈报大水淹没田庐，淹毙人口书数的报告，一面派员飞奏；一面立即督率布政使及地方官就近察看，并派员赴临海、黄岩、太平等县查明落实坍房、毙口及田禾损伤之灾情，分别抚恤。为了做到赈济粮款一分不少地发放到灾民手中，阮元命令各县，于一县几都，一都几村，每村几户几口，应赈几月，每月赈足米若干，此村极贫者、次贫者、大口数、小口数、凡数百人情况书榜张挂。此法一行，透明度大增，男女老少皆知自己有无损蚀被侵的情况，贪官亦无法贪

在浙江金华曾流行着溺杀女婴的风俗。贫困的人家生下女婴常常人为溺死，那一幕凄惨，恐非生活于日渐安康文明中的今人们所能想象。他为了禁止金华县民间溺杀女婴，捐出自己的一部分官俸建立关爱女婴的专项基金，贫穷百姓谁家生下女婴，就要求家人抱着婴儿到府学报名，由主持幼教幼育的学官负责注册登记，发给家长一个大红包，内有喜银一两，作为哺育之费。一个月后，学官按名册逐户稽查，如发现有溺杀女婴的，予以严惩。因为一个月之后父母在哺育婴儿的过程中自然对女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了。所谓的严惩，其实是教而不诛，刑罚未用，而风气已悄然转向。清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就盛赞这真是拯救婴儿的妙法：“金华贫家多溺女，阮文达抚浙时，捐清俸若干，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盖一月后顾养情深，不忍杀矣，此拯婴第一法。”

阮元一生为学行政强调亲临实地考察和亲自动手实践，在浙江任职期间，对《禹贡》中提到的“三江”和当时的“浙江”等河流的古今水道的变迁、名称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参稽经史，测量水土”，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工作，并精心绘制了10幅示意图，最后撰成数万字的《浙江图考》。

杭州西湖中有三座人工岛屿：小瀛洲（三潭印月），湖心亭（北塔基）和阮公墩。阮公墩就是时任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疏浚西湖后，以浚湖葑泥堆壅成岛的，故后人称之为阮公墩。又因其泥软地低，常为湖水浸漫，俗呼其为阮滩。阮公墩成岛后，杂木葱茏，蔓草萋萋，天真未凿。

阮元

对于他“亲履”民间调查研究的故事，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扬州之平山堂，有僧主之，阮文达尝于予告后往游焉。时僧方据纸作楹帖，文达布袍葛履，旁立观之，僧以为村叟也，漫呼曰：‘坐，具茶。’书罢，叩其姓，文达以告，僧以为文达之族人也，遽加礼，云：‘请坐。’并呼泡茶。坐定，叩何字，文达以实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请上坐，亟令泡好茶。旋以所备纸墨乞文达作书，文达濡毫据案，沉吟曰：‘无好联语。’俄书云：‘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

阮元是早于林则徐主张禁烟的清廷要员之一，他的敏锐目光和毫不动摇的禁烟决心，赢得后世的无比钦敬。

清代中叶，康乾盛世的辉煌已落幕，接踵而至的是内忧外患，清王朝进入风雨飘摇的历史阶段。外国列强觊觎东方文明古国，由来已久，他们处心积虑想打开“天朝”国门，推行殖民政策。贩运鸦片成了列强运用的最无耻的手段，这不仅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而且消蚀中国国力，瓦解国民意志，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手段极为卑劣。

殖民主义者向内地贩运鸦片，主要通过广州口岸。两广是烟患最重的地区，也是禁烟的前哨阵地。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到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任两广总督，他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禁烟成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在书房内悬挂自撰对联一副：“烟禁宜严，免得银荒兵弱；海防须紧，保障国泰民安”，以此砥砺自己意志。

阮元知道，能不能守住边防口岸，关键要有过得硬的防御手段。他到任广州后，立即查勘炮台，视察水师的防御实力。得知英国走私鸦片船队经常以混迹其中的兵船作掩护，他毅然决然加固和新修炮台，时刻准备对付磨刀霍霍的入侵之敌。帝国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耀武扬威，洋商们则有恃无恐，多次制造事端，击杀与鸦片走私犯抗争的边民。阮元疾恶如仇，毫不畏惧，他抓住凶手的确凿罪证，绳之以法，吓得外国奸商惊恐失色，百般掩饰以求自保。阮督抚的凛然正气，狠狠打击了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同时，严厉打击涉烟案的“内鬼”，对 “十三行总商” 伍敦元进行撤职严办，以儆效尤，收到了很好的禁烟实效。在阮元的不懈努力下，在他任两广总督的十年任期内，由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没有猛增，而广州海防确实“固若金汤”，列强的战船没敢擅自闯入。

阮元在广州的禁烟活动，开启了十几年后林则徐虎门禁烟的先河。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二十六日，阮元调任云贵总督。临行，僚属、士绅、朋友甚至两广巨商皆有程仪馈赠。按清朝制度，如任地方的官员在迁徙他任时接受这种馈赠是属于合法的，完全可以携带而去，以供途中和新任所开销。阮元对于这次数量众多、金额极高的馈赠，非但没有拒绝，而且命属员照收，但严格登记在册，逐笔入库，然后统统交给仍坐镇广东的官员，并嘱咐他们，这笔钱全部留在广州，一是作为阮元亲自创办的学海堂书院的经费，二是用于刊刻巨型经典《皇清经解》的费用。阮元两袖清风，手执一册画卷，吟哦短歌“十载居岭南，积书数十架，兹为南诏行，安得全弃卸。戚友可以别，此事岂能罢。损之又损之，已劳四牡驾。”驾着四马车书籍向昆明方向弛去。

阮元临行时收到的一册画卷是地方上送的秀才人情纸半张。所以高兴地收入并携带而去。说来这册标为《德政纪实诗画册》，正是地方上的文人谭彦光等人绘制并附赞颂之诗的阮元政绩图，计6幅。一曰学海文澜，指创办两书院；二曰桑园沃野，指广东地区一重大水利工程；三曰风檐增拓，指改建广东乡试阁舍；四曰米舶遥通，指鼓励合法的对外贸易，鼓励进口米粮，解决广东饥荒米贵之虞；五曰墩台控制，指建立大虎山等处炮台，严防外国侵略者；六曰峡路安便，指修筑清英峡纤道，保证商民行船便利。

阮元的父亲阮承信本是乐善好施之人。后来他的儿子阮元贵为大官，他严于律己，教子清廉。阮元出任浙江学政时有老朋友来拜见，相见甚欢，然而晤谈未久，出示两张银票说：“契值千金，为先生寿。”阮承信怒斥曰：“吾生平耻苟得财，故贫耳，君奈何无故而为我寿，不恤千金。若有乞于吾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犹不足报万一，而以此污之乎！君以礼来，吾以礼待；君以贿来，若非欲受国法制裁？“其人惊愕不已，于是谢罪而退。待阮元巡抚浙江时，他不顾年老体衰，常帮助筹划军民诸事，特别热心地方上的救灾赈济等善事，设粥厂放赈，并提出所赈粥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标准。阮元从不过生日，意在拒收礼金；乃父也不肯办寿辰，当他70岁生日时，阮元觉的不办与礼相违，加之僚属、学友皆欲祝寿，阮承信迫于盛情决定办寿，但提出不许接受一缣一烛，阮元遵其嘱，照此执行，一时传为美谈。

阮元对子女们进行的也是读书传家的教育。他任两广总督时，有一次到钦州阅兵，钦州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于是他写了一首示儿诗，其中两句是“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时听到子女们夜读，十分高兴，作诗道“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

阮元

阮元之子阮常生服官户曹，前后有十五六年，精白盟心，除了正常的俸禄外，虽一丝一粟不敢妄取。阮常生奉命办理宝华峪吉地前段工程，他自己出资租车，携同老仆住宿在村民土室中，从不打扰乡民。清晨就赶赴工程处所，督率工匠砌筑基础及栽种树木，待到天暮独自返回，不与要人交一言，也不拿公家的一钱一物。待到大功告成，因后段承办草率，兼有侵冒之弊，工员多获重谴，严加法办，唯阮常生耿耿清操，无暇可议，人们都称赞他操守清介，堪称廉直清正之官。官直隶永平郡守时，查得滦河渡船敲诈勒索来往过河商、民以为患。阮常生查清事实，植一竿于渡口，上悬大瓦二方，标识日月，谕告渡河者，如遇渡舟苛索，即可敲碎其瓦。阮常生每隔一日，分谴丁役沿渡口巡查，有持损瓦来报者，立即将行舟者抓来，严加惩处。此事一传，各渡口之弊乃绝。阮常生出任清河道时，该道辖2府5直隶州。他巡行各堡，仅备用一部驿站专用车和两匹马，随行仆人一二员，人不知为监司大员，迎谒的官员往往失之交臂，相见不相识。他平生慎起居，节饮食，一件皮衣穿了30年，见他人鲜衣怒马奢侈者，常常好言相劝，勉励他人节俭奉公，而他则以身作则。

阮元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他渊博的学识，充分利用任学政、督抚的有利条件，招集大批文人，对清代前期的学术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其一，篡辑《经籍篡诂》。广泛搜集唐以前的古籍旧注，充分运用乾嘉学派及他本人在训诂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集训诂之大成，编篡成《经籍篡诂》406卷。其二，校勘并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清代经学复兴，十三经及其注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当时《十三经注疏》通行的是明汲古阁毛本和武英殿本，两本均有脱误，为学者所不满。阮元在研究的同时也注意校勘，参校《十三经注疏》和各种版本，利用前人及清人的校勘成果，通校《十三经注疏》，并附部分校勘记。其三，汇刻《皇清经解》。阮元广泛收罗，精心挑选，收清初至乾嘉时期的经学名家74人，经学名著180余种，汇刻成《皇清经解》1400卷，基本上将清代前期的经学名家的说经之作总括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阮元的治学思想。其次，阮元在总结清代学术的同时，又冲破了乾嘉考据之学的蕃篱，要学术上兼收并蓄，汉宋兼采，总结理论的同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经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为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阮元的学术研究，还涉及到金石、文章、书法、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这是乾嘉学派所不及的。尤其是在书法和历算方面，阮元独树一帜，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畴人传》等著作，首倡碑学，为自然科学家立传，拓宽了学术研究领域，且后继有人。阮元一生著术颇为丰富，可谓著作等身。主要有《三家诗补遗》、《车制图考》、《曾子注释》、《小沧浪笔谈》、《山左金石志》、《浙士解经录》等。正如《清史稿》所言，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多才多艺，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联。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对西方列强强盗式的通商活动十分警惕，多次上书朝廷，请求严禁鸦片和加强海备，并修筑了大黄窖、大虎山两处炮台。他在书房内悬挂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烟禁宜严，免得银荒兵弱；海防须紧，保障国泰民安”，表明爱国之心和不忘疆臣之责。阮元官居杭州时，熔铸秦桧及其妻王氏的跪像于岳飞墓前，还即兴撰一联：“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此联诙谐、深刻，表达了痛恨奸佞的感情。他的学生梁章钜巡抚广西，他也曾撰联相赠：“江乡仁惠传荒政，岭表恩威播外夷。”

阮元

阮元多次巡视广西，热爱八桂山水。在阳朔画山，他题刻了“清漓石壁图”五个大字，还留下了《清漓石壁图歌》：“天成半壁丹青画，幡然高向青天挂。上古何人善画山，似与荆关斗名派”。“清漓一曲绕山流，往来何人不举头。六年久识奇峰面，五度来乘读画舟。”

阮元还在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为连中三元的陈继昌题刻“三元及第”匾。在梧州，他为允升塔题额“秀发梧江”，并赋诗：“云山郁蒸，江水澄凝。得此高塔，势欲上腾。梧岗吉土，从此其兴。”

阮元死后归葬位于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老坝山的祖茔，其祖茔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距今已有370多年，当地人称阮家大山。阮元墓至今仍存，一块约两米宽的墓碑横嵌在墓冢的中间，碑面异常光洁完整，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1851年）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极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