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英国军事家、政治家，19世纪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他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成为唯一被七个国家授予陆军元帅的军事将领。
威灵顿是加勒特・韦斯利与亚瑟・希尔-特雷弗长女安娜的四子。1769年5月1日出生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奥上街24号，这里现在是“梅里奥酒店”。
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族的两座住宅中渡过，第一座在都柏林，第二座在单根堡。在1781年，他的长兄理查德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在后来被封为马里伯勒男爵与考利男爵。
在单根时，他到特兰姆的教区学校读书，在都柏林时，到怀特先生学校读书，在伦敦时，在切尔西的布朗预备学校读书。后来，他进入伊顿公学，在1781年至1784年间在这里读书。他在这里孤独，这使得他不喜欢它。他并未因奖学金而改变，但如拿破仑般，他既敏捷又善算术。母亲为节约学费供他弟弟上学，便让他去学律师，结果一年时间他唯一干的事就是拉小提琴，其寡母的认为他“只能去当炮灰，做不了别的事”。便把他送往法国昂热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跳舞和骑马，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绅士。他的父亲于1781年去世，他的母亲则于1784年去世。
1787年3月7日，他加入了第73高地团。他的长兄爱德华在炮兵中给他委托了一个职位。第76团部队当时驻扎在印度，但他没有到印度去。12月25日，他成为了第76团中尉。1788年1月23日，他被调到第41团，然后，在6月25日，他被调到了第12轻龙骑兵团。1791年6月30日，他被调到第58步兵团，获得了一队士兵，然后，在1792年10月31日，他被调到第18轻骑兵团。在此期间，他慢慢地地爱上了朗福德伯爵之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满魅力”。1793年，他向她求婚，却被她的长兄托马斯阻止，因为威灵顿太过年轻又负债累累而且看起来没什么前途。威灵顿为此烧掉了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终生未再拉一曲。集中精力从事自己的业务。
阿瑟・韦尔斯利
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这段时间，威灵顿先后为两位爱尔兰中尉的副官。第一位中尉是白金汉侯爵，第二位中尉是威斯特摩兰伯爵。1790年4月，他以特里姆区议员的身份回到爱尔兰议会，并一直把持住这个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会。据他的长兄说，他凭着“出色的判断力，和蔼近人的举止与他的坚定性”重新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他第二次发表演说，内容有关王室宣布准备对法战争，他支持政府给予天主教教徒权利的法案，但反对允许天主教教徒进入议会的修正案。
1793年，约克公爵被派往弗兰德斯指挥盟军对抗入侵的法军。1794年，第33步兵团被派往增援在尼德兰作战的英军，刚刚成为少校的威灵顿也在6月与33团一起起程航往弗兰德斯，这是他第一次参战。3个月后，他再次晋升，成为中校。在战役中他晋升为旅指挥官。在博克斯特尔战役前，他的部队在布雷达东部敌军的炮火下前进。在战役的后半部分，冬季时，他的部队负责防守瓦尔河。在这段时间里，他因潮湿的环境而病倒。因战役被证明是失败的，约克公爵的部队于1795年返回。在这场战役中，威灵顿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纵队前进中需要仍然维持稳固的射击线列以及离岸援助的重要性。他总结出：许多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指挥部组织混乱。后来，他评价他在尼德兰的那段时间：“最后，我学到了不要做的事，这总是有价值的一课。”
1795年3月，在返国后，威灵顿回到了在南安普敦的33团，白厅决定将33团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他因资历而被晋升为上校。
1797年2月，威灵顿抵达印度，并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随后，他被派往菲律宾作一次简单考察，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卫生防护措施列表，以告知他的人员如何应对陌生的环境。11月，他回到印度，得知他的长兄，现在的莫宁勋爵理查德被任命为新的印度总督。
1798年，由于东印度公司扩张，英国与迈索尔爆发战争。爱德华命令一支部队去攻克塞陵加巴特木，并击败蒂普苏丹。在哈里斯将军的指挥下，24000人的部队开往马德拉斯，与一支由西面的孟买来的，人数相当的部队汇合。
在一次繁杂、细心的准备后，第33团在12月离开了大部队，从马德拉斯出发，穿过250里宽的丛林到达迈索尔。因为他的长兄是印度总督，所以威灵顿得到了额外的指挥权，任海得拉巴的尼扎姆的军队的首席顾问。这个职位使他与许多比他高级的军官有摩擦。在马尔韦利亚战役中，威灵顿带领他的士兵排成两列战线对抗敌军，迫使他们退到一个小脊，然后下令开火。多番齐射后，第33团发动了刺刀冲锋，迫使敌军步兵撤退。威灵顿一到塞陵加巴特木，战役就开始了。他的任务是夜袭一个邻近敌军堡垒的村庄，为炮兵开路。因为敌人做了充分准备，且部队在晚上又发生了混乱，夜袭以25人伤亡的代价告终。威灵顿也在战斗被枪弹击中受轻伤。虽然次日再次进攻得手，但这次失败仍给威灵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分析道：“绝不要攻击充分准备、各就各位的敌人，也不要在未侦察敌人方位的情况下进攻。”
经过几个星期的反复炮轰，堡垒的主墙终于被炮兵炸出了一个口。贝尔德将军发起进攻，肃清了堡垒。威灵顿掩护进攻，在裂口部署卫队，命令他的部队开进要点。此战后，哈里斯将军离开了，30岁的威灵顿被任命为塞陵加巴特木与迈索尔总督。1801年7月1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1802年9月，他得知他已经被晋升为少将。他在1802年4月29日被晋升，但消息在几个月后才抵达印度。他在印度留到11月，之后，他被派往参与第二次英马战争。
1805年9月，威灵顿回到英国。从战争中归来时，韦尔斯利得到好消息；由于他的荣衔与地位，基蒂・伯克南的家人同意他娶她。在1806年4月10日，韦尔斯利与基蒂在都柏林成婚，他们的婚姻在后来会被证明为不愉快的。
从1789年起，法国被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拿破仑在1799年控制了政权，到达了欧洲权力的颠峰。在1807年，他最终发动了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侵。当西班牙人的起义引发了半岛战争的时候，威灵颠被派往了葡萄牙。
与此同时，拿破仑自己也来到了西班牙，他带来了他的老兵来扑灭起义。而不列颠半岛派遣军的新主帅约翰·穆尔爵士在1809年1月的科伦纳之战中阵亡了。
阿瑟・韦尔斯利
虽然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英国和葡萄牙已经准备好要与法国和他的盟友决一死战。这次远征是当时英国冒失地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典型。威灵顿给卡斯尔雷勋爵写了一张关于葡萄牙防务的备忘通条，强调了控制山区边境的重要性并提议将里斯本作为主基地，因为皇家海军的支援可以使它的防御牢不可破。卡斯尔雷和内阁认可了他的意见，并将他指为葡萄牙英军总指挥。
经过几年征战，1813年，威灵顿成功将法国军队赶出伊比利亚半岛，1814年，拿破仑退位，威灵顿返回英国，被封为威灵顿公爵。
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五月时他已重新掌握了政权，也面对着新反法同盟的威胁。威灵顿离开维也纳开始准备滑铁卢战役。他到比利时去指挥英德联军和他们盟友荷兰与比利时的军队，这些军队与陆军元帅吉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麾下的普鲁士军队部署在一线。法军入侵比利时，在林尼击败了普军，并与威灵顿进行了非决定性的四臂村之战。这些战斗迫使英联军撤退到横亘在布鲁塞尔路上的一条山脊，就在小镇滑铁卢的南边。
6月18日，著名的滑铁卢之战开始了。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英联军在法军火炮的狂轰以及骑兵的冲击下岿然不动，之后布吕歇尔麾下的普军到达，一部分支援威灵顿的左翼，其他的都与法军右翼在普朗斯纳交火。法军的近卫军之后戏剧性地被英军排枪击退，而拿破仑的军队在恐慌中溃败了。虽然威灵顿的军队在布吕歇尔到达前已经打退了法军进攻而坚守了几个小时，人们仍然在争论如果普军没来，联军是否会取得如此决定性的胜利。需要注意的是，由格鲁希元帅指挥下那三分之一的法军正与普军后卫在几英里之外的瓦夫尔交战。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威灵顿麾下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德国人这个事实，一个德国历史学家十分极端地说滑铁卢是“德国人的胜利”。
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再次退位，然后被不列颠皇家海军送到了圣海伦娜。
威灵顿常常被描述成一位防御型的将领，虽然事实上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他的战斗都是进攻战（阿萨耶、波尔图、萨拉曼卡、图卢兹、维多利亚）。但是半岛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士兵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训练方面都无法打一场进攻战。同时，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极好的打防御战的地形，而威灵顿也正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威灵顿的战术思想中有许多是从政治、补给或是财政中体现出来的：仅仅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他也不得不对付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西班牙军阀与游击队。同时，在贫瘠的半岛上补给是一个恐怖的问题：法军懒得理这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抢劫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威灵顿需要获得平民的支持，需要从别处获得补给（特别是从美洲运来的小麦）并运送给战地的士兵。补给常是他的致命弱点，而他在补给线被敌方威胁时常被迫撤退或是采取守势。
在他的防御战中，他对防守战术表现出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理解力：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山后坡在防御战中作用的拿破仑时代将领，并且尽可能地使用它来隐藏兵力和保护士兵免于受到炮击。虽然如此，他几乎从未错过反击的机会，这时许多法军纵队就会发现他们被火枪齐射攻击后，接下来就会遭到刺刀冲锋的冲击。
威灵顿有时也很强势：他在波尔图的渡河是一次惊人的豪赌：而要不是一位下级军官犯了错误，苏尔特的军队也不会战败。在进攻方面威灵顿也显示出了对地形与战术明晰的理解力：在维多利亚之战中，他指挥了一次壮观且协调的攻击——四个纵队从三个方向同时出击，几乎击溃了整支法军部队，迫使他们将除了138门炮中的1门外其他的行李和补给都“让给”了英军。
然而，他必须非常谨慎：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当马赛纳的军队正尝试包围里斯本并开始迂回时，威灵顿经常站在矮墙上，用望远镜观察法军，咕哝道：“我可以击败他，但需要10000人，而这是英格兰唯一的一支军队，我必须得保护它。”
由于法军在西班牙的总数量总是远远超过英军和葡萄牙军可以派出的人数，法军指挥官总能放弃一些地区来集结比英军更庞大的军队，就像他们在萨拉曼卡之战后所做的那样。因而在最后的总攻之前，威灵顿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地进攻西班牙。
在维多利亚之战前夕的一系列交战中，从里斯本到英军驻地的补给线被切断了，所以他将补给线向西班牙北部海岸延伸，迫使前线的法军部队回到他们的后方。
除了攻打布尔戈斯一战外，他其他的攻城战都是成功的。他的大部分此类战斗发生在印度，对抗比法军缺乏训练、装备与士气的印度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他最糟的一战，也就是布尔戈斯之战中也许有点过分自信了。威灵顿几次需要重新夺回葡萄牙边境上的堡垒，因为法军在占领这些联军把守的堡垒时总是取得完全的胜利。同时，由于法军可以很快地召集援军，他不能在漫长的沃邦式的攻城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由此，他在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的突袭虽然成功地速战速决，但却代价昂贵。
他不喜欢他的骑兵指挥官们。他在1812年7月18日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批评骑兵除了在温布尔登开阔地外简直无法调动，并且总是一窝蜂地冲锋，而不是排成两线——一线冲锋而二线作为预备队。当然，由于家庭方面的矛盾，到1815年以前他一直否认亨利・皮吉特的才干。他同时还是他情报网的直接领导者，并且紧密监督他士兵们的供给与薪水。
他也在政治方面下了大力气：保证英国与西班牙政府对他的支持，为选择军官去疏通关节，并且使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与他合作。当法军以抢夺食物、枪杀反抗者与当地人民对立时，威灵顿却把大部分的补给从国外运来、为他在当地征用的物资付现金并且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的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由于掠夺、谋杀或是亵渎宗教的士兵被处以绞刑。当地人便以服从指挥、应征入伍和提供情报来报答他。游击队更是与英军紧密联手对付法军：袭击法军通讯兵并且将俘获的法军士兵转交给威灵顿。
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后，威灵顿投身政界，1828年，威灵顿当选首相。这位公爵的目标是经由重新统一托利党以缔造一个强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愿地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邀请以赫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出仕，而抛开托利党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对于右翼如此敬而远之，左翼又开始发生矛盾。反对派要求大规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团表示同感。公爵明智地作出让步，首先是教会问题，他自动改革宣告非国教徒有罪的《宣誓条例》和《社团条例》；其次是《谷物法》（禁止输入外国贱价粮食）问题，他实行了比他本人和农业利益期望中更开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后他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与赫斯基森派发生正面冲突，5月该派总辞。紧接着出现了另一场危机︰在爱尔兰克莱尔的补缺选举期间，继赫斯基森的大臣职的维齐-费兹杰罗极力保持他在国会中的席位，却被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击败。维齐-费兹杰罗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选给公爵敲下警钟︰只要不给予“解放”，任何托利党人也休想在南爱尔兰获胜。大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1828年8月威灵顿遂承担起其戎马一生最费力的政治职责，劝说乔治四世、当时下院领袖罗伯特・皮尔以及大多托利党人同意天主教解放，这些人过去一直认为此项改革无异于革出教门。由于威灵顿独一无二的威望，国王完全被他吓住了，即使以前那些伟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国王、贵族和下院屈服，而他却用任何一位首相都不会采用的方式向国王说话，使他们听从他的摆布。皮尔的立场也同样令人棘手。他是个公开声明的新教徒，因而坚持只有让他当后座议员才能支持“解放”。但是，威灵顿的耐性和皮尔的义气终于占上风，皮尔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托利党的一些极端分子竟“向后转”，公然违抗威灵顿的最后命令，但是该党大多数人则表示服从。因此，1829年4月尽管托利党已经分裂，天主教解放变成了法律，这是公爵在政治上最大的胜利，附带一出闹剧︰他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进行决斗。结果谁都没有受伤，温切尔西为他的话表示了歉意，公爵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说了声早安，就催马回了伦敦。
阿瑟・韦尔斯利
作为一名忠于国家的军人的威灵顿，曾经表现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边”存在什么东西。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想象力，他认为改革的另一边是革命——“采取正当法律程序的革命”。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动派。
威灵顿工作的节奏是极快的。他每天早起——他一旦醒来就“不能承受躺在床上的滋味”——他常常只睡6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甚至到1815年他不再出征后，他仍然睡行军床，这也反映出他并不关心个人享乐。西班牙将军声称威灵顿经常说军队要“在拂晓”开始行军并吃“冷肉”，使得他开始害怕干这两件事。当有战事发生时，他在早餐和晚餐中间几乎从不吃东西。在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间，他只靠吃“冷肉冷面包”维生（这使与他一同进餐的参谋们都感到绝望了）。但是他以他所饮用与提供的好酒享有盛名，他经常在正餐（晚餐）是喝一瓶——按他一天的标准并不算太多。
他很偏爱使用高科技的机械工具，他也因此成为了不列颠军队中最早使用榴霰弹与康格里夫火箭的将领（虽然他之后对这种火箭糟透了的精准度而感到失望）。他也设置了一个专职破译截取的法军电报的军官职位。另一方面，虽然做了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他的补给队还是由驮货物的骡子和牛车（轮轴不上润滑油）组成（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的话，还包括货船）。
阿瑟・韦尔斯利
他很少在他的下属面前流露出情感。但是，就在萨拉曼卡之战前，威灵顿一边用小望远镜观察法军的调动，一边嚼着一只鸡腿。他发现法军左翼过分地展开了，意识到他可以对那儿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击，于是他把鸡骨头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军败了！”还有一次，在图卢兹之战后，当他的侍从官将拿破仑退位的消息带给他时，他穿着他的靴子原地转起了圈子，并打了几个响指，有点想在跳即兴的弗拉门科舞蹈。尽管他是著名的苛刻并用铁腕手段维持纪律，威灵顿也深深地关心他的士兵们。他在波尔图之战及萨拉曼卡之战结束后没有追击法军，因为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追击逃敌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他唯一依次公开地表现出悲痛是由于他士兵的惨痛伤亡：在悲惨且代价昂贵地占领了巴达霍斯之后，他看到缺口处英军士兵大量的尸体时流泪了。在这个背景下，再看他在维多利亚之战后写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呼他们“地上的渣滓”，就可以看出他的激烈情绪是由他对他们擅自解散队伍的失望和对不服从命令的愤怒而引发的。
公爵一再使用“国王和人民的忠实仆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来形容自己，这些词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他主要受到尊敬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服装和通信方面许多有趣的个人特点再加上对答如流的机敏天才使得他不但是英雄而且是个“名角”。他对一个敲诈勒索者的著名回答是︰“你公开发表好啦！”他的婚姻不甚美满，凯瑟琳既过分疑虑又极端崇拜他，她于1831年4月24日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编辑他的最后“消息”，二儿子的孩子们很受他钟爱，正如他对所有的孩童一样。他与伦敦著名的七公主俱乐部的女主人哈丽特（查理之妻）、安杰拉、布岱特-古茨、哈丽特・阿巴斯诺特以及其它一些女人的热烈友情显示他如果与一个聪明的女子结合可能会是美满幸福的。不过，在其部下的军人大家庭的友爱中，他可能是最幸福的。有些近代历史学家反对“铁公爵”的谥号，理由很充分，因为他既不冷酷，又非铁石心肠。然而，他本人倒是往往以严格维护纪律自夸。
1852年威灵顿在瓦尔麦尔城堡去世。虽然生前他讨厌坐火车，他的遗体却被火车送到伦敦，像他之前的霍雷肖・纳尔逊及后来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受到国葬。有许多人参加了葬礼以至于在现场连站的位置也很难找到。坦尼森作的威灵顿公爵挽歌中毫不掩饰地给他赞扬，证明他一生的声望之高。他的花岗岩石棺被安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纳尔逊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