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是“双罚制”，意味着公司与主要责任人员同时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被追责的系大股东、实控人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在这场刑事追责中，单位的利益与被追究个人责任的实控人、大股东个人利益完全一致。在被追究责任高管的系职业经理人、公司员工的被告人情况下，在这场刑事官司中，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甚至可能发生根本冲突。在这类案件中，从公司的立场来看，就不应该将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诉讼代表、辩护人都交给受到追究的高管或者员工来安排；反过来，涉案高管或员工，不应将辩护人的聘请全权交给公司安排。
博弈的法律根据：单位往往更容易通过与个人行为“切割”，得到单位不构成犯罪的结果；构成单位犯罪，对个人而言往往量刑更轻单位构成犯罪，除了构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以外，还需要额外多出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一是行为能够体现单位意志。司法实践中，要求必须是能够代表公司意志的个人（如实控人、董事长等）或集体决策（如董事会、股东会等），才能形成单位的意志。
二是必须以单位的名义实施。
三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违法所得归于单位。
在很多单位涉嫌犯罪的案件中，行为往往是中底层单位员工或高管个人决定，并没有形成单位的意志。或者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违法所得或收益，对公司及涉案者个人都有好处。在各类非典型的所谓“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原本就有极大可能性不构成犯罪，而是个人行为导致的个人犯罪。
对于个人而言，同一行为单位犯罪往往比个人犯罪刑罚更为轻缓。从个人角度来说，在没有特殊利益纠葛的情况下，不可能希望把单位犯罪变更为个人犯罪。
中大型企业往往更容易最终选择单位与个人切割的辩护策略对小微企业来说，人比公司重要，公司就是个“壳”，去了旧壳换新壳没什么大不了。从根本上来说，这类公司主要是靠实控人的个人渠道和个人方法获得商业机会。
但对某些中大型企业来说，公司已经在相应领域有了一定的商誉，公司在相应领域获取了门槛较高的资质，一旦构成犯罪，就意味着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意味很多大型招投标项目无法参与，商誉或资质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会极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
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往往公司并没有与个人切割的必要。对于中大型企业来说，却是必然。
中大型企业涉刑，个人与单位辩护权的博弈对于这类企业来说，放弃辩护权往往会导致可能存在单位“个人犯罪、单位背锅”的情形，辩护权的缺失导致单位被错判。
例如，某大型企业职业经理人个人向审计署某特派办领导行贿，钱款来自个人、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在检察机关将该案错误定性为公司单位行贿、该总经理是直接责任人。该公司太过信任职业经理人，将诉讼代表、辩护人的选任全部交给了该总经理，最终单位被判单位行贿，丧失了参与大型招投标项目资格后，单位回头想申诉，通过自己聘请的律师翻看案卷，才知道原本就有不构成单位犯罪的诸多理由。但已经错过了一审二审这样的诉讼机会，申诉想翻案，难度又太大。
对于单位有意切割责任的个人来说，如果将辩护权交给单位请的律师手上，在面对单位提出不构成单位犯罪而是个人犯罪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踏实地相信，一定会稳稳地站在自己立场？这是个问题。
作者：丁慧敏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
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擅长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曾在某省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担任过几十起厅局级领导案件审理负责人、反腐败协调小组联络人。执业以来曾代理过十余起职务犯罪案件，数起案件取得了个罪重罪不起诉、远低于量刑建议判处、涉案款物依法返还等辩护效果。
办理多起诈骗类、非法集资类、骗取贷款类、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走私类罪等重大案件（多起撤案、不起诉、不定罪），及上亿数额的民刑交叉类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被告实现驳回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