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城先生的观点很直接，很果断，也很新颖，会给人不少启发。

作为当代中国“新道家”重要代表人物，他虽然承认至今对“无为”的理解尚没有结论，但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是：

1、把老子的“无为”理解为“不妄为，不过分作为”的，是“以孔子的心理性努力解释老子的制度性构想”。

2、老子的“无为”就是以法治国。但“法治”不等于“法制”。

先来看他的第一个观点：把老子的“无为”理解为不妄为，不过分作为，实是以孔子的心理性努力解释老子的制度性构想。

他说：老子五千言的高明之处是他从来不进行道德规箴（原文更直接而尖锐），不鼓吹伦理式心理式努力，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无利，反而有害。

2，他认为“无为”是关于制度性建设的构想，即法治建设。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我：你认为老子的“无为”就是“法治建设”，这似乎不够准确。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为诸子所宗，齐国建立的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就是以黄老道学为主导的，而黄老道学就是以老子的道治家思想为主，杂糅了姜子牙、管仲以来的“道法思想”，应运而生的实用“帝王之术”。

而法家只是从黄老道家分离出去的纯粹学说，而且，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就是说，在老子思想里，实行道治的君主是“下知有之”的最理想层级的为政者；其次是实行德治、仁政的君主，天下人会“亲誉之”；而让人畏惧的正是法家式管理者。

因此，在老子思想里，“法治”是属于“失道”、“失德”、“失仁”之后的下等选项。你为何把“畏之”这一等级的人主，跟“下知有之”的“太上”相提并论呢？

王先生：你可能会因“法治建设”而产生误会，其实不是你看到的表面文章，我所说的“法治建设”并非人们，包括你所理解的那样。

老子的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为的就是制度建设。就是说，“无为”就是以法治国。

三皇五帝的时代，行政权力的转移是禅让制，传贤不传子。那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财富极其有限，私有财产的观念很淡薄。但是从夏启开始，帝位传子不传贤，家天下的观念渐占了统治地位。

侯王以天下为私有，必然推行有为之治，以智治国，初期可能有用，久之必然失效。

我插话：《竹书纪年》的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家的“道统”和历史传说，禅让制的真相可以作为“以道莅天下”的依据吗”？

王先生：“家天下”的观念和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没有确切公认的结论之前，且不涉及严肃学术讨论的话题，姑存一说。我的重点在于说明，“家天下”观念的制度化，就目前的史料记载，应产生于大禹王的儿子这一代。

我；好的，您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吧？

王先生：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取天下恒无事”，“以智治邦，邦之贼，以不智治邦，邦之福”等等，这不都是他对“人治”的反省与批判吗？

我：“反省与批判人治”，不正是为实行“道治”做铺垫的吗？这是老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为何您却指向了“法治”呢？

王先生：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道治”必然要可操作化，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圣人之治“以百姓为刍狗”，万物一视同仁，天王老子与百姓庶民之间，不存在尊尊亲亲之分，圣人是“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的。

这只是理论，如果不能落实在实践上，再先进的理论也毫无价值，所以好的理论必须能付诸行动，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接受天下人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

对于挑战法律，破坏整个社会“自然”的“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就是指法律的权威性不容侵犯。如你所说，“黄老道学”的法治思想，其源头在老子，商鞅、韩非子在战国时期创立的法家，则是对黄老道学的延续和具体化。

法家源于道家，这是常识，是由中国先秦思想史确定的，所以，我认为，老子主张的“无为”其实就是“法治”。他反对“以智治国”，就是呼唤以法治国。

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不是心理意义上的不妄为，不过分作为，而是活动在整个社会和谐不越界，互尊不相犯的范围之内，即“自然”的状态之下，尤其是侯王，不得违法乱为，因为他的一举一动牵扯全局。

在保证整个社会自然有法的前提下，侯王也就失去了恣意妄为的法律依据。所谓“功成身退”，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谦退，更主要的是：越是位高权重的侯王，就越要接受民主的监督和法律的规约，无论他能力有多强，功劳有多大。

我：你认为“无为就是法治”，我似乎感觉你还是把“法治”同等于“道治”了，并且你并没说明，为何把“其次，畏之”的末等地位（法治），提高到“太上，下知有之”的“道治”高度？

王先生：我注意到了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上述所说，强调的是“法治”，并不等于说法家就是道家，虽然法家思想主要源于老子，但不等于说法家就得了老子思想的真传，事实上，它只是“老子思想的变异形式，是老子思想主干之外的旁逸斜枝”。

我：可是按照你的观点，“无为就是法治”，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法治可以取代道治？

王先生：两者还是不同的：老子的法治思想，其目的在富民，而法家的目的在尊君。老子的思想是民主，是辅助民众，让他们“自化、自富、自正、自朴”，如果不以民的“无不为”为目的，那样的“法治”就成了“法制”，就没有前途了。

所谓“法制”就是58章的察察之政，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那样的“法制”必然导致“天下多忌讳”的暴政，和“法物滋彰，盗贼多有”的动荡。

我的小结：我接受王干城先生的许多观点，但对他的“无为就是法治”的理解还是不能接受。我还是认为，“无为”的核心在限权，是要权力者（修者认为是“心”）不可恃强凌弱，侵夺百姓权益。

而“法治”只是“道治”不可或缺的补充部分，只能在社会出现“为奇者”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从而“得而sha之”。

事实上，权谋术正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特征，而这，正是老子最反对的。

如果把“法治等同于“道治”，那势必会产生负面效应，以为老子真的就是术数学的倡导者，这样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司马迁把老庄与申不害、韩非子合传，就是明证。

朱熹将整个术数学，全归之于老子之学，他说：“为其学者多流於术数，如申韩之徒皆是也。其后兵家亦祖其说，如阴符经之类是也。”

所以我还是建议，王先生最好修改“无为就是法治”的武断说法，不然，老子之学真的还会像朱熹误导的那样“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sha人也不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