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下放锻炼
1959年以后，有段时间，国家重视科技工作，社会上组织科技攻关、科 技合作的气氛比较活跃，我在总参通信部科技部工作，与军内外联系较多， 人际关系熟识，工作进展顺利，心情比较欢畅，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疏于检 点，竟在生活作风上犯了严重错误，既给双方家庭造成了伤害，也给社会造 成了不良影响，为此受到严厉处罚，行政撤职降级，党内开除党籍，下放当 兵，锻炼改造。
这件事，使我十分痛苦，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郭芃与孩子 们，更对不起父母亲的教诲，非常愧疚。因为两位老人身体有病，我不敢把 受处分的事告诉父母，兄弟姐妹们怕老人受刺激，也帮我保密。
犯错误后，我被下放到西安郊外的通信十团当兵，所在的电话连经常 架设通信线路，体力劳动较多。战士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强体 壮，相处一段时间，关系甚好，他们对我关心照顾，亲切地称呼我为“老 列兵”,我也尊重爱护他们，学习中作点辅导，工作中出点主意。
我心中 明白，自己是犯错误的人，虽被开除出党，但我内心仍然认定自己是共产 党员，思想行动上要当好普通一兵，每月发工资后，按照规定将应缴纳的 党费(每月6元)到银行专门办了一个活期存折，储蓄起来。
连队生活中 与其他战士一样，除了爬电线杆登高作业，自己不会，因为危险，同志们也不让我干，地面上抬电线杆、背电线这些体力劳动，我都尽量参加。
外 出架线时，有机会接触农村环境，了解一点农村情况，看到农民们艰苦生 活与勤劳实干的精神，自己也深受教育。
那段时间，全国粮食供应紧张， 定量供应，标准较低，许多人吃不饱，我在连队当兵，每月定量38斤， 没有觉得困难。结束时，班内同志们难舍难分，他们专门请来照相馆的师 傅到营地附近给我们班集体合影留念。
下放半年多以后，我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下放以来的一 些社会见闻与亲身感受。这封信我请郭芃代为转达。没想到父亲收阅后竟 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让我女儿默芳执笔，写道：
潜修同志：你的信在八月十三日上午由郭鹏同志转给我了。因信内字 写得太小，又因你自己创造的字太多，看不见，看不懂，我很着急，所以 让李冰同志代我念了。当时在座的有李伦、郭鹏、李慧、蕴华等五六人， 他们也都听了信。你在信中所写的那些心得体会很多、很好，希望你心口 一致，要从心里真正体会这些，方可“落实”、“进步”。我住在北京地安 门米粮库四号，来信可直接寄给我本人，不要东转西转免得自找麻烦。赵 老太太身体健康，现已和我同住一个院内，一切均好，请勿念。
默芳按照父亲授意写完后，父亲又亲自用毛笔写了“此复”,签名 “李克农，八月十六日，一九六一年”。还加写了“此信是由我口述，经默 芳笔记的。因不知道你的详细地址，所以请李宁同志代转。农注。”
这时候父亲大约已经知道我犯了错误，回信中特别叮嘱我“心口一 致”,“要从心里真正体会”,担心我说大话、空话，言不由衷。我理解父 亲的心意，感谢对我的鞭策，暗下决心，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跌倒了 一定要爬起来。
这段时间，我不在北京，万万没有想到，我最敬爱的母亲赵瑛因患肝 癌，竟于1961年1月6日12时32分在北京肿瘤医院不幸病逝。
这对我们全家是莫大的打击，每个人都十分悲痛。更令我痛心的是母亲病重期间， 我没能在身边亲自照顾慈祥的妈妈，等我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北京， 母亲已在前一天病故了。
我到医院，望着母亲安祥的遗容，心如刀绞，悲 痛、惭愧、自责，使我多想跪在妈妈身边陈述自己的错误，祁求老人的宽 恕。可是丧事安排紧凑有序，母亲的遗体没等我们多看几天，就被送去火 化。那时候，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没有火化设备，遗体送至东郊火化之 后，迎灵到西城区厂桥嘉兴寺殡仪馆举行公祭，然后再将骨灰恭送至八宝 山革命公墓安放。
一月九日上午，举行追悼会，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周 恩来、邓颖超夫妇，陈赓大将夫妇、杨成武上将夫妇、孔原部长夫妇，廖 承志、章汉夫、汪东兴、徐冰、吴德峰、姬鹏飞、肖向荣等领导同志与亲 朋好友等送了花圈，共约二百余人参加追悼活动。
刘少文主持并致悼词， 杨尚昆主祭献花圈。父亲十分悲痛，自始至终，一直亲自操办母亲的丧 事，亲笔写了“母仪典范”小横幅，连同敬献的花篮，陈放在母亲的灵桌 前。
追悼会场上方，悬挂着“赵瑛同志追悼会”的横幅，两边一幅挽联，
上联是“为革命长期埋头苦干历尽艰辛，三十年服务人民垂千古”;
下联 是“教后代永远英勇奋斗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留典范”。
父母亲感 情一向深厚，尽管体弱多病，追悼会上，父亲不顾疲劳，一直站在母亲遗 像旁边，答谢参加追悼活动的亲朋好友，会后再将母亲骨灰送上八宝山的 灵车。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张合影照片背后用红色铅笔写道：
赵瑛同志像。此像于1940年春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不幸赵 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 一年中，埋头工作，辛勤劳动，抚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 哀思。
李克农，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立秋日)
那几天父亲非常伤心，我们担心夜间休息时，他临时犯病无人照看， 几个儿子便轮流值班，在父母亲的卧室里，临时架了一张单人床，夜晚陪伴父亲。
这些日子，父亲寡言少语，对母亲生前摆放的各种物品，一律不 许别人移动位置，每日早晚他都在母亲遗像前伫立默哀一会，然后再做其 他事情。我们看着，心中既难过，也为父母亲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受到活 生生的教育。
为了加强对父亲的照顾，除了三弟李伦一家已经住在米粮库 胡同外，二姐李冰是医生，这时也搬到米粮库胡同，一来照顾父亲，同时 也照顾年迈的外祖母及大哥李治在北京上学的儿子李慕兰，减轻父亲的负 担。
母亲丧事之后，有次李冰悄悄告诉我，母亲病逝前已经知道我犯错误 的事情，她没有更多地责怪，只是要求我接受教训，以后不要再犯，否则 她即便死了也不会瞑目。母亲留下的深切教诲，让我永世难忘，每当伫立 母亲遗像前，我就联想起母亲的种种恩德，止不住热泪盈眶。
李力与母亲赵瑛等家人合影。中间为母亲赵瑛，左一为二姐李冰，右 二为大姐李宁，右三为大哥李治，左二为弟弟李伦，右一为李力
为了让父亲换换环境，不要老是触景生情，陷于悲伤之中。母亲丧事 结束后，天气渐暖，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休息，并派李冰陪同照顾。大哥李治全家在上海，父亲早年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斗争惊心动魄，印象 深刻，这次到上海旧地重游，变化巨大，边观光边思考，开心之际也有不 少想法。
正巧当年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陈赓这时也在上海，两位老人 谈起中央特科时代的往事，兴致很浓，也颇多感慨，他们又会见了三十年 代特科时期有名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说起许多有趣的旧事。特别是有 些当初为党做过贡献的同志，因为没人了解情况，隐蔽斗争无档案可查，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荣誉与照顾，甚至还受到怀疑，至今忍受 不公正的对待。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 起步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史实鲜为人知。他们商量如何抓紧时 间，将三十年代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让后人了解当初革命斗争的历史，为党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父亲从上海回北京，心情依然 欠佳。不久他又到西安参观，那里 古迹较多，而且大姐李宁家在西安， 父亲早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对西 安、洛川、延安等地也较熟悉。
当 父亲一行到西安后，我还在部队当 兵，便向组织请假沿路陪伴照顾父 亲，经批准后，曾随父亲到延安、 乾县等地参观游览，看到有些古迹 增加知识，重游延安受到教育。
李力与父亲李克农在陕西乾县招待所院内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 议结束。这时父亲身体已经很糟， 日记本上只写了“二月七日”几个 字，就再写不下去了。
2月9日上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到家中与他商谈工作，同时劝他住院治病，他表示感 谢，还说没有关系。
下午病情发展，邓颖超闻讯赶到家中，连劝说带强迫，在3点左右，硬将父亲送到协和医院。原以为可以放心检查治疗，孰料几小 时后，父亲病情急剧变化，医生们重点检查治疗他的心脏，但他的脑软化同 时发作，从下午7时抢救，近两个小时，终究无效，父亲停止了呼吸。
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天晚上大雪纷飞，我们正在房内看 书。突然，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倪开车来告诉说，父亲正在医院抢救， 可能快不行了，让我们赶快去医院。我们立即赶至协和医院二楼病房，父 亲已经没有知觉，医生们虽然继续抢救，终究回天乏术，只得放弃。父亲 走得这么突然，竟然连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实在令人伤心!我们几个 子女围在旁边痛哭，父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很快，周总理闻讯来到病房，向父亲遗体默哀告别，又和工作人员讨 论后事安排，研究了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接着彭真、杨尚昆、孔原、 杨成武、萧华等领导同志也来病房默哀告别。那晚我们回到家中已是深 夜，心中悲伤难止。
我在当天的台历上写了：“29,55。白雪纷飞，父亲 离别了人间。于北京协和医院二楼，1962年2月9日，农历壬寅年，正月 小，初五，星期五”。这页台历，我一直留为纪念。
下放当兵一年多的时间，使我受到思想教育与实践锻炼。
突然，有一 天部队领导通知调我回北京，具体情况他们说不清楚，我也不便多问。办 好手续之后，我乘火车回到北京通信部机关。很快通信部副政委范阳春找 我谈话，并让我看了对我处分问题的新决定。
内容是经过党委研究，认为 原先对我的处分“明显偏重”,决定把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行政处分 也作了调整，并调回机关安排工作。范阳春副政委为人公道正派，群众威 信甚高，谈话时态度诚挚，使我深受感动。
我当即表示非常感谢部党委对 我的关心爱护，完全同意党委决定，自己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不良影响， 今后一定吸取教训，认真改正，请领导与同志们随时批评监督。
谈话之 后，我就到银行把储存的党费一百多元取出来上交给组织部门，了却一大 心愿。通信机关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我先到后勤部工作，随后回科技部继 续从事原先业务。事情过去多年，教训永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