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因为史书九真一假好编，九假一真就是难为人。
举个例子，有个皇帝当然可以把自己在本纪里吹得英明神武国泰民安，但同一本史书里这个皇帝时代的大臣要是大量都是剿匪立功晋升的，那立刻就露馅了。
事实上，即使是九真一假，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好编的，因为史书（特别是正史）在华夏古代政治史上的重大意义，写史书的史官和读史书的后人基本上都是人精，这一点太史公说得非常明白“俟后世圣人君子”。
换句话说，古代史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人精，但凡有一点破绽都很难藏住，毕竟皇帝再英明神武机关算尽也只是一个人，后世有多少人精盯着呢？
更不用说史官虽然不敢直接忤逆上意，但时不时会做出史官的反击，埋下几颗“春秋笔法”的彩蛋，让后人思考过后就能看清真相的那种。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记载属于九真一假，另一个记载则是史官慑于帝王权威不敢直言，但两者都因为史官埋的彩蛋翻了车，没能掩盖住真相。
01
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文帝隐诛弟弟淮南厉王刘长的真相。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朝的第一代刘氏淮南王，是汉高祖的小儿子、汉文帝的小弟弟、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因为汉文帝六年意图造反而被汉文帝下令流放到蜀地，最终死于路上。
而对于淮南厉王最后的一段人生岁月，《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却出现了细微的不同。
准确地说，是记载事项的次序发生了一处颠倒。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淮南厉王谋反事发后，丞相张苍等人再三提出处决淮南厉王，汉文帝不从，而是下令从轻发落将其流放蜀地，并且予以厚待的事实（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
接下来两本书的记载就出现了些许不同，《史记》的记载次序是“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然后淮南厉王在一番独白后“乃不食死”也就是绝食而死，紧接着“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
而《汉书》的记载次序则是淮南厉王绝食而死在前，不敢发车封在后，措辞和太史公几乎完全相同。
接下来，两本书都记载了“上哭甚悲”、“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后来又封为诸侯王、“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的事实。
也就是说，关于这件事，太史公和班固唯一记载的不同就是淮南厉王绝食而死和不敢发车封的关系。
02
按照太史公的记载，不敢发车封在前，淮南厉王绝食而死在后，也就是说不敢发车封和淮南厉王之死脱不了干系；但是班固的记载次序颠倒了过来，就变成了淮南厉王绝食而死在前，不敢发车封在后，淮南厉王之死和不敢发车封无关。
那么，到底他们谁记载的是真的呢？
按照汉朝法律，罪犯用囚车押送时每到一个县，当地县令都要“发车封”，也就是打开囚车，给囚犯食物和水，让他下车放风，第二天启程时接着封好囚车，代表自己的押送任务完成。
可是押送淮南厉王时却是“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为什么不敢？
整个大汉王朝，又有谁的权势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令沿途县令官员宁可违法也不敢得罪呢？
而淮南厉王作为皇帝的弟弟，又有谋反夺位的前科，他死了谁最满意？
答案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03
汉文帝有没有杀淮南厉王的动机？
当然有，联系之前淮南厉王种种骄横不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汉文帝是重演“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等着刘长“多行不义必自毙”。
可是刘长又是汉文帝当时唯一在世的弟弟，汉文帝爱惜羽毛不敢直接杀掉（汉朝可不是实行“政变继承法”可以公然杀兄屠弟的唐朝，杀弟对于以“孝悌”治国的汉朝皇帝舆论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大臣三次请求处死淮南厉王汉文帝都不同意，还要做出一副勉强同意大臣提议将淮南厉王流放蜀地的样子，并且附赠了优待礼包。
等到这一切做给天下人看的戏码做足，再在路上借刀杀人。
当淮南厉王准备启程押送蜀地时，大臣袁盎就劝谏汉文帝：
“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柰何！”
这句话的信息可是太丰富了，首先点明汉文帝“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是不是和郑庄公的做派如出一辙？
接着又说“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也就是担心淮南厉王这个硬汉“士可杀不可辱”死在路上，到最后“陛下为有杀弟之名”。
试想，一个连袁盎都能想明白的问题，汉文帝会想不明白吗？
可是汉文帝还是“吾特苦之耳，今复之”，下令将其押送蜀地，这说明汉文帝就是存心要让淮南厉王死在路上，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最后一个和自己争夺皇位的隐患！
弄清楚了这一点，真相已经大白，沿途的那些县令显然是接到了汉文帝的密令“不敢发车封”，最终让淮南厉王不堪受辱“今暴摧折之”加上断水绝食，气病攻心而死甚至是被活活饿死。否则知法犯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至于最后“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也不仅仅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把戏，其中难道就没有借机杀人灭口的算计？
搞清楚了汉文帝在这件事背后的动机和作用，那么汉文帝后来的“上哭甚悲”和安葬追封、封赏四子等也就成了掩人耳目的把戏，一切都在说明汉文帝的虚伪残忍、刻薄寡恩。
有趣的是，太史公不吝惜笔墨地记载了汉文帝的种种演戏做派，却偏偏不明说汉文帝在其中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上去就像是太史公也如班固一般，真的在夸赞汉文帝的仁慈孝悌、宽大为怀，认为一切都是淮南厉王咎由自取。
然而，仅凭一个记载次序，太史公就无情地揭露了汉文帝在其中扮演的黑暗角色。
而当原本初读《史记》被汉文帝的做戏迷惑的人读懂了这处记载，明白了汉文帝的本质之后，对汉文帝在这件事上的虚伪残忍就会认识得更加明确，这就是太史公希望告诉大家的真相。
某种意义上说，汉室忠臣王允大骂《史记》是谤书，唯恨汉武帝未杀太史公，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04
汉文帝这种“中央戏精学院”的高材生做派确实骗过了很多人，比如贾谊就认为：
“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
这其中除了汉文帝演技高超且做足全套的本事外，也有整件事本来就是九真一假，比起九假一真好编得多的缘故。
然而很显然，他没能骗过太史公，大概率也没能骗过后来的班固，只是班固出于“宣扬汉德”的考量，揣着明白装糊涂为汉文帝“为尊者讳”曲笔掩饰罢了。
班固的办法就是把淮南厉王之死和这些官员以及他们背后的汉文帝撇开，后面的处置就成了汉文帝单纯处置失职官吏，更加体现汉文帝关爱弟弟不想让他死却被这些无良官吏坑害的所谓“真相”。
以及后面对淮南王家族及其本人身后事的种种优待记载，一个“仁慈孝悌、宽大为怀”的“圣主”形象就在班固笔下诞生了。
在淮南厉王故事的最后，太史公和班固都记载了那首著名的民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在班固记载的所谓“真相”当中，这首民谣不过是不明真相的百姓诽谤圣主汉文帝罢了，汉文帝没有处置这些“诽谤朝廷”的老百姓还追封刘长为淮南厉王并按照诸侯规格为他改造陵墓，更显得汉文帝是一位胸襟坦荡、宽大为怀的圣主贤君。
可是在太史公笔下，这首民谣进一步揭穿了汉文帝的虚伪嘴脸，表明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他并没有能够骗过天下苍生，听到这首民谣后没有处置传唱的人以及所谓的追封改建更像是汉文帝做贼心虚的表现。
汉文帝确实是个非常有作为的宽厚明君，配得上“有道”这个评价，“文景之治”也不是白说的，然而在这件事上，除了评价汉文帝虚伪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话可说。
05
第二件事就是陈寿揭露司马懿在和曹爽的斗争中搞内外勾结，和郭太后结盟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郭太后不折不扣就是司马家族的政治同盟（后来是傀儡），无论是罢黜曹爽、废掉曹芳、追废曹髦等都有她的积极参与。
可以说，如果没有郭太后的合作（后期是受控），司马家族在曹魏后期的政治之路会多费很大麻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在和司马懿合作试图扳倒曹爽的时候也翻了车，这就是《晋书》记载的：
“是时，曹爽专政，迁（郭）太后于永宁宫”。
也就是说，曹爽抓住了司马懿和郭太后结盟内外勾结的把柄，一举打掉了郭太后这个司马懿最大的政治外援，逼得司马懿不得不装病认输。
郭太后和司马懿结盟这件事从后面的史实来看是确有其事的，但问题是陈寿没法直接写出来，要是他直接写出来，司马家族就先是内外勾结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是操控皇太后当盖章机器，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
所以陈寿没敢直接写，而是写“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把这些本来是司马家族意思的事情栽到郭太后头上，让后人看上去以为罢黜曹爽、废掉曹芳、追废曹髦等都是郭太后的意思，和司马家族没有关系，至于司马懿和郭太后内外勾结试图扳倒曹爽这件事更是万不能提。
然而陈寿这个人呐，品行虽说不端，史官的骨头还是有的，他在惜墨如金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里偏偏收录了这样一份曹丕的诏书：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看到了吧，陈寿通过这一点就告诉了后人：我是没办法，不敢直接写，司马家族和郭太后就是政治同盟内外勾结，因为曹丕早就禁止这种事情了，被曹爽抓住把柄拿下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而房玄龄就不客气了，在《晋书》里直接写道：
“帝（司马懿）于是奏永宁宫（郭太后），废（曹）爽兄弟”。
甚至陈寿本人都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挑明了郭太后在高平陵之变中和司马懿的同盟关系：
“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郭）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南奔（曹）爽”。
这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否则郭太后完全可以两不相帮，当时的司马懿可没有宰了皇太后还能安然善后的胆子和实力。
即使司马懿软禁郭太后再矫懿旨也很容易引起怀疑，诱发更多的不可控因素，风险远比郭太后合作大得多。
所以总结一下，改史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要接受后世历朝历代的无数人精审视，连九真一假都翻车不少，更别说明目张胆地九假一真篡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