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发现，去年发的一篇梵高的文章，有了些新回复，奇怪之后看到原来是梵高的忌日，130年前的7月29日，在画完《麦田上的乌鸦》不久，这个被后人誉为天才的画家就离开了世界。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梵高说到，“回到那里，我就开始工作。画笔差点从我手中掉落。我深知我想再画，也能够再画三幅大画。他们是不安天空下一片巨大的麦田，我在试图表达悲哀和极端孤独时并没有遇到困难。”

“我像火车头一样奔向我的画。”他这样写道，当他感到疾病正向他袭来的时候，他说他的艺术是“我的疾病的避雷针”。就像被生活惹得烦躁的人，寄希望大吵一架来发泄胸中积郁一样，梵高只不过找到了一种他熟悉且擅长的方式，让绘画成为他情绪的出口。一种强迫症般的描摹，加上疯狂的情绪弥散，在绘画最终完成的那一刻，梵高获得了如向上帝祷告后的宁静，一切归于正常。

午饭的时候，妈妈带有些懊悔的说到：“刚才骑车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女人被摩托车撞倒在路上，嘴和鼻子流着血，人一动不动，摩托车司机慌忙地四处张望，可能是上班时间，周围的人都匆忙赶路，没人停下来看看，我也就这么过去了，当时真应该停下来，去帮个忙，哪怕是找到她手机给她家里人打个电话，看样子她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我说了些司机肯定报警也叫了救护车，人被撞伤躺下之后最好不能动，你不会心肺复苏也帮不上什么，警察到了会第一时间通知家人的话宽慰一下妈，但实际心里也清楚，早高峰的警察和救护车不会那么快到，如果伤势严重，家人再见到她的时候，可能已经阴阳相隔了。

比起这种突然来临的意外，生活中更多的是那种让人无能为力的现实。不久前，姐姐一家来到北京，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因为疫情，她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子已经耽搁了半年的时间，由于造血能力不断地降低，输血的频率越来越高。

普通人的血小板值在100以上，而孩子在每次输血前，只有1上下，腿部毛细血管的大范围破裂都在催促着家长，马上该输血了，如果不及时，任何一点内脏的出血都可能导致身体内部的血崩。

输血之外，唯一的出路就是干细胞移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骨髓移植。已经熬了几个月的父母的身体条件，只能达到供者的最底要求，全家人把希望都放在了骨髓库中。但在茫茫骨髓库中匹配需要时间，即便初步匹配上，也不能保证最终的相合，即便是各个条件都符合了，因为是完全自愿的捐助，也不能完全确定，在最后一刻捐赠者会不会动摇而放弃。

全家人，都围绕着孩子，在时间和希望中焦灼着。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都觉得进入了另一个空间，那里一切外界的事物都被隔绝，所有人的眼里、嘴里、心里都是孩子的病情，都是对未来的期待。

前一秒还正常的说话，后一秒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所有人的情绪和行动仿佛都被那个疾病下了魔咒，把人的心悬在半空中，不论做什么事，都没任何踏实的感觉，在每天的做饭、送饭、输血、等待骨髓库的消息这些循环中，消耗着仅存的希望。

尽管希望渺茫，我也去给孩子做了配型，配型需要七到十天，这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在这么一个孩子面前，仿佛也是一大段难熬的时间。就在医院配型抽血的时候，看见那坐在大厅里的孩子和家长们，如果不置身其中，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他们的生活和悲喜。

关上门，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百年前去世的天才，可以想象在路上遭遇意外车祸的行人，也可以想象那些正在遭受生活煎熬的人们。

在这些想象之外，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世界对天才并不友好，发现交通规则、救援机制的问题，发现我们从未关注过的某种疾病，原来那么需要社会的关注，那么需要人们无私的风险，那么需要一些更加成熟的法规来保护在希望中挣扎的人们。

人类的悲喜注定不会相通，每个人都被隔绝在肉体塑造的容器里，仅靠着少的可怜的沟通方式试图彼此发送内心的信号，更不用说人们很难置于同一情境之下，少了那些共同的经历，就更无法理解他人在压力之下做出的某一些决定。

不过好在，我们还有想象。爱因斯坦虽然打破了人们对绝对时间的确信，打碎了“同时”这一概念的幼稚依赖，但是在想象中，我们这一刻，跟其他人的这一刻都是同步的，哪怕不知道他们在遭受什么，在寻求什么，我们也能在头脑中，构筑出这一刻关于能够触及到的外界的想象，想象他们的挣扎与悲喜。

梵高是孤独的，被车撞到的女人是孤独的，被困在疾病中的孩子也是孤独的，他们用生命在对抗着那些孤独，我们无法加入到他们对他们正面对的孤独的战争中，但凭借着想象，这些孤独的战争也可以呈现在每个人心中，也可以让真正感受到的人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一个人的孤独是致命的，一群人共享着孤独，也许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