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投降了
好消息不断传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继续在各地进行反攻，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过了不几天，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这消息是从分局机要科电台传来的。机关干部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很快全村老乡们也都知道了。消息传出正是晚上睡觉时候，一些劳累了一天已进入梦乡的农民，都爬起来了，街头巷尾到处是欢乐的人群，人们见了面都是说着同样的话："日本鬼子投降了！今后再也不要反'扫荡'坚壁清野'了！"有的人在门口燃起了火堆，有的人打起了锣鼓，敲起了铜洗脸盆。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经过了八年浴血抗战，熬过了多少艰苦的岁月。如今总算抗战胜利了，谁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
我们编辑部，同样是沉浸在欢乐中，大家把里外两孔窑里所有的麻油灯都点着了。赵力克把他保存的半截洋蜡也点上了。那是他有时晚上刻小木刻画才舍得用的。里里外外一片通明，个个都是满脸笑容。大家以水代酒，互致祝贺。接着就唱起了抗日歌曲，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起来了，一首接一首地唱，似乎是回忆八年的艰苦历程。住在隔壁的周文同志也来了。他还拿来了京胡，自拉自唱了两段京剧。虽然有点四川腔，但也唱得有滋有味。在欢庆之后，大家都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要把编好的下一期稿件重新调整一下。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必须放在头条位置，还要配合一些有关的文章。于是我们连夜编写稿件。正好第二天收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除日寇投降的消息外，还有朱总司令的命令以及评论文章。我们很快改写出来，编成了一期专号。
抗日战争胜利了，可形势并不容人乐观。国民党蒋介石口头上答应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更加独裁专政。表面上进行和谈，暗里则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一直蛰居在晋西南养精蓄锐。这时匆匆调兵遣将抢夺胜利果实。他早就和日寇暗中有所勾结，因而很快占领了太原、大同、临汾等大中城市，公开收编日伪军，形成了阎、日、伪合流的反共势力，向八路军解放了的城镇进攻。解放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奋起自卫反击。从此也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日寇投降后，我们编辑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把路克军同志调走了。抗战前他是同蒲铁路机务段工人，前方需要这样的人才，调他走是理所当然的。他走后，组织上给调来一位年轻同志王纯宇，接手了他留下的一摊工作。报纸照常出版，只是根据新的情况，内容有所调整。着重报道老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方；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斗争。另外就是揭露国民党、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除了编报，当然也编书。这时候，主要是为农村冬学编写扫盲课本。这样的课本，不只是扫盲，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往，根据地都是趁冬季农闲开展冬学运动。今年也不例外，由于形势变了，冬学课本的内容自然也要重新编写。
日本投降了，可打日本的《吕梁英雄传》还没有写完。我和西戎除编报外，仍然是挤时间写这部连载小说。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我外出采访时，他在家写；他外出采访时，我在家写。以前天气暖和，我们都是拿块小木板垫着稿纸，坐在山坡的树荫下，或是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把小木板架在膝盖上写。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写着心里也痛快。这时候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只能猫在家里，大伙围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写。互相干扰，思绪常被打断。而且整天坐在那里和纸笔打交道，精神也有点萎靡不振了。机关里没有乒乓球、双杠等运动器械，实在累得不行了，只好跑到院里去伸伸胳膊踢踢腿。
有次，吉喆去总务处领灯油，偶然发现库房里扔着两双溜冰鞋。据说是前几年民兵打伏击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机关里没人会使用，就扔在那里了。吉喆是东北人，从小就会溜冰，于是他就借了回来，教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学溜冰。村边的蔚汾河就成了我们练习溜冰的场地。这一来，引得村里一些婆姨娃娃们也围来看热闹。
这是两双简易冰鞋。冰刀是镶在小铁架子上的。不管你穿着什么样的鞋，只要紧紧绑在脚上就行了。开头，谁到了冰上都要摔跤。一摔跤就会引起一片哄笑。摔来摔去，慢慢也就能在冰上滑动了。从此以后，溜冰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课程。每天看稿、写稿累了，就跑到河滩里去溜一会儿冰。溜冰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有时月夜也去溜冰，倒也别有一番兴味。
很快就要过大年了。报纸为了给农民们提供文娱材料，这时又发动大家编春联，编快板，编小秧歌剧。这是日寇投降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上级领导机关对此也很重视，号召各机关团体临时组织秧歌队闹红火，举行团拜，与民同乐。晋绥分局机关大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同志，找不出演文艺节目的人来。最后这事就落在了我们编辑部头上。正好西戎写了个小秧歌剧，剧名叫《铁屹旦参军》，内容正合时宜。而且是个快板剧，不用唱，也用不着乐器，于是就决定排这个节目。李束为自告奋勇当导演。他分配张友当爹，邵挺军扮妈，我扮儿子，西戎扮媳妇。西戎说什么也不干，可大家非要他干不可，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小伙子。他要我扮媳妇，有人说那样一出场就把观众吓跑了。争闹说笑了半天，最后西戎终于点了头。腊月三十晚上，从伙房领回了白面、肉馅，我们边包饺子，边对台词。包完饺子，接着就在窑里地下扭着秧歌进行排练，因为第二天就要演出，只好连夜突击。我们念着快板排练，其余的人，有的提词，有的拍木板，有的敲梆子，有的则是跑到老乡家去借来一些服装、道具。整个编辑部里忙忙碌碌，嘻嘻哈哈，一直闹到鸡叫头遍才躺到炕上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大年初一上午，在锣鼓声中，机关全体干部和村里群众，一同集中在河滩里一片空地里举行团拜。末了就是我们演出。观众都是熟人，一看邵挺军、西戎装扮成老太婆、小媳妇，忍不住都笑了。戏一开始就是在笑声中进行的。一家四口人，四种腔调：西戎是蒲县腔，我是孝义腔，张友是保德腔，邵挺军是上海腔。南腔北调根本不像一家人。有时忽然把词忘了，只好从口袋里掏出纸条来看着念，有时喉咙痒痒，也只好停下来咳嗽几声，才能继续说。每逢这时候，观众中必然爆发一阵笑声。临结束时，张友把白棉花粘的两撇胡子摸掉了一撇，可他自己并不知道，仍然在一本正经地表演。这一来，观众中爆发出了更大的笑声，有的人笑出了眼泪，有的人笑得东倒西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崔光（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竟然笑得岔了气，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演出刚结束，军区的秧歌队给晋绥分局领导拜年来了，接着来的是行署秧歌队、兴县县政府的秧歌队。他们扮演的大都是推车、旱船之类的民间传统节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看完这些节目之后说："还是大众报的节目好！内容好，有新意，寓教于乐嘛，应该大力提倡。"他要我们代表晋绥分局，去这些单位回拜。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可觉得一个节目太单调，于是又赶着排了两个小节目：一个是由邵挺军写的《好媳妇》，是宣传开展纺织运动的。由他本人扮演婆婆，张友扮演媳妇，王纯宇扮演儿子；另一个是《瞎子算命》，是破除迷信的，剧本是由延安传过来的。机关里又从警卫排里抽了一些年轻人敲锣打鼓，陪着我们去回拜。我们先后去了蔡家崖军区司令部、石岭子军区政治部、赵家川口行政公署等单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且都向我们要剧本，都打算排练新节目，准备元宵节演出。
骑自行车下平川
一九四六年春天，报社打算派一名记者去新解放区了解报纸发行情况，以及那里农民读者的要求，地点选在汾阳平川。我主动要求承担了这一任务，目的是想趁机回一趟家。自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就有了回家看看我老母亲的念头。其实别的同志也一样，可就是无法实现。大部分人的家原先都是敌占区，很快又变成了国统区、阎锡山占领区，仍然是有家归不得。我这次能否如愿以偿，还得看看那里的具体情况。不过总算有了一点儿希望。
为了节省时间，我从文联借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日本投降后，他们在晋中平川搞反奸反霸斗争时，领导上发给他们的。我已经有八年多没有摸过自行车了。开头骑总免不了有点摇摇摆摆，骑着骑着也就熟练了。从兴县经临县到离石县，是一条大官道。据说抗战前偶尔也走过汽车。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了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扫荡"，早已把一些桥梁、涵洞破坏了。大部分路段可以骑车驰骋，有些地方只能推车步行。沿途的山坡上、平地里，到处是春耕的农民，他们看到自行车，都停下手中的营生，站在那里看新奇。特别是路经一些村镇，总要引来一些小孩子围观，惊奇地叫喊，追着我奔跑。他们大约出生后还没有见过这玩意儿。沿途经过一些曾经战斗、住宿过的地方，自然也就引起对往事的一些回忆。从兴县到离石，步行要走两三天，我骑着自行车，虽然中间不断要推着走，但也只用了一天时间。
离石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座土城，也是日寇魔爪伸进吕梁山脉的一大据点。城墙四周和两面山上，仍留有一些碉堡的残垣断壁。这座县城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一番战斗才解放了的。当晚，我在县委宣传部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赶路。六年前，我是黑夜随部队横跨过这条公路到晋西北的，如今则是大白天骑着自行车顺公路向东行驶，心里不由得浮起一丝快意。
公路上，不断看到来往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大都是跑单帮的买卖人，把本地产的红枣运出去，把外地的产品运回来。他们骑车的技术非常熟练，虽然后架上带着沉重的货物但骑得飞快，我很难赶上他们。
从离石到汾阳，要翻一座名叫薛公岭的大山。上坡路，只能推看自行车慢慢爬行。一过分水岭，公路顺着山势盘旋而下。一面是深沟，一面是峭壁，看起来非常险要，和我同行的那些人，都跨上自行车滑行着驰走了。我骑的是一辆旧车子，没有前后闸，前后轮上也没有护圈。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可看到后边来的自行车也飞走了。我忍不住也跨上了自行车，伸出右脚踩着前轮，控制着速度，向下滑行。倒也快捷省力。可半道上差点捅下大娄子：我右脚的鞋底被前轮摩擦得发烫，烫得脚掌十分难受，我想换一只脚，右脚刚刚离开前轮，自行车失去了控制，车子猛然向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到沟下去了。我慌忙把车把向右一拧，前轮一下子撞在了山崖上，前轮立刻撞断，带着前叉滚下沟去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坐在那里喘歇了好大一阵，这才去找前轮。好在前轮没有滚到沟底，半路上被醋柳挂住了，因而没费多大劲就找了上来。自行车断成了两截，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野地方，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只好一手提上前轮，一手握住车架，把车梁挂在肩上，拖着后轮慢慢向山下挪动。分量倒不重，就是不好行走。走不多远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半路上碰到从山下推车上来的一个中年人，他见我这个狼狈相，忙说："你这样不行！我告你个法子：找个木板子，插在前叉和车把中间，就能凑合推了。推到山下王家池就有修自行车的。"这是个热心人，他边说边支起载重的车子，竟然帮我找了根拇指粗的树枝，随手又取出一把小刀削成个木概子，帮我把前轮和车把固定在一起。我又解下后衣架捆行李的半条绳子，捆绑了一番，居然可以推上走了。我对他再三表示感谢。他说："这有啥？常骑车走路的人，谁都难免遇上麻烦事！"
我推着这辆破车，顺顺利利下了山。山根底的王家池村边上，果然有个修自行车的小摊，我喜出望外。可摊主看了看车子，摇摇头说他修不了，要我到前边杨家庄自行车铺去试试。我只好推着车子，顺沟继续前行。沟愈来愈宽，两边黄土崖上现出了片片核桃林。驰名中外的汾州核桃，这里是重要产地之一。公路很平坦，又是缓慢的下坡，正是骑自行车的好路。后边来的自行车都飞一样地驰过去了，而我只能推着车子步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杨家庄。
杨家庄是个大村子，以前是日寇的重要据点，现在是汾阳一个区公所的驻地。街上确有一家修自行车铺，老板看了我的破车后说：最好是换个前叉，但他这里没有。倒是可以氧气焊接，如果再配上一副保险叉，骑上就没有问题了。问了问价钱倒也公道，三言两语就妥了。我肚子早已饿了，忙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边吃边等他修车，顺便就和坐街的几个老头老太太闲聊天。谈到日寇统治时的悲惨遭遇，他们都大骂这条公路。说要不是阎锡山修了这条汽车路，日本鬼子也不会在这里扎老营。这条路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这时有个一直没有说话的老头，忽然插嘴说：
"这条汽车路，其实是美国人修的。"我以为他是随口瞎说，当时没有在意。可过了几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发现他讲的并非空穴来风。
一九八六年夏天，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介绍一位美国妇女来山西访问。她是抗日战争时期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当时我兼任省对外友协副会长，我接待了她，她要求去汾阳风景区峪道河看看，因为小时候曾随她父亲在那里住过，想故地重游。另外道河看看，因为小时候曾随她父亲在那里住过，想故地重游。另外如有可能，还想到汾离公路上走走，因为这条公路是她父亲参与设计的。她还带来了她父亲遗留下的日记和当时拍的一些地形地貌照片。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派了一辆小车，由友协一位姓卫的女同志陪同她去访问。过了三天，她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居然找到了她父亲照片上的那些地方。她说这是来山西最大的收获，回国后仍来信表示感谢。
自行车很快就修好了，骑上试了试，成，总算解决了我旅途遇到的难题。从这里沿公路走二十里就是汾阳城了，那里是由阎锡山的部队占据着。但也只是一座孤城，广大农村都在我们手中，汾阳县政府现驻杏花村。去杏花村的道路我早已打听好了。出了杨家庄，我离开公路向北拐，爬上一道大坡，眼界忽然就开朗了。这里是吕梁山脉和晋中平川的交接处，平缓的黄土丘陵，连接着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川。这里没有公路，但村与村有大车路相连，骑自行车倒也方便。一口气骑到田村的时候，发现后胎破了。这里离汾阳城只有十来里地，站在野外，可以看到灰色的城墙，可以瞭见笔直的文峰塔。因为听说城附近有民兵放哨，我就大胆在这村补胎。好在这辆旧车附有胶水、气筒这类的用具，只向老乡借了半盆水就开始工作。刚刚把内胎取出来，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很可能是城里的阎顽军出来了。我已成了骑虎难下之势。从枪响的声音判断，距离尚远，估计即使敌人到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我就大着胆子继续补胎。借我脸盆的那位老大娘见我如此沉着、冷静，用赞美的口气说："到底是八路军，胆子就是大！"其实我心里也在打小鼓，只是欲罢不能，硬着头皮在补胎。她接着又说："勾子军也是虚张声势，他们出城不敢远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阎锡山的部队称作"勾子军"，当时也顾不得多问。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一九四○年，阎锡山和日寇暗里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共同反共的协议。日寇撤离孝义县城，由阎锡山的第十九军接管，与驻汾阳城的日寇和平共处。九字的手码是个勾，人们只要伸出食指弯曲一下，就知道是指什么队伍了。逐渐"勾子军"就成了所有阎锡山部队的代名词。
车胎终于补好了。按照老乡们的指点，我骑车穿过几个村庄，下午就到了杏花村。一进村就闻到一阵阵扑鼻的酒香味，这里就是知名的汾酒、竹叶青酒的产地。我很快就找到了汾阳县委宣传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张的同志，后来我知道他叫张兴华。他看完介绍信，显得非常热情。他说他经常看我们的报纸，特别喜欢读《吕梁英雄传》。说到工作时，他说他愿意陪我到各村召开读者座谈会，听取意见。我老老实实告他说我首先想回一趟家，看看我的老母亲。我问他东大王村那一带的情况如何，他告我说那里是汾阳的边缘地区，离孝义、介休较近，那里的勾子军也难免出来抢粮。不过近来村里有了民兵组织，县大队也常在那一带活动。只要提高警惕，一般说还比较安全。
第二天，虽然天空阴云密布，显出要下雨的样子，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骑车上路了。我急于想赶在雨前头回到家里，车子骑得飞快。这是多年来第一次骑车在广阔的晋中平川里驰骋，心情特别舒畅。可半路上还是着雨了。这时正好从一个村边路过，我慌忙到村边一家大门洞下避雨。大门洞下早已有几个避雨的农民，坐在农具上抽烟，聊天。我问他们这叫什么村，一个中年农民自豪地说：
"这就是有名的唐兴庄嘛！"
这个村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们为什么有名，还是那个中年农民说：
"我们村出了一文一武两个人，你没听说过？文的叫王文达，在西山里当大官，武的叫蒋三儿，已经'烈士'了！"
王文达我认识，他是晋绥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蒋三儿这名字却是第一次听说。这时又有个农民说：
"报上登的那《吕梁英雄传》，写的都是山里的民兵，其实咱们平川的民兵也不比他们差劲儿！"
我随口问他们蒋三儿是怎样一个人，他们如数家珍地说开了。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自我欣赏。他们讲了好多蒋三儿和日寇、汉奸巧妙斗争的故事。听起来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