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傅作义的一段交往

山雁说过去 2024-12-25 17:26:53

杜彦兴/文

阎锡山坚持反共的骄横态度

日本投降以后,直到1946年、1947年两年多的时间内,阎锡山在山西虽日夜费尽心机进行反共,但连续在上党、孝义、临汾以及晋中等各个战役中,莫不全军覆灭,指挥人员都被俘被歼,最后仅守太原一地。但他骄横自恃的态度,还没有被现实的教训所粉碎,而凭恃自己在太原能生产钢筋水泥,自造部分枪炮等武器,就在太原近郊和城内外,修筑了大量碉堡和阵地,对人民残酷地实施所谓“兵农合一”、“与民合谋”、“平民经济”等等登峰造极的“三件法宝”,满以为太原还是“华北反共的堡垒”,还能单独防御,独撑下去,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他对华北其他地区的反动力量,都认为“他们松懈疲沓,无法应付当时的局势”,因而表示出瞧不起的样子。1947年夏,我回太原,在“复兴楼”(前日军司令部)见他,将当时北平和河北省境内国共两方的形势,向他作了一番报告后,他当时还叹息地对我说:“李德邻(宗仁)在北平行辕,也不过坐官算了!”意思是说李不可能有所作为。提到十一战区的孙连仲,他更显出一副不屑重视的神气,很自负地讲:“对付共产党得有办法,也得有力量。”1947年秋,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职后,年底我又返太原,将傅的情况向阎说明后,他很不放心地对我讲:“宜生(傅作义)在军事上,倒不成什么问题,就恐怕在政治上,对他们(指解放军)应付不了。”我当时对阎的这些看法,还认为很对。

外间对太原的访问考察

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这一期间,全国形势是蒋介石对解放军由重点进攻失败,走向重点防御时期,国民党内部开始彷徨苦闷,一筹莫展。这时,阎锡山集团也不例外地走上了残破没落的阶段,但他反共的阴谋手段却比过去更为毒辣,在反动派内部也比较突出,所以在1947年12月间,由行政院新闻局北平办事处发起,组织在北平、天津的“中外记者团”约三十余人,前往太原参观,傅作义也派他的新闻人员一同前去(其中除平津及南京上海各大报都派记者前去外,另有美国新闻记者三人参加)。当时,我是阎锡山的北平“正中通讯社”社长,又是其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负联系及陪同前往等一切责任。去后,除在太原附近晋祠等地作了一些参观访问以外,主要活动是与阎本人进行了几次反共阴谋策略的研讨。我记得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某,当时很焦急地曾向阎提出:“不久前在徐州前方,见到兵团司令黄百韬时,黄很悲观地说政权似舟,人民似水,舟行水中,久而必被水淹没,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事实。这将有什么好的办法?”当时,阎笑答说:“水能覆舟,但亦能行舟,这要看撑船的手法如何,不一定船非被水淹没不可。”阎当时还说:“共产党在军调部时期,要发动晋中十万群众,来太原请愿,我当时也作了种种的布置,结果他们就没有敢动手。”

言下好像他对维系反动派的灭亡,还有所把握似的,实际上还不是耍弄着反动派垂死者的一套狂妄骗术罢了!这时,他又特别接见了美国记者,想通过他们给他作宣传,更取得美国和蒋介石对他的重视。此外,他还单独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一个社论委员),表示对傅的一种特别关怀。

1948年的5月间,刚接充山东省主席的王耀武,也曾派他的民政厅长彭国栋为首的“党政军考察团”赴晋考察,在反共荼毒人民的一些实际办法上,向阎氏“领教”,我也陪同他们前去。阎氏叫他们去晋源县检阅了民团的防御力量,还对他们讲,他已做了不少的药品(烈性毒药氢化钾),当时在他案头就放着一小瓶,到万一太原城破的时候,他和他的干部们一起都服药自杀殉职,以表示他反共的决心。彭等往返路过北平的时候,也同样和傅作义有一些商洽。这时期反动派如此的四处访问、考察,只说明了他们彷徨焦急的心情,但终究挽救不了他们最后死亡的命运!

傅作义与阎锡山的来往

傅作义于1947年秋,接充华北“剿总”后,按蒋介石付给他的指挥区域是华北五省二市(冀、晋、热、察、绥及平津),山西当然也包括在内。但因阎锡山系傅作义的老长官,傅又不便去指挥他,所以当时只把北平行辕和保定、张垣两个绥署结束合并,由华北“剿总”接替。但太原绥署仍旧,在指挥职权上,相互取得配合。事实上,阎锡山还是继续维持他的“小天下”,在“剿总”成立后不久,阎氏曾给傅作义来电,表示“对傅支持,并愿与傅在对共的共同行动上,取得配合,希傅不要对山西有所顾忌,放手做去”。同时,傅作义对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尊重”态度。

傅作义为了达到与阎进一步合作的目的,就在1948年的春天,亲自去太原与阎进行商洽,并规定两人取得直接电报联系的办法。在阎氏9月间过生日的时候,傅还撰写了大幅中堂寿帐送去,为阎氏祝寿。当傅与蒋介石密商偷袭石家庄时,傅的参谋长还通过我告阎由太原遥作呼应,又当阎氏在太原深感粮食困难,无法维系时,傅作义曾给阎用飞机拨运过不少的粮食救济,同时,还准许阎氏在北平市场上,随意购买面粉向太原抢运。

另外,阎氏也以老长官的资格,随时对傅给以关注。当1947年冬阎派他的军长于镇河前去大同接防时,路过北平,也一再向傅请示联系并商定了听傅指挥的办法。1948年初,我由太原动身返回北平时,阎叫我在口头上转告傅说,他防守太原的一些具体作法,主要是构筑坚固的碉堡和工事,以代替兵力,并嘱咐无论在什么时候,也要将津沽的一条海路确保着,以便于美蒋取得联系。他还嘱咐:“要在平、津、沽沿铁路线之间,修筑坚固的碉保一万个,借以保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不受共军的任何阻碍。”他还怕傅在反共的阴谋措施上,做法不多不狠,就把他的一些反共的讲话指示文件和小册子包了一包,让我带到北平,亲自交傅作参考。我当时按阎的指示将文件给了傅,并将原话转告,傅当时表示接受,还嘱我转告阎氏:尔后对防共的军政各事项上,要随时多作指示,他绝对很好地去研究执行。1948年5月间,傅总部成立了“武器管理委员会”,于9月间,阎氏还给傅由太原空运一批钢材,充作修造武器之用。在一些干部人员的任用上,从阎那里离开的好多人员,如谢廉、周玳等等到北平,都由傅给以适当的安插。还有如楚溪春和郭宗汾等都是阎氏多年的“高干”,身居要职,但亦均得到阎氏的同意,作了傅的左右手,赞襄机要。阎氏又经常派他的私人代表温寿泉与傅取得密切联系。当时我对阎傅之间的勾搭活动,也的确尽了一番力气,想使阎傅这两股力量,再结合为一体,可以在蒋介石统治的范围内,形成一个支配华北地区更大的封建集团,我能做些“桥梁工作”,对我的前途一定有利。

太原告急傅作义在北平的策应

从1948年9月10日起,阎氏在太原附近的各个据点,均相继被解放,解放军已对太原城郊进行了层层的包围。城北的飞机场,已在大炮射程之内。这时,阎已感到他的末日将至,就一反过去骄横自恃的态度,四处求援,其中最主要的一着,就是向蒋氏告急求救。

10月间,当蒋介石为指挥东北辽沈战役的军事住在北平的时候,阎氏赶快派他的太原绥署副主任杨爱源与山西省参议会长王怀明二人,由太原来北平,见蒋求援。到北平后,杨、王先与傅作义一再商讨,向蒋请求的事项,然后又由傅在蒋面前,从旁加以赞助。结果,蒋氏答应由陕北榆林抽调八十三师空运太原增援,并派飞机由北平日夜前往太原上空,对解放军进行轮番轰炸。另外,还在炮弹、武器、粮秣等各事项上,对阎均有大量的拨付。

这一时期内,陈纳德“空运大队”及蒋氏空军,由北平向太原运送大量的军火物资,傅作义尽力从旁加以协助。当时傅对太原的军事也很关心,除他直接与阎在军事上取得密切联系外,又通过他的参谋长李世杰,几次打电话向阎的驻北平办事处找我询问太原阎氏的防守情况,傅作义本人也通过郭宗汾和温寿泉等,与阎经常有所联系。9月底,解放军不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就争取阎氏最后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由徐向前司令员,以及起义的高树勋和被俘的阎部将领赵承绶等多人,给太原阎氏及其所统率的各部队守将等写信敦劝,并派已被俘的师长李子发回太原送信。当时阎不仅不接受劝告,还进一步在蒋介石面前献殷勤,表示他顽固据守的决心,就将李子发与一大包原信,全部送到北平,经杨爱源转交蒋氏。蒋当即批交由傅作义处理。我将李子发交傅的军法处扣押,作了一番审讯后,拘不满月,因北平的和平解放,才被释放。

这时,太原山西大学及各中学、师范的学生,大批逃到北平,食住无着,傅作义就派他的文教处长秦丰川,几次与我商洽,为了避免学生等闹事,就对他们进行安置,并协同北平市府社会局给学生发口粮,找住处。傅作义还在天坛给学生们供应了住的帐篷,批发了一部分购置生活用具的费用。这样,一方面表示他对山西学生的关怀,同时也缓和了学生们对他和阎氏的不满情绪。

还有在1948年10月初,当徐永昌随蒋氏到北平时,有一天傅作义在北平西郊“剿总”部他的办公室内,宴请徐永昌、杨爱源、王怀明、楚溪春、郭宗汾、赵丕廉、李鸿文和温寿泉等旧阎系的一些主要人员。席间,由傅等提说到阎本人在太原长期对抗下去,能否安全的问题,须大家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转请蒋介石向阎氏劝告,最后再用各种方式,将大家对阎氏关怀之意,转达阎氏知道。当时我也在座,也正为了这事而焦急,恐怕真的阎氏果然死了,自己的反动基础也就完了。但谁也没料到阎氏声称死守太原是一套骗术,当太原真的到了将快解放时,他竟偷偷地溜之乎也!

阎锡山在平津的最后安排

1948年11月间,正当阎氏在太原顽固到底,不肯放下武器,做最后挣扎时期,解放军忽然出兵平绥路,在新保安截断了傅作义的退路,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包围了平津。

阎锡山原以为傅作义最后还可以坚守平、津、保的三角地带,既可接受美蒋从海上的援助,又可与太原孤城相呼应。但新的事件,实出乎他的意料,因而他在无可奈何之下,首先急调杨爱源迅速离北平去南京,继续向蒋介石要求对太原的各种救援。然后又命王怀明、郭宗汾与我三个人在北平成立了“督导小组”,加速处理他在北平各个经济单位所储存的大量物资,在商场变卖成现金,最后设法兑到上海备用。总计由平津两地向上海兑出现(黄)金九百余两(平津解放后,都由解放军军管会追回)。阎氏还催他最后的部分家属(他的五弟一家和三弟媳等),赶速离平去沪。他曾经给我有电报,叫原请假由太原到北平的不少干部(他们都是借故逃到北平的),设法返回太原,但很快已为事实所不许。这时,北平已开始了和平运动,华北五省二市的议长由许惠东等出面,为了保存华北以傅作义为中心的最后残余反动势力,也混入了这个运动。王怀明身为山西省参议会议长,所以也就参加了运动,他抱的态度与许惠东等相同,并将经常的活动情况,向阎氏做报告。

此际,傅作义看到他撤退西北已不可能,由塘沽南逃之计,也已绝望!所以就先在北平、天津两地,依城设防,积极构筑工事,准备最后的挣扎。同时,观看大局,俯察民意,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和谈的活动。我当时针对这个形势,一方面,在阎氏北平办事处内,也做了一些顽抗到底的必要措施,如购置小型自动发电机,准备万一城内停电,我仍可与太原继续通报,又在粮食、煤炭及用具等各方面,都作了一些安排,准备与城共存亡。与此同时,也很注意傅作义所进行的和谈情况,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以为“倘若成功,傅作义的力量,起码还可以保存一部分,这样,不仅自己的性命可保,反动的前途地位,仍可继续存在。”所以在当时,除积极赞助王怀明参加华北各省市议长的奔走和谈外,又不断询问郭宗汾,将北平的各项和谈情况,详作商讨,随时向阎氏作电告,心意中也希望阎氏在此影响下,可能与解放军求和,取得最后保存他一部分的残余力量,不致落得城破人亡,全部覆灭!

阎锡山反对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阎氏对傅作义的和平运动很表不满,从北平酝酿和平解放运动开始,到最后的签字,王怀明、郭宗汾和我分别给阎发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情况的电报,并且还有多次要他给予答复,好窥测一下他的态度。但阎始终没有一个复电表示他对和平解放北平的任何意见。但当和谈将告成功时期,阎突然来电,要王怀明火速离开北平去沪,大意是“你要参加和谈,现在上海也有一些议长提倡进行,你可去到那里进行活动”,因此,逼得王不能不在最后仓猝间离平南去。

后来我听原太原缓署新闻处副处长陈如日谈,当时阎看到平津解放后,就对他们讲:“介三(陈长捷)在天津城破后被俘,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宜生(傅作义)这么干(指和平解放北平)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说是为了保存文化古物,这话是不能成立的,什么是文化古物?你不打就投降了,这么做已没有文化精神,难道说剩下的一些字画、瓷瓶、古董和建筑等,才算是文物吗?”言下表示很不赞同,他又说:“我还与宜生去电,告他说北平还存有两万发炮弹,给他使用,结果,他也没有用,就投降了!”从这里可以明白,阎氏对当时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抱怎样的反对态度。同时也可看出,他顽固透顶,坚持不肯交出太原的死硬心肠!

1949年1月17日,北平和平解放签字后,在解放军还没有入城前(2月1日正式入城),我曾给阎氏去电,告他说北平和平解放已签字,并问他办事处该怎么处理?他最后给我复电指示:“处内人员如愿回省的,可以设法使之乔装,通过‘敌区’返回太原。”我当时接电后,很生气,认为“在北平的人,好不容易盼到能和平解放,不致被攻城的炮弹所打死,还可遵照和平条款,另找出路,谁还愿意再到太原,等到城破送死呢!况且当时解放军对太原层层包围,也根本谈不到返回的事情,这完全是阎锡山在低估实际情况的唱高调。”所以我就最后给他去电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办事处只有随时请示郭参谋长(宗汾)决定一切。”这时,在新的情势压迫下,我确实也感到再跟着阎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就不再受他的指挥行动了,也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新的人生道路。

还有,在 1948 年的夏天,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张云川(当时为民主党派的地下人员),在北平曾秘密地交我一封信,据他对我说是李济深写给阎氏的亲笔函。内容是劝阎眼看大局,停止对解放军的抵抗,嘱我设法转交阎氏。我当时先将原信主要内容,用电报告知阎氏,并未将信交去,先看看阎氏的表示,再作下一步的决定,结果阎氏始终未有答复。在10月10日,我最后一次回到太原,还从旁向阎氏的秘书长吴绍之打听。吴说:“阎不赞同李的说法,因而不作答复。”吴并告我“趁早不要再提此事”。这里也可看到阎氏如何抗拒革命进步方面的劝告。

北平解放后,军管会成立“联合办事处”,由叶剑英市长任主任、郭宗汾代表傅作义任副主任,曾决定将阎氏办事处的电台暂时保留,以便通过这个电台对阎再进行一些最后的“忠告”,还希望他在紧急关头,能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这其中郭宗汾曾将叶剑英市长和薄一波等对阎氏仁至义尽的最后告诫,两次用电

报恳切转达,无奈阎氏顽固到底,结果,也未得到只字的回答,只有准许大同和平解放的另外一份复电,也是他看到不那么作,也不可能了,才对郭有所表示。当时阎氏这种抗拒一切的顽固态度,已明若观火,所以在3月间,当傅作义、邓宝珊等前往石家庄去见毛主席时,毛主席还为和平解决太原的事,一再与傅等提

到,希望傅对阎氏再作转达。但傅已知事不可能,在返回北平后,仅与郭宗汾谈到,郭并告我说,他和傅都认为阎氏反动到底的顽固心肠,已再无法接受这种光明伟大的提示,从此傅作义与郭宗汾等也打消了对阎氏的最后希望。(196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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