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代克的猹

编辑|桑代克的猹

现如今，很多人对狂野西部表演等流行演出都嗤之以鼻。

但是以部落特色文化为主题的印第安人表演，却一直以来成为美国印第安人协会扩大社会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他们也借此来建构民族形象。

191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时任的协会通讯秘书罗莎·拉·弗莱舍在接受哥伦布市当地报社的采访时，便承认了该次会议以印第安文化表演作为卖点的事实。

作为进步的印第安人，罗莎指出自己与大多数协会成员一样，在平日里身穿现代服装，并认为在会议期间特意穿着传统服饰是博人眼球的欺骗行径。

但是她依然坦诚地表示，“到访观众们在哥伦布将有机会看到一些印第安的民族服饰，因为来自卡莱尔印第安人学校的印第安男子四重唱，将穿着这些服装出现在我们的娱乐节目中”。

除此之外，罗莎还盛情邀请公众参观由纳瓦霍族毛毯和其他印第安人工艺品组成的展览，以此为代表大会的召开烘托气氛。

这种以真实印第安文化作为主题的演出与展览对于当地白人群体无疑有着巨大吸引力，该报纸借机造势，将协会晚间举办的娱乐表演描述为一场只有印第安人参与的盛会，其中包含着“印第安歌曲与舞蹈”，以及对“印第安人生活场景”的重现。

演出收获了不错的反响，而在俄亥俄大学举办的印第安人毛毯、刺绣与陶器等工艺品展览，最终也同样吸引到了众人前来参观。

由此可见，在哥伦布会议中，协会以民族特色与文化作为卖点的宣传策略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预期。

美国印第安人协会对于印第安人文化狂热的复杂态度可以从罗莎的采访中得到理解，那就是协会成员们“都知道自己的部落服装是什么，但我们从来不会穿它们，除非是为了表演。”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的协会成员来说，利用白人社会中的流行的印第安人文化狂热彰显民族性，或是表达种族理想也绝非不可接受。

例如女作家波宁曾将印第安人的主题故事，融入至现代歌剧艺术之中。其亲自编写的作品《太阳舞剧》也于1913年在美国正式开演。

伊斯特曼多次利用美国“反现代主义”思潮，配合印第安人“自然之子”的浪漫神话，加之举办童子军夏令营与“扮演”白人理想中印第安人等方式，来强调印第安历史中独居特色的自然观念，并试图以此重新定义原住民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

而即便是对狂野西部表演颇有微词的昌西·罗布，也在1930年参演电影《沉默的敌人》并饰演印第安酋长一角，对此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展现“在被文明践踏森铃与毁坏食物之前，他的族人是如何进行生活、狩猎、庆祝以及崇拜。”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印第安协会成员所反感的并非印第安人表演本身，也并不是白人对于印第安人文化的借鉴挪用，而是他们对于印第安民族形象的刻意歪曲与丑化。

从本质上来说，举办印第安人表演是进步印第安人就民族形象问题，与白人群体在文化领域的进行话语权争夺的一种表现。

美国学者米歇尔·帕特森认为，关于用怎样表演来呈现真实印第安文化，协会成员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

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关于印第安文化与艺术的展示，应该集中在与印第安人有关的积极品质上，即应该强调的是诚实、忠诚、宁静、美感、与自然的联系，以及一种更高的精神性。而不是像狂野西部表演那样的战争呐喊、华而不实的服装和军事表演。

为此，协会将利用本土文化视作对白人社会中印第安人刻板形象，尤其是野蛮形象的一种纠正，而帕克也强调协会需要与非印第安人群体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启发他们了解并接受印第安民族文化。

为此，他指出协会的教育部门应旨在保护保护真正的印第安历史、艺术和文学，以对抗社会中的印第安人的负面评价，并且为协会成员介绍他们自己眼中的印第安文化提供基础性的帮助。

为了进一步有效利用白人社会中的印第安人文化热潮，美国印第安人协会也曾通过增设新的国家节日——“美国印第安人日”的方式，来扩大协会以及原住民群体在国家中的影响力，以便向“消失的印第安人”吹响反击的号角。

这一呼吁在1912年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中被正式提出，协会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大陆原住民所处的独特地位，以及该种族在美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应使美国公众考虑到庆祝一个被称为美洲印第安人日的节日。”

而这一庆典除了要满足白人的兴趣外，还应该“应该致力于研究印第安人的真实历史，他在白人到来之前的真实性格和习惯，以及他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作为节日的倡导者，帕克将印第安人节日视作白人历史中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补偿。

正如他所说：“设立美国印第安人日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是印第安人自己的国家。他的人民是这片土地的原始所有者。”

帕克反对白人社会中针对印第安人的野蛮认知，并把节日视作改善印白关系与增进双方友谊的契机。

而通过节日庆典，美国白人也能在了解原住民过往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感受到印第安人对美国文学诗歌、自然精神、宗教观念乃至于民族性格做出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也不绝亚于哥伦布与华盛顿等人。

这对于改善印第安民族形象与提高社会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在1915年关于美国印第安人日的公告中，以柯立芝和帕克为代表的协会成员则再度强调节日庆典与印第安民族形象、公民身份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等概念关联。

“我们邀请每一个爱国和维护其荣誉和尊严的美国人来庆祝这一天，来考虑我们的早期哲学，我们对自由的爱，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在真理的光明与正义平衡中的历史，与其他种族进行诚实的比较，并从中汲取我们认为值得效法的高尚之处。但我们呼吁我们的国家不仅要回顾过去，而且要认真考虑我们作为美国人民一部分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向他们宣告，我们现在和将来的需要主要是那些努力寻求启蒙的美国人，以及与美国公民身份相一致的能力。我们宣布，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命运与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命运密不可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现在和未来永远忠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以个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全力为国家效力。”

面对协会关于增设印第安人日的强烈愿望，部分白人记者却表现得不屑一顾。

某位编辑曾在1915年10月发刊的《纽约时报》中发文挖苦道：“所以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节日啦……当然了，全年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节假日。应该有一个意大利人节日……有一个爱尔兰人节日，有一个德国人节日，以此类推。”

文章作者并不认可原住民群体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同时对印第安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加以否定。

仅过3天后，通讯记者弗兰克·克拉内就向《时报》寄出一封名为《印第安人的不爱国主义》的信件，由此对美国印第安人协会发起正式挑战。

在信中，克拉内肯定了先前编辑的观点，并且直言协会设立美国印第安人日的目的只是为了激发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的一种手段。但遗憾的是，爱国主义也正是印第安民族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而增设节日庆典的做法也很难对印第安人的处境起到帮助。

对于这一观点，帕克的人类学家同僚，协会非印第安裔代表阿兰森·斯金纳在《时报》发文予以反驳，而该文也被刊载于同年发行的《美国印第安人季刊》之中。

在文章里，斯金纳认为历史中的美洲原住民从不缺乏爱国情怀，而时至今日，“无论在哪里升起美国国旗，都有热血的印第安人愿意并渴望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它”。

斯金纳还提出，美国印第安人日是为了唤起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兴趣与友谊，而协会目前的诉求除了要展现爱国印第安人的形象外，更重要的是“希望为那些有资格获得公民权的印第安人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并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捍卫这些权利。”

诚如斯金纳所言，协会利用受众广泛的文化庆典，来彰显美国原住民的民族特性与现代爱国主义公民形象，而这一行动又与成员们所追求的目标紧密相连。

事实上，作为印第安组织，协会也希望通过美国爱国主义的统一性，打破传统部落爱国主义的分散性，以此构建更为广泛的印第安民族认同。

而类似的表演活动的全面展开，也为印第安裔知识分子们打破白人群体在艺术文化中的主导与垄断地位，夺取相应得话语权力奠定基础。

因此，无论目的如何，协会通过文化表演与庆典的方式，挑战传统刻板认知，与建构新时期民族形象的行为都是不可被否认的。

总体来说，红色进步主义者们通过协会提供的公共平台，提升了原住民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活跃程度与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明确表达诉求与种族理想外，关于新时期民族形象的重塑与建构一直是组织工作任务中的一条主线，并切实关系到了印第安人事务改革目标的成败。

美国印第安人协会成员通过代表大会、出版物与文化表演等方式，对原住民的身份认同与民族形象进行探索。

它不仅仅包括对传统的印第安人刻板那形象提出挑战与利用，同时也包含了对新时期印第安人身份的理解与阐释，是进步主主义时代背景下主流价值观念与印第安民族自我认知的结合。

因此，美国印第安人协会利用公共空间塑造了怎样的民族形象？而这些民族形象对于当时的原住民群体代表着什么？对于推进印第安人事务改革有着什么意义？

都是在进行20世纪初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

[1]（美）塞缪尔·本杰明著，乔春杰译：《美国艺术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

[2] 王坚：《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年。

[3] （美）亨利·大卫·梭罗著，刘绯译，《瓦尔登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年版。

[4] （美）威廉·布拉福德著，吴丹青译：《普利茅斯开拓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