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文辉部的兵力和部署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四月经云南,五月渡金沙江,攻会理城，再沿西昌、冕宁前进,由十七勇士抢渡天险的大渡河;复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县的铁索桥,过荥经、天全、芦山、宝兴,直达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进到松潘县的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又翻夹金山南下,古领天全、芦山,围汉源,围雅安,并以主力向川西平原挺进,与四川军阀部队胶着于名山、邛崃之间,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又复继续北上。
当时驻在川康边区的反动部队,系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文辉早年被迫退驻川康,困处一隅,此时便乘机向蒋介石中央和四川方面刘湘多要一点饷精和械弹来维持军食,充实部队。他东拼西凑地新建了不少番号,以二十四军辖三个师,川康边防军辖两个师,每师又辖若干旅,旅辖若干团上报。同时,刘在二十四军内部也进行调整,时而扩团为旅,时而扩旅为师,借以敷衍门面,安顿部属，实际兵力还是不到两万人。刘文辉部在一九三五年和红军对抗之时,实有军力和分布状况如次:
(一)雅属地区:雅河以西、大渡河以北,计有雅安、荣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六个县。
二十四军军司令部驻雅安县城,军长刘文辉,参谋长张巽中(伯言):
第四旅驻雅安,旅长(国瑞)，参谋长米刚,辖第十团(团长谢洪康)、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第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
第五旅驻荣经、天全、芦山、雅安,旅长杨学端,参谋长张怀猷，辖第七团(团长余味儒)、第二十一团(团长萧绍成)、第二十八团(团长唐灼元)。
以上四、五两旅,编制相同,每旅三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团直属重机枪一个连,迫击炮一个连。旅直属特务连一个连。每连官兵九十至一百人。另有警卫旅,辖两个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团),驻雅安,旅长段绶章,团长李珍、钟伯英。
(二)宁属地区: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计有西昌、越西、冕宁、宁南、德昌、会理、盐源、盐边共八个县。
川康边防司令部,辖两个旅,驻西昌、越西、冕宁,司令刘元璋，参谋长邹仲仪;第一旅旅长许剑霜,团长王吉三、赵光钦;第二旅旅长刘元琮,团长聂文清、白永安;第十二旅旅长刘元瑭,驻会理、辖四个团,团长张青岩驻西昌,团长黄懋霖、毛国懋、胡怀堂驻会理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瑄,驻西昌(这旅开进西昌不久)、辖两个团,团长凌致远、刘玉椿;第二十旅旅长兼“夷”(现在改称彝,下同)务指挥官邓秀廷，系汉彝混编土著部队，驻西昌、冕宁,辖两个团,团长孙子文、邓德权。
(三)康属地区:泸定桥以西,包括关外十几个县。
屯垦司令部驻康定,司令唐英(永晖),第一旅旅长余松琳团长章丽生、张行。(四)临时成立的机构:第五师司令部,驻汉源(在防守大渡河前夕,临时成立指挥雅属地区四五两旅),师长陈光藻(鸿文),副师长陈能芬,参谋长叶大锵(剑鸣),参谋朱戒吾(后任参谋处长)。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在黔西北盘旋,有进入川康边区模样。刘文辉部上层人物开始恐慌起来,感到目前偏安的这个地区,又要遭到革命风暴的来临。为了避免影响军心，他们把这消息严密封锁起来。不久红军又回师贵州,贵阳告急,蒋介石亲去贵阳,于是刘部同声相庆地说,过金沙江到大渡河是石达开倒楣的老路,红军哪里会钻这个牛角尖，这下可以松口气了。
到了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突然向金沙江挺进,蒋介石急电刘文辉布防堵截。红军很快突破金沙江,随即围攻会理。蒋介石又急电刘文辉防守大渡河，一再说“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这时康泽的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由大队长马维骥(希良)率领,已来到雅安,随即以一部进驻汉源,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刘文辉和其部属心情紧张,首先考虑到,这次战争胜负，关系到部队存亡。他们认为红军目前力量虽不算强大，但扫平川康这点部队，却游刃有余,把这点部队拿去拼了怎么办?但又想到,红军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万一突破大渡河,覆巢之下决无完卵,大家只有同归于尽,不拼又怎么办?同时还考虑到蒋介石和刘湘老早就想插足川康边区,如果不硬着头皮顶住,蒋、刘借口援应,把大军由四川浩浩荡荡地开进雅河以西,大家这点栖身地盘都会保守不住。而且薛岳所部在红军后面;跟追入康,不怀好意,这不只为了跟追红军,同时还有顺便吃掉地方部队的意图。最后大家认为，只有在堵截红军出上一点力,对蒋介石多少总还有点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唯一的希望是:薛岳追军早到,石达开覆军历史重演，平平安安地把这场灾难渡过去。这点和蒋介石的期望是基本上一致的。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曾向刘文辉献策说:最好采取“两打”的办法,即一打红军-协同薛岳追军消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二打蒋介石乘机向蒋介石要枪要弹,来装备自己。当时他们对这场战争作了以下的估计:
(一)对红军方面的分析,认为红军转战万里,兵力疲惫,前有险阻,后有追兵,很难长人支持下去。
(二)对蒋的“中央”方面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既有力量“摧破”红军根据地于前,就有力量“彻底消灭”红军于后,他总不会看着红军进入川康边区不管,追兵必然很快到来。
(三)从自己力量和所处环境来分析,认为自己力量脆弱,和红军硬打是打不赢的,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据险以守,阻住红军去路,等待追兵到来,即算胜利。
(四)从地区情况来分析,川康边区,地形复杂,彝情特殊,走大渡河,是石达开覆军老路,对红军非常不利。
因此二十四军决心:固守金沙江、大渡河待援,力求保全实力，保住地盘。
本着上述的分析估计和决心,二十四军兵力部署,系先后分两段(金沙江防守一段,大渡河防守一段)布置:
(一)以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指挥刘元瑭旅(四个团)、刘元琮旅(两个团)、许剑霜旅(两个团)、邓秀廷旅(一个团)以及新由汉源调到西昌的刘元瑄旅(两个团)和一些直属部队,共约兵力十二团以上,并发动地方反动势力,扼守金沙江,确保宁属地区防务。
(二)以新编第五师师长陈光藻(鸿文)指挥袁国瑞旅(三个团)、杨学端旅(三个团),并发动大渡河沿河地方反动势力,确保大渡河河防。
(三)以驻在康定的余松琳旅之一部,由余松琳率领进驻瓦斯沟(泸定与康定间),封锁大渡河的最上游。
(四)军部率同警卫旅和一些直属部队位于雅安,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相机策应。
二、从会理守城到西昌大火
刘元璋在西昌、会理间的兵力部署是:
(一)改任刘元瑭为川康边防副司令兼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率兵三团(该旅四个团,留第三十一团团长张青岩驻西昌)位于会理，并指挥地方团队负责金沙江防守任务。
(二)改任许剑霜为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率兵一团又一个营位于德昌,负责在西、会正道上阻截红军。
(三)刘元璋本人率领川康第十七旅(旅长刘元琮)和新由汉源开来的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瑄)以及刘元瑭旅的张青岩团和一些零星部队位于西昌,作为后方主力部队，相机行动。
(四)为了预防红军不走西、会正道,改由西面的盐源或东面的宁南前来,又在这两个地方摆了一些牵制部队,以许剑霜旅的一个营位于盐源,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部队(正规军一个团,另彝兵五千)位于宁南。
刘元璋不把重兵布于金沙江沿岸,而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他认为金沙江岸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突破,全线崩溃,守江不如守城稳当。同时薛岳部队在红军后面紧追,只要守城能守住几天,追军一到,红军自然离去。据刘元璋部的参谋长邹仲仪告人说,他们这样摆法可以“麻”内行;红军打仗是内行,所以“麻”他一“麻”。其实,他们这样部署兵力实际不是“麻”红军,而是麻痹自己,减少惊慌。
会理守城之战
一九三五年春,刘元瑭奉令担任金沙江防务。当时刘元瑭对红军的判断和兵力部署是:(1)红军主力可能由云南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遂决计把第二十八团毛国懋全团摆在会理东路,与宁南的部队配合，形成兵力重点。(2)红军可能以一部兵力由姜驿方面直攻会理,因此把第三十团摆在会理西路姜驿、黎溪一带,并发动当地沙家、自家土司力量,协同防堵。当时三十团团长黄懋霖因“办彝务不力”,押在会理,由二十九团团长胡怀堂前往指挥,团部住在姜驿。(3)对通安方面，刘元瑭认为通安系云南通会理正道,估计红军不会从这方面来,乃将该地防务,交江防大队长汪保卿弟兄负责(汪等系地方反动武装，势力不小)。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并派二十九团的刘北海营前往协助,由旅部中校参汪保澄(汪保卿之弟)统一指挥。(4)旅部驻在会理,以第二十九团(缺一营)及特务营(手枪四个连,营长刘元军)工兵营、(工兵两个连，营长陈炳森)为预备队。
红军主力经云南元谋,于五月三日在绞车渡渡江,随即直趋通安,完全出于刘元瑭的预计之外。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州后方据险抵抗。刘元塘闻讯,即率会理所有部队向通安驰援,在通安北面一把伞附近与红军遭遇，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崩溃下来,残部逃回会理的大约只剩四百人。其时刘元瑭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跟追前来，跑也跑不了,必致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将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已经出城逃走十余里的两个老婆追回来，并作出如下决定:(1)立电西昌刘元璋告急,请速派兵增援;(2)分头飞调城外所有部队赶回会理集中,坚决守城;(3)收集城外民间粮食运进城内;(4)清扫射界。
红军在通安击败刘元瑭后,迟未前进。刘元瑭把由通安退下来的部队和城内一些留守人员编组为战斗部队，在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等高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守。隔三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理外围,双方再度接触。红军陆续到达,城外防守部队不支,全部撤回城内。五月八日,红军就把会理围住。
刘元璋得到刘元瑭告急电后,立派刘元琮旅的聂秋涵团驰援，但又在电话上主张放弃会理。刘元瑭怕聂秋涵中途折回,派中校副官徐仲篪持刘元瑭命令前往督促聂团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定以军法从事。徐仲篪到白果湾,正遇聂团准备返回西昌,乃告以刘元瑭之命。聂踌躇良久,怕刘元瑭将来问罪,才率部来会理。聂团到会理时,红军已逐渐包围会理,刘元瑭胁迫士兵出城,始将聂团接进城内,聂胯部受伤。聂团进城仅半日,忽闻西门外万庄庙垭口至西来寺一线枪声很密,刘元瑭判断是胡怀堂率部归来为红军所阻,乃胁迫聂团的两个连和手枪一连上阵,将胡团接进城内，但胡团后卫部队杨汉城连已被红军打掉。
第二天早晨杨汉城只身在城下喊城,刘元瑭不准开 城。杨藏在城外，直到红军去后才得进城。
当红军围城前两日，通安方面逃散的刘部士兵有陆续回到会理的，内中有特务营第二连排长庞云及士兵十余人为红军所俘,红
军给他们在伤口上好药，并给以路费遣回。他们在士兵中宣传红军很好，并不杀人。刘元瑭竟将庞云及被俘过的士兵和逃散回队的士兵一律杀掉,先后共杀害三、四十人。还有一个道士,带一个小徒弟,随败兵人城,也被刘用马刀砍死。
聂、胡两团进城后即和原有部队，分担守城防务。刘元瑭为了防止红军接近城垣,下令部队以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居民房上，把城外民房挨次烧光。夜间还将民房烧起来帮助照明,从而烧死妇孺甚多。为了防止红军用云梯攻城,沿着城垣雉堞,一路安设照明灯,灯光火光照亮了半边天。为了给自己壮胆，城墙上成千成百的士兵,日夜呼啸呐喊。为了防止兵变,刘元瑭曾作士兵打扮,混迹在士兵行列中,巡视守城防务,遇有私议者,立刻引下城墙,予以杀害,因之杀了不少士兵。
红军在攻城时,曾几度用爆破作业,进行强攻。聂秋涵向刘元瑭建议,每连在城墙上掘土五尺,用空坛子放下去听取声音,果然在西北城角听出挖土声音。他们除派工兵挖沟灌水，浸湿土壤使红军爆破困难外,还集中兵力在西北角上防堵。
五月十日晚,忽闻爆炸巨响,西北城角坍崩下去。刘元瑭督率部队向缺口堵击。这次战斗十分激烈,到了拂晓,才渐渐平息下去。在激战中,双方都有伤亡。天明后,蒋介石的空军第三队队长张有谷率一队飞机来掩护抢修城墙,并扫射附城的民房,认为是红军的驻营地。
十四日晚,东关城墙又为红军爆破一次,但由于守城部队早有发觉,灌了不少的水,爆破裂痕不大,激战的时间也没有上次那样在第一次会理城西北角爆炸时，刘元瑭在混战中面部伤。
蒋介石曾飞到会理城上空巡视,并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陆军中将，同时投下钞票一万元,作为犒赏。这一下弄得刘元瑭感激涕零,更加想越出二十四军这个小圈子,去和蒋介石拉上关系。
会理城的攻守战经过了七天七夜，红军于五月十六日撤围他去。在这七天中,被刘元瑭烧毁的民房,惨杀的士兵则为数不少。刘元瑭本人因为加官晋爵,趾高气扬,又尽率所部,加入了薛岳追军行列，出力卖命。
德昌的撤退
德昌原驻有许剑霜旅一个营。刘元璋初意不守德昌，以免分散兵力,后来又考虑到德昌比较富庶,对当地最有势力的封建大族张家也不便丢着不管，因此派旅长许剑霜带兵一团前往加强防守力量。
红军到会理外围后,刘伯承司令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许剑霜，希望不要阻止红军北上抗日。许得信后,将原信转送西昌交刘元璋，主张接受刘伯承司令意见。刘元璋接信后未予答复。红军于十七日到德昌,许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退回西昌。刘元琮久有兼并许旅部队之意,想乘机杀许,拍桌大骂许剑霜“通敌”。但刘元璋素来感觉刘元瑭、刘元琮兄弟很难驾驭,许剑霜和自己又是四川讲武堂同学,要听指挥些,如果把许剑霜杀了,刘元琮把这两团部队一并吃掉,以后他对部队会完全失去掌握。因此,刘元璋不同意杀许，也不同意撤掉许的职务，驳斥刘元琮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后来刘元瑭由会理到了西昌，也想吃掉许剑霜的部队,再主张杀许,仍由于他们三弟兄的内在矛盾没有杀成。直到红四方面军二次南下时，刘元琮、许剑霜同在玉通河一带战败,刘元琮结果仍把许剑霜这旅部队吃掉。
彝族部队的行动
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部,系西、冕地区王著部队,是当地实力雄厚的地主武装。邓有正规部队两团,并能调集浅山彝兵近万人。邓本人熟悉彝情,常用“以彝制彝”策略,控制宁属各县彝族。邓奉到防守宁南任务后,即率其正规部队一个团(当时他有一个团驻在康定)及彝兵五千前往。他们行抵鱼水(宁南境内一个场镇,距西昌约一百余里),即闻悉前方二十四军部队已经溃退下来。原刘元瑭旅的二十八团,由团长毛国懋率领驻在会东,担负控制巧家红军来路。当毛国懋听说红军已在上游通安前面渡江,即丢掉防守地面，拚命向西昌方面逃跑，刘元瑭调他进会理城的命令他也不管。毛团过宁南县城到鱼水与邓秀廷部碰头时,仍是惊慌万状,连警戒都不敢派出去。当时刘元璋派有一个联络参谋驻在邓部,主张不准毛团拉跑。但邓见毛已成惊弓之鸟,怕影响自己部队,仍让他过去。
刘元璋推测红军将由西昌、会理正道北上,于五月十三日急调邓秀廷部转移到西昌、会理道上,叫他相机增援德昌。邓部到达黄水塘时,德昌已被红军占领。刘伯承司令派人送给邓秀廷一函,大意说红军系北上抗日,彝兵打枪,他们不还枪,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自己考虑。邓在打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怕打不过;不打,又怕不见谅于刘氏弟兄。他召集部队军官开会,决计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最好是能乘机拣到一点枪弹。邓随即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告诉大家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邓把部队摆在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部队来得很密,不敢动。有一个彝兵,不听约束,打了一.枪,引起别的彝兵也开枪,先后打了十几枪。邓用彝话制止住。红军未还击,只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飞机到来,彝兵想打一架下来看,连续又打了几十枪。因联络布忘记放在哪个马驮上,布标摆不出来,飞机遂向下投弹,炸死了邓部连长邓华钦和汉彝士兵几十人。邓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转移到冕宁地面上去。
刘元璋烧西昌
西昌城的防务,是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刘元璋的部署是: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围“土城”做工事,凭工事据守;第二步退到安宁河做工事,凭河据守;第三步拆西昌城外“西街”(西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靠拢城墙下边,由西昌城南门外至西门外约一里多长)的房子,打通墙壁作掩体,但又怕红军轰城,准备烧掉这些房子。然而刘元璋究竟还有顾虑，怕会引起民愤。刘元琮则主张非先烧不可。他认为如不烧,红军利用民房,接近城墙,攻下西昌,自己性命都保不住了。刘元璋主张等红军接近时再烧，以便向外宣传说红军“杀人放火”。先烧后烧的问题,争执不决,乃电雅安军部请示。军部答以待红军接近时，再作考虑。刘元璋想了一个既达到烧毁民房的目的,又不致充当祸首的办法。他召集地方士绅开会,力言红军如何凶猛,要守住西昌,非亮城不可,要亮城,则人民损失很大，大家意见如何。他又暗中支使商会会长何汉湘出面，向他上一书面请求,主张烧掉西街房屋。当红军先头部队刚到崩土坎(距西昌三十里)时，刘元琮即下令放火。这时城门已用石条子封闭，即从城墙上向西街房屋泼下煤油，放火烧毁。他还由北门城墙上用绳索吊了一些士兵出城去，把接连西街蜿蜒到西北角的鱼市街一并烧掉。这两条街共约三里长,西昌精华顷刻付之一炬。当大火烧起来时,这两条街的人民，有的在城内有家(开“吊脚铺子”的),有的要求入城暂住，都一律不许进城，弄得两街老百姓露宿城外,无家可归,惨痛到了极点。刘家弟兄这样烧毁民房，残民以逞，一方面固然是向蒋介石、刘文辉表示自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另一方面,如果红军攻下西昌.也只得到一座空城。实际上他们还备有一条退路,即出北门上黄埂,跑雷波。
最后，经会理过西昌北上的红军，根本没有到西昌城下.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一点行军警戒部队,大队则由西昌西南角的马道子(距西昌十五里)分路，越过西昌城取捷径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庙(距西昌十五里),过礼州去泸沽.红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到西昌城下，使得刘元璋、刘元琮十分尴尬。他们最初胆战心惊地怕红军来攻，现在又深恨红军不来攻城，自己烧了那样多民房，弄得没法交待。后来薛岳到了西昌,人民沉痛控诉刘元璋。刘元璋无耻地把商会申请书拿去搪塞。西昌人民有冤无处申,只得绘了一幅“被焚灾区图”印制出来,在成都散发,希望各界人士主张公道,当然是毫无结果。
红军越过西昌北上后,刘元璋奉命担任追兵第七纵队副司令，除留聂秋涵一团担任留守外,其余部队一并编入追兵战斗序列,尾随红军北上，进到康定玉通河始行停止。
三、大渡河战役
大渡河系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高达二,三十里的崇山峻岭,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河幅有些地方宽达一千多公尺,水深七至十公尺，水流湍急,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任何人不能泅渡,失足落水即有灭顶之祸。沿河渡口只有小木船(可容十人左右)作为来往行人横渡之用。由于流速太大，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须先把船上划一二里再行放船,船工拚命划动船桨在波澜上闯击十多分钟,才能成为斜线冲到对岸目的地。泸定铁索桥系在两岸悬岩绝壁间凭空架设很长的铁索七八根，上面稀稀落落地铺设了一些木板，来往行人即在那上面晃荡晃荡地走过去,这是大渡河的唯一交通枢纽。红军千军万马要在前有敌人、后有追兵情况下,安全渡过大渡河,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大渡河战役构成了红军长征中比较有名的两次战斗:十七勇士渡河和抢渡天险的泸定铁索桥。
从刘文辉部队来说,这次战争更是关系到自身存亡的关键。当红军渡过金沙江,直指刘文辉的第二道防线-大渡河时,刘文辉乃以第四、第五两旅,组成第五师,开赴大渡河布防。其中,第五旅在左,守富林至安顺场一带;第四旅在右，守泸定桥附近。原驻康定的余旅,由旅长余松琳率其一部分兵力，进驻瓦斯沟(大渡河右岸康定与泸定之间)。军部和新成立的第五师师部,都先后进驻汉源城。惟第五旅系扼守大渡河上宁雅正道,出发在先,当时第五师师部尚未组织,因之第五旅始终和军部直接联系,并不知有第五师师部的成立。师部在这段战役中仅和第四旅有些联系。下面将战斗经过分作两个段落来叙述。
安顺场的溃逃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领全旅部队(三个团)由荣经出发,经汉源到富林(当时汉源是县，富林是镇，都是通越西的要道),随即部署防务,兵力分布如次:
(一)第七团团长余味儒率领全团布防于安顺场(大渡河南岸的一个场镇,通冕宁要道)的北岸至大冲(距富林四十华里)之间。团部位于安庆坝,并指定韩槐堦营担任最右翼(即安顺场对岸)防务。韩槐系四川名山县百丈场哥老会首领,他这营是袍哥队伍。韩曾在安顺场附近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霸混得最熟。团部将韩营布置在最右翼,是想借他这点关系,把当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填补右翼空隙,与第四旅取上联系(第四五两旅间,约有二百余里空隙)。这是在军部就研究过的。后来十七勇士渡江就在这里,韩槐堦因之撤职,下面还要详细叙述。
(二)第二十八团(唐灼元团)的一营接第七团左翼，布防于大冲至富林间。
以上四个营为守河固定部队。
(三)第二十一团团长萧绍成率领全团,经汉源场(富林以北二十华里)翻王岗坪高地，下到大渡河边挖角坝(安顺场上游)，游弋于第七团与第四旅间，作为机动部队。
(四)第二十八团(缺一营)及旅部特务连为预备队,随旅部驻富林，尔后进驻安庆坝。
当时大渡河沿岸有两大恶势力，为首的一为富林的屯殖司令(空头衔)羊仁安,一为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封建根基,拚命和第五旅合作,把他们所能发动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办差办粮,安设哨所。羊仁安的势力范围在安顺场下游至富林一带。赖执中的势力范围是从安顺场起至上游河道七场。他们在这些地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大渡河每年雨季要冲刷出不少香杉(沉埋在地下千百年的杉木,经水土浸蚀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为做棺木的上等材料,称为“建板”,价格很贵)。这 些天财地宝，只有他两人才能享有。不管这些东西在谁的区域里发现,当地的居民均必须报缴他们,并且在未运走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失要赔。仅这一点,即足以说明他两人压榨人民的凶狠。当第五旅部队到达河防时,羊仁安天天大开筵席，招待过往军官，总是以石达开覆军故事来鼓励军心。
五月二十一日,刘湘所属部队王泽濬旅到达富林。王泽濬系四川军阀王缵绪的儿子,跋扈专横,常以马鞭抽打部属，就是团长亦在所不免。这旅三个团,兵员武器都比第五旅部队充足。在商议分担河防任务时、王只肯承担大冲至富林一段(四十华里),并允以少数部队游弋于富林下游。第五旅鉴于王泽濬旅是临时拨给二十四军指挥的,仍是客军,又考虑到富林处在宁雅正道上,红军主力从这方面来的可能性较大,因之把这个地方作为重点来布防,同意让他担任这短短的一段。这旅部队在富林只驻了几天,当红军突破安顺场方面河防夹江而上后,即由富林向大渡河下游经金口河开去。
五月二十三日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把富林防务交代后,即率领旅部和预备队进至大冲，二十四日中午抵八排(距富林约八十华里)。八排这个地方,系羊仁安老家所在。羊仁安所属美罗场(八排北面一个场镇)山防大队长裴敬→等亦到来.共同商议地方势力如何配合问题。这时,八排对岸纳耳坝场镇被杨学端部纵火焚烧,一时火光四起,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因为部队进入河防时，蒋介石曾三令五申,为了确保河防,厄红军,要求做到下面几点:(1)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2)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3)清扫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
正当纳耳坝火光炽烈的时候,右翼余团传来飞报,说红军已于早饭后渡河。该团官兵随即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绝、一概不听制止。
原来右翼韩槐堦营在安顺场对岸布防时，赖执中那点地方部队应由安顺场向北岸撤退，但他不愿在红军未达到前即弃家园逃走。他认为红军来路有两条:一条是西越路线(由西昌经越西到富林.这是宁雅正道);另一条是西冕路线(由西昌经冕宁到安顺场)。他认为万一红军走宁雅正道而不到安顺场,岂不是庸人自扰,白受损失。因而他商于韩槐堦营、允其率部留在安顺场,并留下木船两只,待红军快到时他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于断绝。赖还对韩说,他在安顺场通冕宁道上，已配备有十余哨所,红军远来路径不熟,只要远远发现红军,哨兵会由捷径向他飞报，他慢慢收拾过河都不会误事。殊不知红军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从战后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象红军未来以前，即派有人实地勘查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反动统治者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人,都能和红军打成一片,更是韩、赖等预料所不及。因之红军先头部队完全越过赖执中所安设的哨所，神不知鬼不觉地于五月二十五日拂晓进入了安顺场。赖执中此时还在高卧未起，直到红军把他的“公馆”--也是他的营部门口的卫兵缴械，赖才由梦中惊醒翻墙逃走。他翻墙时把脚跌伤，由其卫士把他背往彝区隐匿起来。此时北岸韩营还不知道对岸情况。直到早饭后,红军找到了船工,才以机枪火力压制北岸韩营守兵,由十七勇士乘这两只船过河。韩营守在北岸阵地内的官兵,被红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大渡河北岸全是横断山脉,沿岸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右翼韩营一溃,全线动摇,仅十七勇士即把余团整个阵线击溃,反动部队的大渡河防就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根据当地地形和整个混乱局面，只得找一条比较险峻与河道成直角的横断山脉,另行布置防线。因之,杨同美罗场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决定溯流前进几里,由连坡湾上野猪岗山顶,据险以守。该部到达连坡湾时已入暮,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亦到来。这时余团官兵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出去制止。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团溃兵向下游逃走。杨旅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二十六日)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这时红军到达对山山顶,相互射击。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俯射山下红军，但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这样相持到午后,双方互有伤亡。红军继仰攻之后,改用两翼包抄。这时左侧临河边余团的余笑凡连不支,向山腰撤退;右侧高地唐团席营之一连,亦被红军压迫后撤，整个阵线动摇，旅部急忙下令向美罗场方向撤退。
第五旅败兵到达美罗场时,天已入暮，整天没有吃饭，官兵疲乏不堪,倒地即酣睡不起，无法布防。但红军在占领野猪岗后，已达到掩护主力部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的目的,因之全线停止前进。
第五旅二十一团萧绍成的部队，于五月二十一日由汉源场出发,翻上王岗坪高地,二十四日到达河边挖角坝部署防务。随即在每连抽出兵力一班,组成搬运粮食小组，到南岸搜索民间粮食，搬运过河。二十六日红军猝然来到,以猛烈火力侧面袭击,萧团部队全部溃散。萧绍成随即在王岗坪山上收拾残破部队向荥经方向退去。过河运粮的一百多名官兵,也就没有回到北岸。
第五旅由野猪岗撤下的部队，于二十六日早晨在美罗场至和尚老之线(与野猪岗平行)部署防务。旅部位于宰羊溪。临时指挥所设在和尚老高地一小庙内,一直停了五天,不见红军来攻;地方人民亦断绝往来,前方消息完全阻绝,弄得莫名其妙。杨学端派兵试探，未见红军动静，次日始敢全线推进;第三天渡河至安顺场，才知道红军已在两日前过完。缘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只以一小部兵力过河，大部兵力在南岸夹江而上向泸定桥去讫。
这里要补叙一点,红军在宁属越过西昌县城北上时,到了西昌县以北一百二十华里的泸沽时,以主力部队经冕宁向安顺场前进，另以一小部兵力(估计约一连)向右手分道,经越西向富林前进。当时越西通富林道上,没有二十四军正规部队。越西县长彭灿(原系二十四军参谋处长)、秘书胡梦弼，急率县府自卫队一个连偕同家属,向富林方向逃窜。他们行至海棠乡附近一个么店子上,彭鸦片烟瘾发作,休息吸烟。红军先头便衣队到达，将彭捕获,自卫队逃散。红军把彭带到晒经关(临大渡河边二十华里)将彭镇压。大渡河南岸大树堡场上恶势力张金波,在红军未到达前,纠集了汉彝武力约二百人,驻守在大树堡场上，红军到时，即退至山上彝人区域。红军到达大渡河边与富林守军王泽濬部队隔河相望，当地河面甚宽,又无渡船,没有发生战斗。
泸定桥边受重创
这一地区系二十四军临时成立的第五师司令部指挥第四旅在作战，因此这一段把第五师司令部的活动和第四旅与红军作战的经过，一并叙述。
二十四军部队,在当时只有旅的编制，临时成立一个师，原因有二:(一)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军阀混战，是对付红军，而红军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万一失利,自己身家性命都难保，不得不加强组织;(二)更重要的是,这时蒋介石的力量已闯进川来，薛岳所部尾追红军进入川康边区,万一军事失利,高级将领中必将有人受到惩处，也总得有人去当替死鬼。恰好这时原任刘文辉部川康第二师师长陈光藻(鸿文)在雅安作寓公,陈原非刘的嫡系,是一九三一年率部投靠刘文辉的。一九三三年二刘混战失败时，陈的部队全部瓦解。刘文辉认为现在起用这个人，还可以表示对外来将领并不歧视,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对邓锡侯关系上(陈原是邓的部队)也会起一定作用。在陈光藻本人来说,赋闲已久,感到无聊，能有一个师长的名义,总比没有的好;明知这个部队系刘文辉自己掌握的,他是指挥不动的,也愿冒这点风险树立一些基础。
第五师司令部由于成立仓卒，除了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几个参谋、勤杂人员外,连警卫部队都没有。经多方搜罗,组织了一部分失业的下级军官，约五十余人编为将校连，担任司令部的警卫。
这时,第五旅已向富林出发，第四旅即将开赴泸定桥，乃由副师长陈能芬、参谋长叶剑鸣率领这样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前往汉源,指挥军事行动,师长陈光藻暂留雅安。从雅安到汉源走了三天，师司令部到汉源县城时,城内没有一兵一卒,将校连也只能担任师司令部的警卫,只好临时组织地方团队守城。这些团队都没有枪，有的拿一把马刀，有的拿一根矛子。
师司令部到达汉源县城后,与第五旅既通不了电话，而第五旅也不知道新成立了这样一个指挥机构，每天由无线电直接和军部联系。师部到汉源第二天,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也来了,他随即率部向泸定桥方向前进。
第四旅由雅安出发时,二十四军军部的指示是:(1)固守泸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2)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属地区安全;(3)与左翼(安顺场下游)的杨学端旅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
第四旅到达前线后,根据二十四军军部指示和当地情况,其兵力部署如次:
(一)以三十八团(缺一营,这一营系萧守哲营,驻在芦山未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第一线右翼部队,兵力重点摆在泸定铁索桥;
(二)以十一团(三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第一线左翼部队,位于海子山、冷碛一带;
(三)以十团(缺一营,这一营由营长黄朝吉率领担任后方运输)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四)旅部位于龙八步(飞越岭山下)。
当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消息,由雅安传到汉源时,第五师司令部既和第五旅联系不上,第四旅的电话又说不清楚,驻在汉源非常着急,只好用书面命令第四旅拚命固守泸定铁索桥。这时师长陈光藻由雅安率兵一连(二十四军特务营罗炜光连)来到汉源城,才把城门和师部警卫交由罗连担任。原来担任守卫的将校连，又调到汉源城外面的猛虎岗山顶去防守。
在雅安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看到事情不妙,于五月二十七日率领警卫旅,由雅安前来,就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防。这时第五旅部队已经后撤,红军是否会来攻打汉源城,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可能性不大,但对泸定桥方面却很是担心。
第四旅部队到达龙八步附近时(大约是五月二十七日),知道安顺场早被红军突破,第五旅的萧绍成团已经溃退下来,自己的左侧翼和后方联络线都受到威胁，这时的任务是要阻止夹江而上的两路红军,遂决心仍按原定部署:以李全山团抢占泸定铁索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向下游摆开阵势阻止在安顺场过河后沿岸溯流而上的一部分红军。
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于五月二十八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驻泸定桥。周营于午后七时出发，当即派兵一连(连长饶杰，云南人,这连部队原系滇军)为先遣队。饶连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排(二十多人)把全团连以上旗帜一并带上,跑步到泸定桥,傍晚到达,将旗帜插遍全城,以安人心,立即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并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但由于天雨，又是晚间，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又发,撤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时已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答系退下来的友军(实为红军)。周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立即派兵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二十九日天明后，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因之撤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双方开始射击,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团伤亡约五十人。红军时向守桥的饶连士兵喊话。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
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将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江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其余两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这时红军已开始夺桥,周桂三仓惶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当追上周营部队时,只剩十几人了。
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率部到达河岸后，为了阻截已过河的红军继续向上游前进,把部队同大渡河摆成直角向下游防守。由于地形限制,只好把部队重迭摆开,占领阵地。曾子佩营位于海子山前面高地,吴岗陵营位于海子山及冷碛两地,余一个营作预备队。红军进攻杨开诚团,和对岸红军主力攻泸定桥的时间大致相同。红军先和曾子佩营激战由晨至午,曾营伤亡甚众，溃退下来，由海子山下面小道绕过吴营阵地退却。吴营及作预备队的一个营又接应上去,在海子山激战，伤亡仍大,双方兵力陷于胶着状态。吴营撤退不下来,营长吴岗陵急派营附黄振到龙八步向袁旅求援。袁国瑞加派手枪连上去,才把吴营收容下来。时已午后四五点钟,红军跟踪追击。杨团残部急通过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向汉源方向退却。旅部退进汉源城内,杨团残部在飞越岭后山进行整顿。傍晚红军到达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后,又进行猛烈攻击,先占领谢洪康团前哨一个据点。谢洪康见红军攻势猛烈，自己用手枪把左臂打了一枪,扮作伤员,用担架抬下,未经汉源城,由城外直向雅安方向逃走。袁国瑞急命新由河边退下来的杨团稍加整顿，又向飞越岭增援上去,两团部队概归杨开诚指挥。又激战一夜,谢团所属第一营营长陈子春负伤,连长孙治文等几人被击毙。次日天明开始肉搏,袁国瑞见兵员伤亡过半，阵线再也稳不住，下令向汉源城撤退。红军翻过飞越岭追到泥头,即停止前进。以后红军即占领飞越岭,掩护主力部队由泸定桥向天全方向前进。
第四、五两旅部队,经受这次重创后,疲惫不堪,只求红军迅速他去不再来攻,根本无力组织追击。第五旅奉命开到安顺场,掉转头来向大渡河北岸防守，防止红军回击。第四旅李全山团向天全方向退却,躲进了大相岭北面的一些深山老林。杨团、谢团收容下来不到一个团,退到汉源城附近,担任守城任务。直到薛岳追军到来,红军已越过天全向北前进后,第五旅始开到富林整编,第四旅开到荣经整编,把原来的每旅三团,改编为每旅两团。袁旅文由成都方面招来新兵两连,才勉强把两团编足。
二十四军军部这时又回到雅安,把原驻宁雅两属部队,按蒋中央规定的番号整编为三个师;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旅长杨学端,袁国瑞;第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瑭,旅长刘元瑄、杨生武;第一三八师师长唐英(永晖),旅长张伯言、刘元琮。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旅团番号当时未确定,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才编定的。驻康定的余松琳旅这次未和红军接触,部队也未调整,仍为军直属部队。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这次在大渡河附近和红军作战,除刘湘的王泽濬旅曾到大渡河北岸的富林协助防守外，完全是二十四军部队。当第五旅开到大渡河布防时,蒋介石和刘湘曾来电报说,二十军杨森部队先头到了金口河(富林下游约二百里),令二十四军防守大渡河渡口部队与杨森部队取得联系。这时杨森部队主力驻在洪雅、夹江一带(乐山县以北地区)。由于红军过河北上，杨森部队也就由金口河撤转去改为跟追部队,由雅河北上,向天全、芦山、宝兴追去。当时四川《新新新闻》等报纸，曾登载杨森部队和红军在大渡河北岸猛虎岗激战,这完全不是事实。
四、雅属地区战役
一九三五年秋,红四方面军又翻夹金山南下,这时反动部队摆在雅属地区的是:二十军杨森部队驻宝兴;刘湘所属教导师驻芦山,师长杨国桢(启文);刘湘所属模范师驻天全,师长郭勋祺;刘文辉所属袁国瑞旅驻天全及其以西紫石关间;刘文辉其余部队分驻雅属雅安、汉源及康属玉通河一带。
这里只叙述刘文辉部的活动情况。
当时刘文辉部队的兵力重点,摆在雅安、汉源两城,城垣坚固，可资防守,只袁国瑞旅驻在天全至紫石关间，刘元琮、许剑霜两旅部队驻在玉通河一带金汤、丹巴附近和红军有较早的接触。刘、许两旅在五月间随薛岳部队跟追红军后即进驻玉通河。红军以少数兵力攀岩袭击,把刘、许两旅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刘元琮在金汤滚山而下，仅以身免,用手枪打了自己手臂一枪,跑到雅安。蒋介石知道金汤失守，勒令刘文辉把刘元琮押解行营查办。刘文辉推以受伤,多方掩护,未予解送。袁国瑞旅在紫石关亦被打得丢盔弃甲,逃回雅安。当五六月间,红军过雅属地区北上后,蒋介石即电令二十四军防备红军回击，把它在江西所使用的碉堡战术搬到川康地区来使用,认为这是唯一法宝。这一段时间,刘文辉部队就在雅属地区大肆征调民力筑了不少碉堡。后来红军占领天全、芦山、宝兴、金汤后，前锋指向川西平原,与刘湘部队激战于邛崃、名山之间，汉源、雅安相继形成围城局面。下面分作三段叙述。
紫石关的溃退
二十四军一三六师袁国瑞旅，自五月间在泸定桥受了很大损失,整编为两个团后(每团两个营),又开赴天全布防。这时秋老天寒,士兵还没有棉衣,武器也只有一半可用,以李全山团的周桂三、李昭两个营驻守天全以西约百里左右的紫石关。该关地形险要,又筑有碉堡,认为红军前来只有独路一条,完全可以用火力封锁。没有想到红军从悬岩绝壁上爬来了一个排,夺取了紫石关。李团部队节节败退,大鱼庵、小鱼庵相继失守,退至仙人桥时(距天全约七、八十里),这团部队剩余已不多了。因为红军的口号是缴枪不杀,而且又是四川口音,所以当他们退到离天全十几里地时,红军已追到溃军的行列里来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哪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袁国瑞率杨开诚团(营长曾子佩、吴岗陵)驻在距天全西门外五里一个小场上,见李团仓惶退下,即率部前往收容。蒋介石也派飞机前来助战,杨团又增援上来,始勉强稳住阵脚。夜间红军开始攻击,袁部不支,天明时全部撤下,伤亡很大,手枪连连长罗大全被打死。当时刘湘部队郭勋祺师守着天全县西门外晋门关,不准袁旅退进关内,用机枪向袁旅溃军扫射,扬言“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把袁旅部队逼得无路可走,袁国瑞也堕岩而逃。袁部连长雷树清在愤怒之下率领士兵十余不顾命地向郭师机关枪阵地冲去,把机枪连打垮,进了晋门关。袁旅退到天全以东梅子坡时,收容了五六百人退回雅安。
汉源守城两月
汉源守城的二十四军部队，绝大部分系随薛岳迫军由宁属开来。宁城指挥官是刚在会理守城受到蒋介石嘉奖的刘元瑭。刘文辉深怕他冒险盲动,损伤实力。刘元瑭则始终跃跃欲试,不听约束。当时刘元瑭所指挥的兵力是:一三七师刘元煊旅(两个团)、杨生武旅(两个团),军直属步兵团邹善成一个团,第一三八师刘元琮旅聂文清团一个团(这个团系一三六师旅长杨学端新由西昌率领出来，过汉源时,即被刘元瑭留下,并拨邹善成团交由杨学端一并指挥共同守城),另外师直属部队若干,总计兵力在六个团以上。由于汉源县城,位于大相岭南麓半山之上,西南两门出城即悬岩陡坎，容易防守。北门通大相岭道上,城外尚有很长的街道，人烟较密，又无城墙可守。街道外大风包和史家坡等地比城区还高,又不可放弃，致受瞰制。是时北面的荥经、天全已为红军占领,红军来攻的方向，从北面来的可能性较多。因此刘元瑭决定以北门为防御重点，部署如下:
(一)杨生武旅全部守城。
(二)刘元煊旅守北门外沿街市周围作成一道圩寨,把原有碉堡和墙垣连接构成。在圩寨前面以史家坡为前进阵地,派一个营驻守警戒。紧接圩寨的大风包,则派一连驻守,形成阵地重点。
(三)杨学端指挥聂文清,邹善成两团作为总预备队,位于北门外圩寨内。
(四)刘元瑭本人和杨学端一同驻在北门外一个客栈内暂修工事,指挥军事行动(刘元煊当时因病住在城内未参加指挥)。十一月初某日下午红军来攻,以居高临下之势从北门方向,向汉源猛进,先占领了距汉源城五里的羊圈门,驱逐了当地少数警戒部队,即向史家坡前进阵地攻击。刚一接触,驻守该地之营长吴安邦即率部向后撤退。这时刘元瑭亲到大风包督战，见该营未奉命令即行后撤，登时大怒，贵问吴安邦:“你看清共军来了多少部队，你迟滞了共军多久,你牺牲了多少人?”顺手一马刀把吴安邦面部砍伤,血流满面。经杨学端在旁多方劝阻,始平息下去。
从此刘元瑭部即完全凭圩寨和城垣以守,红军也未进迫攻击，只以兵力远远监视，而以炮兵从史家坡向圩寨内射击。某日上午红军发射了炮弹百余发,城内和圩寨内都中了弹,有一炮打在城隍庙内,把庙内驻扎的人马打得四散奔跑,人心惶惶。午后红军炮击停止,形势又稍为缓和下来。当上午红军炮击时,刘元瑭部炮兵也曾发炮还击,后以存弹不多,拟留待以后使用,即行停止射击。
红军占领史家坡后,把刘元瑭部队完全围困在汉源城内,即越过汉源城,解放了城南的汉源场、富林两地。刘元瑭的物资供应完全靠城南的场镇和村落，这一下供应断绝。尤其威胁最大的是饮料缺乏,因汉源城用水绝大部分取之于南门外坡下的小河,红军既转到城南,把南门封锁住,军民用水都成问题。刘元瑭部队只好每天用火力掩护,派兵到城南坡下取水。最初因受枪击引起伤亡,后来国民党飞机经常到汉源上空视察,并空投食品和通信,飞机到的时候,刘元瑭部队才敢出城取水,并调整防御部署。
这样相持了将近两个月,红军也未进攻,并且围城兵力也有日渐减少模样。刘元瑭久静思动,贪功冒险,忽然想要“反攻”。他的反攻计划是:以杨学端指挥的总预备队两个团,由城南川主庙深沟的小路攀登高山,进至草鞋坪(大相岭山顶)对面山坡,向驻守草鞋坪的红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希图一战而胜,邀功受赏。他先向杨学端商量,杨因其素性蛮横,不敢反驳,推以请示雅安,看刘文辉意见怎样。他向雅安请示,刘文辉不同意,并严厉制止他妄动。刘元瑭自恃在会理“有功”,不听刘文辉约束。他的么爸刘文辉越阻挡他，他越要坚持，并直截了当地电告雅安军部说“部署已定,事在必行”。刘文辉给他打电话,要他谈话他不去接。刘文辉叫杨学端去听电话,他也不准杨去。刘文辉只好发电报叫杨就近劝阻,他又把电报扣留下,不交杨看,同时逼着杨照他的反攻计划马上行动。
十二月某日夜,刘元瑭和杨学端率总预备队的聂、邹两团，乘黑夜照预定路线前行。他们傍晚出发,一直爬山,爬到翌晨三点钟左右,到达了大相岭山顶草鞋坪前面,在大雾冷冻之中，早为红军发现，开枪射击。杨学端急令邹团进攻。红军依据山上原有的碉堡,猛烈射击。双方打了几个小时,天已大亮。刘元瑭命杨学端守住前沿阵地,他亲自督同聂团进至草鞋坪,红军也自动撤退。刘元瑭认为这次进击,达到预期目的,留杨学端守住山顶，自己回到汉源城。晚间红军又大举来攻,把杨学端所部完全赶下山来,一直退至距汉源城五里的羊圈门才站住了脚。刘元瑭在电话上和杨学端研究,认为再进攻已不可能,留在羊圈门也稳不住，命杨率部速退回圩寨内。此后刘元瑭也没敢再妄动，红军也未向城内部队攻击。
一九三五年底汉源当面的红军,主动撤围,开到雅安至邛崃道上,进行另一战役。刘文辉即令刘元瑭仍留驻汉源,调杨学端率聂、邹两团开赴雅安。此时雅安至汉源道上基本可以通行。这时适有驻泸定化林坪的某团军需到雅安军部结帐,夜宿羊圈门,因天冷坐在火炉前烤火,同时把身上携带的法币拿出清数,被当地守兵发觉,竟持刀往劫。某军需知其意在抢钱,即把手中所持钞票投入火中,并破壁滚岩而下,跑到汉源城;报告刘元瑭。刘元瑭立调驻羊圈门这一连到师部,四周架机枪,要以机枪火力把这一连官兵全部打死。行劫的几名士兵自动站出来,声称“行劫者只我们几个人，请不要枉杀他们”。刘元瑭不理,把这一连的班,排、连长任他喜怒地拉出来杀了几人;还不歇手。该营营长龚湘不忍,出来说情，刘元瑭叫把营长也绑了推出枪毙。押过师部门口副官室时，副官室的人暗地把他藏了起来,算是逃脱了性命,离开部队跑到雅安。
雅安盲目困守
一九三五年,大致是阴历十月(公历十一月)上旬,杨森和刘湘驻在天、芦、宝的部队先后顺雅河南下溃逃,有的向洪雅方面逃窜，有的向名山、邛崃之间撤退。杨森部队过雅安城河对岸南下洪雅时,不入城即去，好似惊弓之鸟，仓惶万状遗弃了不少粮秣在对河车站上。刘文辉派部队抢运了三分之二过河，并于农历十月十四日(公历十一月九日)傍晚即由守桥部队(袁旅吴岗陵营)把雅河浮桥砍断集中兵力守城。当时刘文辉部驻在雅安的兵力，共有七十个连，计为:一三六师杨学端旅两个团(杨学端本人在汉源),团长曾言枢、余味儒,一三六师袁国瑞旅两个团,团长杨开诚、李全山;一三八师张伯言旅两个团,团长段绶章、陈明扬;军直属特务营、工兵营共两营:一三六师特务营一个营。
另外还有李家钰部队孙介卿团,原系由四川开赴西昌,途次雅安,因汉源已围城,不能再前进,刘文辉即留其在雅安共同守城。孙不允,托言未奉有李家钰命令。刘语孙:“你留在这里,一切由我负责，将来万一其相(李家钰号)见怪,我这里有团长给你当。"这团部队也就只好留下,共同担任守城防务,受左翼指挥部指挥，在雅安东门外张家山一带构筑工事。这是原有七十个连以外的部队。
当时守城部队分为两线:
第一线守外围，依山傍水以守。由雅安城东北角的宋村渡经城东浮桥码头到东南角的周公渡，为守河防部队。这样构成外围防线。
第二线守城垣,把城门关闭起来,每天一定时间开放，非有通行证不得出入。
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任雅安守备司令，担任全线指挥。下设地区指挥官:以一三六师副师长陈能芬为左翼指挥，指挥城外东南两面第一线军事行动;以一三八师副师长刘丹梧为右翼指挥,指挥城外西北两面第一线军事行动;以一三八师旅长张伯言为城中指挥官,指挥城垣部队;一切军事行动仍由坐镇雅安的刘文辉亲自指挥。这时蒋介石派来的监军-专员王赓已到雅安，成天在各级指挥部检查防务。这样守了一个多月,不见红军来攻,只从城墙上望见有红军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地在河对岸多营坪一带活动。究竟红军在河对岸驻有多少兵力,也从不知道。从事后来看,这只能说自己把自己围起来。城里的人有产者逃走一空，贫民则困处孤城,谋生无路,叫苦连天。军官仍然每天吃酒打牌,醉生梦死,穿着士兵衣服,意图一旦城破即行逃命。杨森曾劝刘撤退,让郭勋祺去挨打,因为郭曾大言不惭要与红军决战。刘则怕失去唯一地盘,又怕受蒋介石处罚,因而不愿撤出雅安。
这年阴历年末,二十九军的王志远旅(这一旅原系冯玉祥西北军部队,战斗力较强)由洪雅开到雅安协助防守。一三六师旅长杨学端又由汉源率聂文清,邹善成两团来到雅安,防守兵力较充足，即把外围防线在荣雅道上推进一段。杨学端率原属部队守对岩至紫石里一带,王志远旅守紫石里至观音铺一带,都面向天全方向，在山地上构成防线。在高地上随时可以望见红军工作人员在前面村落活动。白天夜晚,双方都在发生小的接触,但没有大的战斗。
某日之夜(大约是阴历年底)，红军夜袭驻守对岩山上的余味儒团徐及第连,全连被歼。连长徐及第梦中惊醒,甫出帐篷,即被击毙。红军夜袭成功后,在天明前依然退去。这一次要算是雅安守城中最大的一次战斗,闹得军心惶惶,全线震动。军部为此又派了一三六师特务营杨国杰营、军直属工兵营飞汝堂营前来增援,并对余团多方抚慰,又才稳定阵脚防守下去。
在这期间,贺龙、萧克两将军率领的部队，已由云南丽江过江经康南到达康北的甘孜。二十四军驻在康西、康北的部队人数不多,又系分散驻在各县,红军一来,即远远逃避,因之没有发生战斗。
一九三六年阴历正月二十四日(公历二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全线撤走，雅安才告解围。
一九六二年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有张伯言、杨学端、朱成吾、张怀猷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