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陈毅元帅溘然长逝。

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 3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然而，追悼会只按军委副主席的规格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却均不能出席。

正当总理周恩来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接到中办的电话：毛主席要去参加追悼会，而且说走就走。

总理何许人也，当即做出了判断：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是深思熟虑，一是要为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值得信赖的。

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参加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参加”。

这么一来，陈毅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

而周恩来没有想到，毛主席竟穿着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就匆匆赶到了八宝山，而且刚走进休息室落座，就提出要见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不一会儿，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

见毛泽东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上前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也不禁凄然泪下：“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十分激动的张茜流着泪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主席、张茜（右）、西哈努克亲王（左三）、宋庆龄（左二）

说罢，毛泽东又问起了陈毅的孩子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和陈珊珊的名字与近况，并勉励说：“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陈毅的几个孩子心里顿感莫大的安慰的同时，又不禁疑问重重：父亲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小女儿陈珊珊更是不理解了。

12月26日（1971年）这一天，父亲大清早就提出要吃面条，可端来的热汤面，吞咽十分困难父亲还是坚持只吃了几根。早饭后，父亲眼里放着光对查房的医生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弥留之际，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分明就是毛主席的语气啊！父亲弥留之际，还给毛主席过生日，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实际上，陈毅不仅“反对”过毛泽东，还曾当面严重警告过毛泽东。

年轻时的陈毅

陈毅，字仲弘，四川乐至人。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年３月17日，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出国，成了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

曹禺说陈毅性格可爱，夏衍说陈毅诙谐幽默妙语连珠，柳亚子称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其实，陈毅的性格还有十分刚烈的一面。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中国勤工俭学留法学生随即开展了爱国运动，陈毅是一名骨干分子之一，因行动激烈与颇具感召力，1921年10月被押送回国。

这次回国，是中法联合武装押运，可见陈毅绝非一般的书生。

1928年4月，陈毅与毛泽东相识于井冈山，自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战友加诗友的交往。

毛泽东比陈毅年长8岁，但他们却同在1921年开始了诗词写作。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的手迹《虞美人·枕上》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词作《虞美人·枕上》。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1921年的春夏间，外出考察旅途中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思念新婚不久的妻子，万种思绪如波涛涌上心头，辗转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却感到只有离别的妻子在眼前，遥望天边的一弯残月，不由泪水涟涟，于是写下了这首情意绵绵的《虞美人·枕上》。

而这一年的年底，回到家乡的陈毅，听母亲讲了家庭的遭遇和变故后，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平生的第一首绝句：

年年难过啼饥寒，处处环境亦皆然。待到一朝风雷震，谁说苦尽不生甜。

当时，虽然毛泽东与陈毅天各一方，但共同的人生感悟与理想滋润出的诗词，却成了两位伟人心灵交映的桥梁。

井冈山岁月的战斗余暇，毛泽东与陈毅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吟咏中国古典诗词。两人虽各有偏爱，但却都喜欢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情。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而在两人的眼中，“去无声”，“到天明”，“看新情”，“起三更”，早已逾越了古人的寓意，平添了几分战火烽烟的气息。

这期间，毛泽东一旦有了新作，诸如《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等作品，都会第一时间书赠陈毅，但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散失。所幸的是，毛泽东后来那首《沁园春·雪》的手稿，陈毅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因病去世。

此间，陈毅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也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如《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

陈毅的诗词也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以致后来一次见面，张口就能背得出《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若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血与火的岁月里，戎马倥偬，居无定所，革命斗争也大起大落，两人有感而发，字里行间，无不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成为撼天地惊鬼神的绝唱。

然而，十分艰难的红军时期，不可能只有诗词歌赋的浪漫。不久，陈毅与毛泽东产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陈毅当面“严重警告”毛泽东，而毛泽东则要“打倒”陈毅。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朱德。

1928年6月，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后，随即合编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然而到了1929年春，红四军高级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初创时期的红四军，部队的成分和来源复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时隐时现。一些人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根据地群众工作，导致部队战斗力下降，转战赣南闽西，处境越发艰难。

同时，红四军里包括领导层也出现了分歧。而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严重起来。

这年6月22日，到达了福建龙岩的红四军，在县城“兴学祠”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是民主选举前委书记，二是解决意见分歧。

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担任四川财政局局长期间加入共产党，1929年年初自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以中央代表名义来红四军工作，并担任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见过斯大林，又是中央代表，红四军的人包括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对他十分尊敬。而刘安恭却喜欢指手画脚，即便是对红四军早已明确而且行之有效的军事指挥，也以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个没完没了。

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又是口若悬河：“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用他们的‘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

见滔滔不绝的刘安恭完全脱离了实际，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我们的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不能东施效颦，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居高临下地说：“你对马列缺乏信仰。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对面的陈毅当场批评刘安恭说：“你刚回国不久，也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却像个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乱放炮！”

会后，刘安恭书信一封给还在上海的中央。是年2月，中央致信红四军，部队要分散行动，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这遭到了陈毅等人的抵制。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阐明理由，指出利害，中央这才同意朱德、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四军。

然而，刘安恭硬要抓住“中央来信”大做文章，指责毛泽东对抗中央，搞书记专政，主张继续按中央指示分散红军，让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

5月13日，红四军攻克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恢复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而刘安恭却主持临时军委会议，擅自作出一条决定：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只许讨论红四军行动，不许过问军队其他事务。

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十分错误。自此，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军队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上，红四军内部是否仍要设立军委问题的争论公开化，而且十分激烈。

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

另一种意见认为，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而这次会议，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相反争论更加扩大化，前委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毛泽东、陈毅同时意识到，争论焦点虽然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但实质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怎样领导军队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6月22日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红四军的军委书记，陈毅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上，陈毅起初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可争论越来越激烈，气氛越来越紧张，担心再争论下去红四军会分裂的陈毅，在维护大局的同时，对不同意见的偏激之处，采取“各打五十大板”，分别作了批评，其中，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

会议最后选举前委书记时，见自己的选票明显占了优势，陈毅赶紧摆手道：“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但不管怎么推辞，陈毅还是被选为前委书记。选票摆在那里，比陈毅还刚烈的毛泽东，赌气离开了红四军。

此时，陈毅与毛泽东已经相处了两年多。对毛泽东，陈毅有一个感觉：红四军打仗，但凡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几乎每次都是胜利，反之，大多都很被动。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一直担心部队安危的陈毅感慨道：“哪怕三拜九叩，说什么也得把毛泽东请回来。”

会上，曾与毛泽东激烈争论过的朱德也说：“朱毛不能分啊！”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与朱德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的第二天，陈毅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详情和“七大”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信中说：毛泽东是红四军的缔造者，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自己只是“过渡内阁”，静候中央派大员来主持工作。

中央接到陈毅的信，立即复信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时，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团两万余兵力，开始向闽西地区发动了“三省会剿”。

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了毛泽东居住的蛟洋，一来研究应敌方案，二来请毛泽东赴上海。

已经病中的毛泽东婉言谢绝后，陈毅只好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临行前，陈毅又特地来到蛟洋毛泽东住地。尽管毛泽东对陈毅在“七大”的做法有意见，但还是说：“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陈毅又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面有难色地说：“七大”会上你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分清，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开展工作。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化妆来到上海后，陈毅很快同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在一处秘密地点向中央政治局会议，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包括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以及自己的看法。会议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而三人委员会的召集人——中央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将任务交给了陈毅。

接到任务后，陈毅并未急着动笔，而是首先拜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陈毅虽然早知道这些报告，但都没有详细阅读过，对其中阐述的深刻道理，也未细细领悟，等静下心来研读后，这才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路线方面的雄才大略和睿智坚定。

陈毅（左一）

陈毅执笔起草的中央指示信，长达数千字，核心的就一句话：“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

周恩来读了初稿后，只字未改，十分高兴地说：“很好！中央就是这个意见。”

后来，这封著名的“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虽然被收录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但实际起草人却是被毛泽东认为“和稀泥”而且要“打倒”的陈毅。

“九月来信”发出后，周恩来关切地问陈毅：“你是继续红四军去呢，还是到鄂豫皖?”

陈毅毫不犹豫地说，“回红四军，‘七大’把毛泽东选下来了，我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可以随时听候中央调动!”

周恩来紧紧握住陈毅的手，摇了摇后嘱咐道：“你将中央的指示信带回去，最主要的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

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4日到达香港，6日路过汕头，22日赶到了广东蕉岭的松源。

一见到朱德，陈毅先是询问毛泽东的近况，简略介绍了中央指示信，然后说：“朱军长，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

朱德说：“过去与中央不符合的那些意见我全收回，我朱德随时都欢迎他回来。不过，我们欢迎他回来，还不知道他愿不愿回来呢！”

朱德说完，交给了陈毅一封信。原来，陈毅去上海后，朱德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上，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枯和郭化若还起草了一封请毛泽东回来的信。

毛泽东虽然没有回来，却回了—封信：“我生平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就不回来。”

毛泽东与陈毅

读完此信，陈毅十分震惊。但这时的陈毅“今非昔比”，早已认识到自己折衷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

陈毅立即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陈毅不假思索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只要我检讨深刻，毛泽东定会回来的。”

朱德当场称赞陈毅：“豁达大度，大将风度！”

当天晚上，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看过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激动不已，又见陈毅“君子坦荡荡”的信，顿觉精神焕发，并于11月26日见到了朱德、陈毅。

毛泽东与朱德见面伊始，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紧紧拥抱在一起。

朱德说：“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全部收回。朱毛不能分开啊！”

毛泽东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

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后，还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

陈毅听了内心感到无比高兴：“我们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11月28日，红四军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通过有关决议案。

此时，国民党军金汉鼎部已经逼近连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转移到上杭古田伊始，紧急决定就在古田召开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红四军的党代表齐聚古田廖氏万源堂（红军后改名“曙光小学”）。会上，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陈毅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不仅顺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还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11的前委委员，毛泽东也重新当选了前委书记。

挽救了红四军——乃至后来中央红军命运的《古田会议》指出：

红军必须充分发挥战斗队的作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它首先是一个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必须领导军队，党必须指挥枪。

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联想到后来的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毅等高超娴熟指挥艺术和默契，绝非偶然，无不有古田会议的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后，无论军事和政治环境多么恶劣，自身多么危险，“党必须领导军队，党必须指挥枪”，陈毅不但从没改变，还是全军的模范执行者。

陈毅追悼会的那天，86岁的朱德虽然没有参加，却在家里连声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死得太早了。"

朱德悲痛之余，写下了五绝《悼陈毅同志》：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 作者歌未央：抗战流亡史学者，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