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豫鄂挺进纵队召开军政干部大会，团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首先是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其次分析了斗争形势，军政委员会代书记任质斌对个别干部提出批评，要求全体干部服从领导，服从指挥等。

这次会上，对团政委钟伟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工作方面没有很好团结在一起。

钟伟过去是红一方面军红3军团将领，长期干政治工作，抗战时期被派往豫鄂边区工作，担任纵队下辖的团政委。我们知道钟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是一名军事主官，打仗有一手。

在早期的革命部队中，因为部队缺乏读书识字的干部，凡是有些文化的优先被安排担任政工职务。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过去的政工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都转为军事干部，如邓华、杨成武、王建安等等。

从任质斌、罗通等干部的回忆中，得知一件事情，钟伟在豫鄂纵队对司令员有些看法，表现的有些明显。作为纵队司令也不好处理这件事，毕竟那时候还讲究“山头”，司令是四方面军的，他是方面军的，因此让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来处理。

任质斌在当时不仅仅是纵队代政委，而且还是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负责边区全面工作。他在处理各方面工作上有决定权，而且他是一方面军出身，更容易处理，避免因为过去“山头”不同，影响到团结。

罗通是一方面军军出身，但他会议末尾参加，不了解事情情况，也没有发声。纵队司令对他讲，问他对钟伟有何意见，他表示没什么。因为俩人过去不熟悉，也不在一起共事。即便现在都在豫鄂挺进纵队担任团政委，也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大家各自在自己位置上发挥作用而已。

罗通知道首长找自己谈话的意思，他表示应该讲团结，认为在服从命令方面，应该是毫无保留的，应该是服从上级的，不应该有不当之处。如果闹独立性，是有问题的。他认为钟伟人很聪明，大局较模糊。

当时，对钟伟问题的处理，主要是任质斌、陈少敏等人。李司令没有参与，就是怕容易造成误会。当处理结果处理后，上报给中原局负责人，与在延安的朱理治，决定留党察看一年，分配到随营学校当教员。

不过，对于这个处理结果中原局负责人建议把他送到中原局，这样他就离开边区。途中转入黄克诚部队。因为通讯不够发达，而且豫鄂边区与八路军与新四军其他部队没有实际上到联系，因此对钟伟有没有到中原局，或者去其他哪里并不清楚。

在此后的作战中，钟伟到苏北先干一段教育工作，后担任团长，率领28团打得很好，受到师首长的嘉奖，战绩也通过报纸传递出去，任质斌等人才知道钟伟去了三师。

钟伟在政工岗位上默默无闻，可在军事主官上打得那叫一个火热，在苏北时候，他就在部队起到很大作用。进入东北后，带领5师打得更是顽强，总部多次直接指挥作战，哪里需要就调5师去增援。对于能打的战将，东野总部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直接提拔为司令员。

多年后，任质斌在回忆钟伟时说，他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立功显著，成为四野的名将，解放后担任大军区参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