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我们战胜了拿破仑”这句呼声，您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人？是在茅斯港抱着威士忌，高唱船歌的英国水手？还是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伴随沙皇昂首阔步前进的俄国士兵？又或是在比利牛斯山里，舞动着火枪与火腿的西班牙游击队员？

大多数人或许都不会想到，在美洲存在着一个黑人国家，它有资格与欧洲列强一同，共享胜利的荣光。在那里，民众的欢呼最为热烈，因为他们战胜的不仅是拿破仑，还有法兰西帝国强套在他们身上的奴隶枷锁。这个胜利的国度，便是海地。

然而提及海地，您首先忆起的又是什么？是频繁发生的政变、遇刺身亡的总统，还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太子港的黑帮？所有您所能想到的这些，绝非刻板印象，因为海地是西半球经济最为贫困、政治最为失败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在二战后 50 年内人均 GDP 毫无增长的国家，还是过去两个世纪当中军事政变次数最多的国家。

2018 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辱骂海地是“粪坑国家”。如今的人们谈到海地，已难以联想起任何正面的词汇。问及海地为何失败，人们往往缺乏清晰的概念，毫无头绪。此时，总有种族主义的残渣泛起，宣称非洲血统乃是海地的原罪。由于海地缺乏足够的存在感，这种论调常常得不到有力的驳斥。

即便是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也总是将海地忽略，对其了解甚少，态度冷漠。尽管这个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确实属于拉丁美洲的一部分。海地这个国家最大的历史悲剧，便是让当下的失败遮掩了二百年前革命的辉煌。但其最大的历史悖论也在于，它如今的失败，恰恰源自二百年前的那场革命。

这听起来似乎反常。我们通常会将一个国家的失败归咎于对革命的背叛，但海地现代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它无法顺利地背离革命。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为荒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背叛者，也是海地革命的叛徒。我们铭记了他的前一个身份，却忘却了后者。

18 世纪，普鲁士最著名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曾用这样一句话彰显自己的功绩：“西里西亚是我的新秘鲁，奥德布鲁赫是我的新魁北克。”这句话反映出 18 世纪欧洲人对于海外殖民地价值的认知。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有一块殖民地，比秘鲁和魁北克更为值钱。

1763 年，在七年战争中失利的法国，宁愿舍弃魁北克乃至整个北美大陆，也要守住此地。这个殖民地便是法属圣多曼格，也就是未来的海地。18 世纪的法属圣多曼格，是全球经济产出最高的殖民地，仅用半个岛屿的土地，便贡献了法国三分之二的海外殖民地收入。

法国殖民者在圣多曼格构建了全球最高效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全岛 75%的人口皆为黑人奴隶。殖民者对奴隶进行严密组织和高强度强迫劳动，随着经济产出率的提升，更多的资本流入了圣多曼格。

法国人的压迫效率如此之高，令整个美洲都相形见绌。老牌蔗糖产地葡属巴西，在与法属圣多曼格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英属牙买加的奴隶主们拼命效仿法国人的管理制度，却难以达到相同水平，只能在一旁嫉妒得咬牙切齿。

当然，法属圣多曼格创造的巨额财富，与奴隶们毫无关联。许多奴隶直至累死，都未曾品尝过一口自己生产的糖。一些奴隶逃进山里，还有一些奴隶试图暴动，却都未能撼动圣都曼格的奴隶制社会。

1791 年，又有一群奴隶发起暴动，朝着法国殖民机器发起了绝望的冲锋。之所以称其为绝望的冲锋，是因为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成功的奴隶起义。强大如斯巴达克斯和森齐奴，最终也败于罗马共和国和阿巴斯哈里发。然而，1791 年恰好是一个动荡的年份，法国大革命这一特殊时代，将圣多曼格的这场奴隶暴动，演变成了伟大的海地革命。

殖民地圣多曼格，其多数人口为黑人奴隶，少数人口是白人和穆拉托人地主。所谓穆拉托人，即欧洲与非洲的混血。长期以来，白人和穆拉托人之间存在矛盾，穆拉托人一直争取与白人平等的地位，而白人试图打压穆拉托人。

法国大革命打破了这种争斗的僵局，经过穆拉托人的游说，巴黎依照革命的原则，赋予穆拉托人平等的公民权。这一命令引发了白人的极度不满，为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白人地主决定投靠法国的敌人英国。

英国早就对圣多曼格觊觎已久，派出数千军队入侵圣多曼格，支援白人地主，法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这危急关头，法国政府祭出了一个大招，扭转了局势。这个大招便是宣布解放共和国境内所有奴隶，给予他们自由人的身份。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暴动奴隶们，掉转了枪口。此前对统治者争斗漠不关心的种植园奴隶们，也纷纷武装起来，一致团结在三色旗下对抗英军。在被动员起来的群众面前，英国人和白人地主陷入了困境。1798 年，在战争中损失近 5 万军队的英国，被迫撤军。

此时，一位名叫杜桑·卢维杜尔的黑人军官，已成为圣多曼格法国军队的领导者。他曾经是种植园奴隶，自 1791 年起领导奴隶暴动，1793 年废除奴隶制后，他率领部队加入了法军。在之后五年的抗英战争中，他凭借自身才能获得了将军军衔。

1801 年，杜桑率军占领西属圣多明各，统一了海地全岛。在废除奴隶制的同时，杜桑也极为重视经济，努力维持种植园产品的出口。此外，杜桑还谨慎地维系着与法国的关系，尊重法国名义上的主权。然而，此时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然发生了巨变。

1799 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夺取政权，这位军事独裁者将在五年之后，摇身变为法国皇帝。刚上台的拿破仑继承督政府的政策，承认杜桑在圣都曼格的权力，并承诺废除奴隶制。但在 1801 年，全力稳固自身地位的拿破仑改变了主意。

在拿破仑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的率领下，3 万名法军展开远征，准备接管圣多曼多。拿破仑密令勒克莱尔，要他清除所有的黑人军官，重建巴黎对这块最为富饶殖民地的控制。面对法军的绝对优势，杜桑寻求妥协，却被法国抓捕，最终在狱中离世。法军成功占领圣多曼多，然而好景不长。

当拿破仑当局准备在加勒比地区重建奴隶制的消息逐渐传开，圣多曼哥的黑人无法接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再度被剥夺，黑人军队与法军分道扬镳，在黑人军官的带领下与法军展开激烈战斗。恼羞成怒的法军开始清洗黑人反抗者，黑人也对白人展开血腥报复。在两年的战争中，3 万名法军伤亡超过 2 万，指挥官勒克莱尔也染病身亡。

1803 年，法国被迫撤军。1804 年，杜桑的继承者德萨琳将军宣布独立，新的国家以欧洲殖民之前印第安人对这座岛屿的称呼为名——海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全美洲第二个独立国家就此诞生。

在革命当年，也就是 1804 年，德萨林对全岛剩余的白人发动种族屠杀，其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法国军队对黑人的所作所为。

历经 13 年的海地革命至此落幕，这场血腥的革命，从阶级和肉体上消灭了海地的奴隶主，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是美洲革命浪潮中唯一的一场社会革命。相较于海地革命，美国和拉美革命都只是政治革命，驱逐了欧洲政府，却并未改变社会结构。

美国革命前后，统治北美的，始终是商业寡头和政治奴隶主。美国历经 1800 年后的杰斐逊联邦化改革，1829 年后的杰克逊平民化改革，特别是 1860 年代被称为“二次革命”的南北战争，才成为 19 世纪最为杰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海地革命就实现了从政治独立到社会重组的全面变革，使一个奴隶占大多数人口的社会转变为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这样的巨大转变在美洲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海地革命的胜利，恰恰成为了海地悲剧的开端，或者说，奴隶制的悲剧演变成了小农经济的悲剧。

1901 年，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规定，连本带息要在 39 年内赔偿列强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即“庚子赔款”。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在一个人口不足中国 1%的小国身上，将会是怎样的情景？这并非网友凭空想象的历史假设，而是海地独立后所面临的真实状况。

1825 年，法国承认海地独立，但海地被迫答应支付 1.5 亿金法郎，以赔偿法国在海地的损失。这笔钱相当于 2022 年的 220 亿美元，而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需赔偿的九亿八千万两白银，折合为 2022 年的美元，也差不多是 220 亿，与海地的赔款数额大致相同。

再看一组数据，1901 年中国人口约 4 亿，1825 年海地人口仅 160 万。海地对法国的这笔赔款，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抢劫。直至 1947 年，海地才清偿完这笔债务，从 1825 年到 1947 年，历经了 122 年之久。听到这里，或许有些观众会认为我会得出结论，认定法国对海地的巨额勒索是海地历史悲剧的根源，但我要说，这并非重点所在。

诚然，这笔钱堪称天文数字，不过，倘若海地能够实现经济与财政的现代化，这笔巨额赔款或许并非致命打击。例如，1871 年普法战争法国失利后，向德国支付的赔款比中国的“庚子赔款”还要高出 25%，但法国在短短两年内就还清了债务。

1825 年法国勒索海地时，正是看准了海地曾是全球经济产出最高的殖民地，认为海地拿出这笔钱并非难事。但事实证明，海地再也无法做到。而其做不到的原因恰恰源自海地革命，确切地说，是海地革命所塑造的小农经济。

所谓小农经济，也称自然经济，其核心特点是自给自足以及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里的自给自足，并非指完全不参与市场交换，而是说交换的规模和范围都相对狭小，这与资本主义农业截然不同。

用一句话便可概括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差异：在小农经济中，农民最担心的是产量不足导致挨饿；而在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中，农民最害怕的却是产量过剩致使谷价下跌、伤害自身利益。

从经济角度来看，海地革命的最终结局，是摧毁了以奴隶制种植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海地经济基础的这一变化，致使上层建筑崩塌，同时极大地增加了现代化改革的难度。早在杜桑·卢维杜尔领导海地革命期间，他就察觉到，新获得解放的奴隶极度厌恶种植园经济，他们不想成为工人，只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

杜桑判断，如果实施土地改革，种植园经济将会解体，如此一来，政府根本无法指望从自耕农身上获取足够的收入。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案，要求获得解放的奴隶继续在种植园工作，种植园产出的 50%归国家所有，25%归工人，其余 25%归种植园主。

革命胜利后，德萨林继承了杜桑的方案。然而在 1806 年，德萨林遭刺杀，他手下的两位将军佩蒂芬和克里斯托弗分别占据一方，海地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的克里斯托弗自封为国王，在经济上延续杜桑的种植园方案。南方的佩蒂芬维持共和制，为了争取人心并战胜克里斯托弗，他发起了土地改革，将种植园的土地分配给自耕农耕种。

在土地改革的呼声中，克里斯托弗失败并自杀，海地重新统一。佩蒂蒙及其继承人布瓦耶，也将土地改革推广至北方。由此，海地的经济基础从种植园转变为自耕农。此时，布瓦耶总统及其幕僚发现了巨大的麻烦，正如杜桑所料，种植园经济的垮台，使海地的出口经济遭受重创。

小农阶层满足于自给自足，不愿种植经济作物，导致政府财政严重受损，海地的出口在十几年内急剧下降，政府迅速陷入贫困。1826 年，面对法国的勒索，布瓦耶政府下令恢复杜桑模式，重建种植园经济，要求农民前往种植园工作，并由军队监督执行。

问题在于，海地的士兵本身也是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如今也属于小农阶层，根本没有意愿执行命令，而海地政府也缺乏激励他们的意愿，最终导致布瓦耶的方案失败。海地政府由此开始陷入恶性循环，越是缺钱就越难以赚钱，政府愈发不稳定，军队逐渐涣散，首都也对农村失去了控制。

为了偿还法国的债务，海地不断借取新债，债务常年占据政府支出的 80%。一方面是沉重的外债压力，另一方面是对小农社会的无法掌控，19 世纪的海地政府陷入了全方位的困境。

与同时期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海地一直试图参与国际贸易，重组财政，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但其他国家没有像海地这样根深蒂固的小农社会，也未遭遇像海地作为黑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孤立。

1915 年，在一连串政府倒台、海地濒临无政府状态之时，一个北大西洋强国决定出手掌控海地，按照自身意志改造海地社会，美国人来了。

同一时期，美国人驱逐了 6 万户小农，着手建立出口经济。美国人的举措引发了海地人的反抗，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美国人为土地兼并所做的调查、统计工作也遭遇重重困难，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

1933 年，在海地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推行罗斯福睦邻友好政策的美国，最终撤离海地。美国在海地 18 年的占领，扩大了出口经济的规模，但并未改变海地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为何海地的小农经济如此顽固？太子港政府的软弱无能，无法将资本主义结构强加于农村，这只是部分原因。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小农经济是海地革命的产物，是对革命前高强度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强烈反抗。经历过奴隶制压迫的海地农民，选择了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极端对立面——小农经济，并保持着顽强的阶级意识，就连美国军政府也无可奈何。

无独有偶，1834 年英帝国全面废除奴隶制后，也发现加勒比地区的黑奴大量转型为自耕农，无论如何都不愿继续打工，无奈的英国殖民者只能从印度征召无地农民充当劳工，以弥补劳动力的缺失。

分别在 1862 年和 1888 年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和巴西，吸取了海地和英属加勒比的教训，为防止奴隶变为自耕农，拒绝给予黑人土地，这一手段果然奏效，但废奴地区依然出现了劳动力缺口，只能依靠移民来补充。然而，率先经历革命并废除奴隶制的海地，小农经济转型不仅彻底，而且十分稳固，同时海地也根本无法吸引移民，这注定了海地的经济失败。

海地历史的悲剧正在于此，自耕农相对于奴隶制是人权的进步，但小农经济相比种植园经济更不利于现代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只能是脆弱的政府财政、失败的国家建构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天然抵触。1957 年当选海地总统的杜瓦利埃，是中文互联网上颇有名气的拉美独裁者之一，他的贪婪和残暴广为人知。

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杜瓦利埃的执政基础之一便是黑人自耕农，因为农民将他视为本阶层利益的捍卫者。换句话说，现代海地的失败，恰恰源自海地革命的成功。

当然，革命并未消除海地的不平等，革命后的海地社会统治者并非自耕农，而是大地主和商业寡头。但革命将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自耕农国家，这无疑是无法否认的巨大解放。

如果说海地在其中有何过错，那便是它的革命时机不对。海地革命解放了海地人民，却无法承担起现代化的使命。人们总是将所有美好的期望寄托于政治革命，坚信革命能够带来经济进步。然而事实却是，经济进步从来都不是革命必然产生的结果。

海地的殖民宗主国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却是 19 - 20 世纪西欧主要强国当中，工业化进程最为缓慢的国家，直到二战后的 1954 年，法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才超过第一产业，标志着法国工业化的最终完成。

这一过程如此迟缓，一方面的原因便是大革命的政治遗产，有效地保护了法国的小农经济，阻碍了农村无产阶级的诞生，致使城市工业劳动力不足。正如法国工业化的缓慢不能否定法国大革命，现代海地的失败，也不能否定海地革命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