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金帐汗国统治后，罗斯人终于在莫斯科公国的引领下，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压迫，重获独立。许多俄罗斯人在回顾这段充满悲情的历史时，认为正是蒙古人的统治阻断了罗斯与希腊罗马文明的联系，致使俄罗斯后来大幅落后于欧洲，因而称之为“蒙古枷锁”。
然而，恰恰是在抗击金帐汗国的过程中，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和具有俄国特色的绝对君主制逐渐形成。莫斯科大公在带头抗击金帐汗国的百年间，成为各个罗斯公国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为日后俄国演变为一个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么，莫斯科公国以及后继的沙皇俄国及绝对君主制有哪些特点？又是如何巩固和建立起来的呢？
这需要从蒙古鞑靼人文化、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和罗斯人自身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在蒙古西征过程中，融合了内亚草原上部分突厥民族的习俗，在长期征战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军事政治制度——八思哈。在突厥语中，“八思哈”意为镇守官，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镇守官指挥。
此后，弗拉基米尔及全俄大公成为整个俄罗斯军事和行政力量的最高统治者，八思哈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成为俄国绝对君主制的东方文化来源。 如果说蒙古鞑靼人的八思哈制度对俄国君主制的影响是现实主义制度层面的，那么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影响的则是理想主义精神层面的。
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弗拉基米尔一世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皇室的联姻而皈依东正教，并强制要求基辅罗斯民众，不分男女老少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史称“罗斯受洗”。从此，罗斯人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
1453 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掉拜占庭帝国后，莫斯科公国逐渐以“第三罗马”自居。 在莫斯科公国的发展历程中，伊凡一世（又称“前代伊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讨好金帐汗国上下，确保自身发展顺利，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建立豪华的教会住所，并邀请罗斯地区的东正教牧首从残破不堪的基辅迁居莫斯科，从而确立了莫斯科公国的精神信仰中心地位。
正因如此，在伊凡三世和其子瓦西里三世时期，他们在官方文件中以“全俄罗斯的大公”自诩，称自己为俄罗斯沙皇。 在东正教信仰和“第三罗马”思想的加持下，莫斯科公国接过了拜占庭帝国军权神授的衣钵。不同于同时期西欧的日耳曼国家君主，11 世纪到 13 世纪的西欧，教皇的威望始终高于世俗王权，各国君主在教皇的号召和指挥下，发起了持续两个多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
然而，位于拜占庭帝国和俄国的东正教，从一开始就匍匐在世俗君主脚下，战战兢兢地为皇帝、大公和后来的沙皇统治服务。这成为俄国绝对君主制的西方文化来源。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就曾以沙皇自诩，“沙皇”一词其实是古罗马军事统帅和独裁官凯撒的音译，从拉丁文翻译成俄文，再从俄文翻译为中文。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被尊为沙皇的君主是伊凡四世，他于 1547 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加冕。
在这次加冕仪式上，东正教大牧首将穆诺马赫王冠戴在了伊凡四世的头上，莫斯科公国从此步入沙皇俄国时代。穆诺马赫王冠是 12 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穆诺马赫遗留的圣物，据传是拜占庭居士坦丁九世皇帝赐予的宝物。伊凡四世用它进行加冕仪式，显然是表达对拜占庭法统的继承。
为此，伊凡四世组建了一支特辖军，在短短 7 年时间里，共诛杀大贵族 4000 多名，牵连无辜百姓数万人。正因如此，伊凡四世获得了“恐怖的伊凡”的绰号，因“恐怖”在俄语中有“雷声”的含义，故而他又被称为“伊凡雷帝”。 综上所述，经历了“罗斯受洗”、蒙古西征等历史时期后，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国专制制度，实际上既具备东方专制主义的因素，即蒙古鞑靼人的八思哈制度特征，同时也兼具西方专制主义的基因，即拜占庭东正教的军权神授思想。
这种将军事专制和神权专制合二为一的模式，又经过伊凡雷帝特辖区政策的强化，使得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 1917 年 2 月。当然，伊凡雷帝时期的沙皇专制制度只是初创形态，真正将俄国绝对君主制推向登峰造极之境的，还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只不过相较于其他沙皇，彼得大帝热衷于向西欧学习，并以开明君主的方式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