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族国家尚未诞生之际，攀附祖宗便成为世界各地民众热衷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近现代时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轮发明历史的热潮。然而，若论及脸皮之厚、嗓门之大、想象力之丰富，土耳其当仁不让。

2020 年，土耳其陆军郑重宣告庆祝建军 2229 周年，并宣称土耳其陆军最早由匈奴的冒顿单于所创建。此事当时引发众多嘲笑。值得一提的是，1963 年时，土耳其陆军也曾举行类似庆祝活动，但当时庆祝的是建军 600 周年。仅过去 57 年，土耳其的建军史竟凭空增添了 1629 年。这不禁令人心生疑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究竟发生了何事，土耳其人的历史发明怎会变得愈发离谱。

实际上，“土耳其”或者说“突厥”这个概念，在过去的 150 年乃至 1000 年里，一直在急剧膨胀且异化。过去 50 年的变化，不过是这一趋势的正常演进。在当今的土耳其共和国，突厥血统成为最高层级的政治正确，一切否定土耳其人源自突厥人的证据，包括科学的基因研究成果，都会遭到严厉批判。

本期内容，将讲述突厥身份的历史，品味安卡拉炮制的这道“灰狼乱炖”。您会发现，其主要素材不仅有土耳其人的狂妄幻想，还有西方的傲慢与偏见。突厥究竟是如何从历史名词演变为现代认同的？

追根溯源，这件事的起点要追溯到中古时代，需从突厥汗国的兴起与灭亡谈起。 与匈奴、鲜卑、柔然等草原帝国相同，突厥汗国之所以被称为突厥，只是因为处于政权统治地位的部族是突厥人，亦称阿史那部。被突厥人统治的广大民众并非突厥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突厥人。所以草原上的历代汗国解体之后，作为政治认同的前朝身份便会消失。

匈奴之后再无匈奴，鲜卑之后再无鲜卑，突厥取代柔然之后，柔然也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突厥似乎也没有理由逃脱这种历史的必然规律。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突厥汗国在唐朝和回鹘的联合夹击下走向灭亡。 此后，蒙古高原的人们如同抛弃匈奴、鲜卑、柔然一般，心安理得地舍弃了突厥，转而接受回鹘汗国及其后继者的新名号。

从五代十国的乱世中走出的中原，也将突厥遗忘在脑后。中原人熟悉东亚的游戏规则，在他们口中，来自北方的新霸主名为契丹、女真、蒙古，再无人提及突厥这一古老的名词。 然而，突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统治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本部，二是统治中亚的西突厥汗国。本部覆灭之后，突厥认同在蒙古高原不复存在，但是统治中亚的西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的名号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留存了下来。

这种形式表现为他者的称呼。突厥汗国是蒙古帝国之前唯一同时统治中亚和蒙古高原的政权，这一特性致使突厥的名号在中亚得以保存，最终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突厥的概念。 从构成成分来看，西突厥汗国的突厥成分极低。其绝大多数臣民均来自归附突厥的中亚游牧民族，比东突厥的混杂程度更高。但是，这并不影响西突厥周边的定居民族将他们称为突厥。 更为重要的是，西突厥灭亡之后，其昔日的邻居和对手们，如伊朗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拉伯人，依然坚持把中亚游牧民称作突厥人，这与东亚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而且这种称呼一坚持就是上千年。

西突厥灭亡后，东罗马人将可萨人、佩奇涅格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依旧称为突厥人。东罗马帝国的对手更迭不断，但突厥人的称呼却得以保留，最终还由东罗马人传给了斯拉夫人和西欧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沿用突厥人这一概念，作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教徒，中亚民众不仅接受了突厥人这一称呼，甚至以此身份为傲。例如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喀什噶里，就在其著作中极力称赞了突厥人的荣耀。

尽管有人吹捧，可在中世纪，突厥依旧是个负面词汇。突厥人的对手斯拉夫人和 14 军对突厥人的态度不言而喻，就连突厥人的教胞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也对他们嗤之以鼻。 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统中，突厥是奴隶、野蛮人、文盲、游民、军阀的代名词。直至 15 世纪帖木尔文艺复兴时期，以查克台突厥语书写的文学方才兴起，但其地位依然远远低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被现代人以及同时代欧洲人称为土耳其人的奥斯曼人，同样看不起突厥人。 在奥斯曼帝国的精英眼中，“突厥人”一词就是辱骂之语。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策之一，便是将来自东方的土库曼游牧民流放到塞浦路斯等地。对于尊贵的奥斯曼人而言，突厥人仿佛是来自低等世界的牲畜。

就这样，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分，突厥的名号虽然留存了下来，但它并没有确切的含义，仅仅是当权者用以轻蔑他者的一个工具。欧洲人用它称呼穆斯林，定居者用它称呼游牧者。作为标签，突厥一直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皆是如此。 但这件粗陋的工具，最终化作了一颗火种。

在殖民主义迅猛发展，民族主义大放异彩的 19 世纪，突厥的意义得到了重新定义。1883 年，一位名叫加斯普林斯基的学者率先喊出了“突厥人要联合起来”的口号。 加斯普林斯基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也就是俄国人眼中的突厥人。加斯普林斯基实际上是在效仿当时在欧洲盛行的泛民族主义，尤其是俄国宣扬的泛斯拉夫主义。

作为成长于俄国殖民环境下的知识分子，加斯普林斯基期望找到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将帝俄境内如散沙般的殖民地民众团结起来，而唯一能够涵盖其中大多数人的身份标签，便是突厥。 克里米亚人、喀什人、诺盖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等等，他们最大且几乎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被称作突厥人。

因此，以加斯普林斯基为代表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积极奔走，不惜大力编造各种神话，推动突厥人的民族视野。他们建立学校，著书立说，呼吁改革，如同时代所有救亡图存的人士一般狂热。从伊犁到雅尔塔，在亚洲心脏地带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能发现他们的报纸。 在俄国和土耳其，知识分子自我转变的同时，欧洲人的傲慢和偏见，也极大地助推了突厥概念的重新定义。

以德国和奥匈帝国考古学家为代表的西欧学者们，结合那个时代盛行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东方主义偏见，将内陆亚洲众多语言的合集命名为突厥语族，乃至一个更大的阿尔泰语系。 实际上，古突厥人的语言仅仅是突厥语族当中的一种，将整个语族命名为突厥，就如同把所有欧洲语言命名为法语族一样荒谬，但强权从不顾及这些。

就这样，在殖民者的他者化和被殖民者的自我他者化的双重作用下，突厥一词的概念外延迅速拓展。很快，来自奥斯曼和帝俄的突厥知识分子便开始探讨，甚至认定匈奴也是个突厥语民族，因而就是突厥人的祖先。 在殖民主义的知识架构中，孙子决定爷爷，个体代表整体的现象屡见不鲜。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创建了青年土耳其党，在短短十年内，放弃奥斯曼认同，拥抱突厥身份，从一种极端主张转变为了主流观点。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33 年，在纪念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凯穆尔说出了那句在土耳其广为流传的名言：“说我是突厥人是多么幸福啊。”

到 20 世纪上半叶结束时，突厥概念的改造和泛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19 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个新概念的诞生，是极度夸张的民族神话以及纷繁复杂的身份认同。我们如今看到的土耳其陆军建军 2229 周年，埃尔多安在外交场合展示的土耳其的 16 个“野爹”，突厥创造世界闻名的奇谈怪论，皆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

土耳其人的历史发明固然可笑，但他们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倘若没有殖民主义的现实，没有西方知识权力的催化，没有欧亚文明地带对边缘族群持续千年的他者化，突厥这个身份几乎不可能传承至今，更不可能成为虚幻发明和狂热想象的素材。权力缔造知识，只要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历史的扭曲尚未停止，突厥的“远征”就永远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