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办事处与韩练成军长
陈老总在总结讲话中，还讲到："联络工作不错，南京办事处功劳不小。韩练成这种人还会有的。"
韩练成，原名圭璋，宁夏固原县人。曾在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抗战中，他赞成我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与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有过交往。抗战胜利后，他率军到西贡向印度支那的日军受降。以后又调驻海南岛，名为"受降"，实为"剿共"。他带了周恩来的信，多次找海南我党负责人冯白驹要求谈判，但由于冯没接到中央通知，不敢轻信。后来韩在外出巡视中被海南游击队打翻了车，他的腰椎因而受了伤。内战爆发后，四十六军奉命开赴山东青岛前线，他忧心如焚，行前通过南京办事处，要求与周恩来同志面谈。周恩来考虑到南京特务太多，会晤有所不便，就叫他到上海找董必武同志。由于四十六军是桂系部队，他就利用白崇禧将军在上海的公馆作为会晤地点，并用豪华的高级轿车接来董必武同志。两人在二楼密谈了两个小时。在董必武同志的启发帮助下，他终于拿定了主意，暂先遵令率部去青岛，然后见机行事。董必武给了他与山东我方联系的凭证。这时，据说白崇禧将军恰巧不在上海，在楼下为他们"放哨"的竟是白将军的夫人。
韩练成到了青岛，很快就与我党秘密联系上了。华野敌工部派了杨思德（改称"李先生"）和另一位"刘同志"到四十六军去工作。从此，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方面蒋军行动的情报。在四十六军受命向我进攻时，总预先向我约定彼此配合的行动：如上面要他前进时，他向天空打二三炮，我军就主动让路；他需要退回原地时，就请我们先去那里打枪骚扰一下，好让他的上级同意他退守原防。这一切，真像是做戏一样。
后来，蒋介石派驻四十六军的特务，对韩的行动有所察觉，王耀武、李仙洲也加强了对韩的控制。所以，在李集团奉命向新泰、蒙阴进攻时，就要四十六军担任前卫，让它"打头阵"；在撤退时，李仙洲一直把韩留在他的兵团部，不让他回去掌握部队。对此，韩练成当然心中有数，为了解除李的疑惧，他也装作很愿意与李仙洲一起行动。
据李仙洲战后回顾：
"23日拂晓以前，各部队均按照21日晚上的命令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完毕，待命出发。原来命令6时出发，因等候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并派人到处去找，终未找到。韩练成自颜庄来莱芜后，即不住在整编第四十六师的司令部，而住在前方指挥所内，昼夜与我同吃同住。我有时叫他到师部去看看，他总是说我们师部的一切事情，均由参谋长杨赞漠负责处理，没有问题。23日早上，我与他一同由前方指挥所出发，走到东门外的时候，他说他要去城东高地找一个团长。我对他说，这时各团均已集合，不必去找。他说他已令某团长在某处等他，某团长不会去集合。我又说就是去找也派传令兵去找，不必亲去。他说传令兵找不到，必须亲去，又叫传令兵送我到集合场师部找参谋长，说毕随即转身进城。他本说到城东高地去找某团长，何以现在又进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在令我摸不着头脑……"
就在李仙洲在集合场上到处找不到韩练成的时候，韩练成已经按照"李先生"的建议与安排，在莱芜城里躲藏起来了。
那时，我们已随陈士渠参谋长回到野战军指挥部。忽然接到前方部队报告："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率少数随员进入我军阵地，要求见陈毅将军。"陈毅同志与唐亮同志商量后，决定派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同志，以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先行接待。晚上，陈毅亲自接见，赞同他重回国民党区的想法，但对他此去的安危表示关切。韩练成态度比较坚决，说只要对人民有利，个人安危非所计也！这样，就在战役行将结束时，由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派车送他到潍县附近，经胶济线去青岛。他一到青岛立即与济南和南京联系，报告了他在突围中只身脱险。蒋介石急于知道前线失利的真相，专派飞机接他到南京。他具体汇报了李集团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和他个人死里求生的详细经历。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完全相信，但，鉴于当时"国军"大量成建制地被歼，幸而能突围逃回的高级将领真如凤毛麟角，在没有充分证据在手就怀疑脱险归来的将领，这将更会大失人心，所以，蒋介石对韩的报告，不只表示信任，还提升韩为总统府的参谋长，虽然，这只是一个名位较高而无实权的空衔。此后，相映成趣的，是当我新华社发出莱芜大捷，全歼李仙洲集团，生俘李仙洲、韩浚等高级将领的战报时，国民党中央社也发了"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从莱芜突出重围，由青岛飞抵南京，受到嘉奖"的新闻。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共军"的重围不是天罗地网，李仙洲集团的全军覆灭也非无一生还。
据陈士渠参谋长说，韩练成带来我军的二十多人中，后来有一个逃回南京，流落街头，做小买卖。此人遇一同乡，告诉他："你不是在四十六军干过吗？为何不去找你的军长﹣﹣韩练成？他当了总统府的大官了……"这时，幸亏南京办事处和我党地下组织，很快掌握了此人的情况，正好这时韩练成不在南京，他们订好去香港的飞机票，等韩一回到南京，就告诉他"不能回家"，立即送他到香港。1948年10月，韩练成由香港回到解放区，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省长等要职，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韩练成于1984年3月逝世，中央军委在悼词中，还写到"他设法避免同我军作战，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在莱芜等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是陈老总说得对，像韩练成这样的爱国将领，在蒋介石军队中，是大有人在的。南京办事处功劳不小，华野敌工部派去的同志工作也很出色，他们建议韩练成适时放弃对四十六军的指挥，对我军迅速全歼李总部和两个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破家支前的山东老大娘
在陈、粟首长的总结讲话中，对山东人民，特别是鲁中莱芜地区人民支前的巨大贡献十分赞扬。
战役决心的骤然改变，二十多万大军兼程北上，云集于莱芜周围，这给当地人民带来多大的负担。原来赶运鲁南的大批物资，一时无法转运过来。若要从给养、草料、民夫、向导等等方面及时满足部队的需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区支前委员会下达了紧急训令，号召人民"全力支前，保证供应，决不让一个战士挨饿，决不让一个伤员留在火线上"。当地老百姓宁肯自己吃糠咽菜，纷纷倾箱倒柜，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战地群众帮助部队加工面粉、小米和煎饼等熟食，劳动量之大，确属空前。真是村村户户，男女老幼，日夜不停。据当年的鲁中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军区副政委高克亭回忆，经过几天几夜连续苦干，沂源县就备好白面、熟食百余万斤，碾好小米三百万斤；蒙阴县制就生熟给养二百万斤；新泰县青龙区，七昼夜磨面百万斤……迅速、切实保证了大军的急需，这在当时全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四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
约在2月16日左右，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领导同志从临沂抵达蒙阴一带，通知我们去汇报情况，我和下任农同志立即赶去，几位首长正在研究作战命令。我们向三位首长汇报了莱芜敌人的动向，和鲁中支前准备工作的情况。陈毅同志听了很满意，认为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我们汇报的情况，也证明了华野司令部制定的作战命令符合实际。粟裕、谭震林同志即请陈毅同志签发作战命令。陈毅同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上面记录着国民党军队的序列和将官姓名，他用红笔在李仙洲名字上有力地一圈，坚定地说："活捉李仙洲！"随即签发了作战命令。然后，陈毅司令员向我们讲了一些情况，及我军北线作战的部署，最后对我说，"叶飞纵队主攻莱芜，任务很重，为确保他的后勤供应，最好你亲自到那里去和叶飞一起活动。"当时区党委已派组织部长董琰等同志去莱芜，陈司令员仍不放心，要我一定靠上去支援西线部队一纵队，要邝任农同志靠上去支援东线第八、九西线部队一纵队，要邝任农同志靠上去支援东线第八、九纵队。……
我带一部电台和机要警卫人员坐汽车先到了蒙阴。为避开新泰敌人，又由部队护送，于夜间秘密从新泰城南穿过，天明到了羊流，接着赶到莱芜南部的莲花山区和叶飞同志会合。叶飞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说："我们接到了司令员的电报，知道你要来，我们欢迎。泰山区人民支援得很好，要什么有什么。"我说："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解决。"叶飞同志让我们和部队的后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联系。之后，他便到前边指挥作战去了。在口镇北领导支前工作的泰山地委书记林乎加同志，和区党委去的董琰同志听说我来了，就派在莱芜城南负责支前的泰山区副专员刘舜卿同志来向我汇报情况。他说支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地委、专署及县、区的干部都层层作了分工，深入战区，领导支前工作。担架、民工都组织好了，跟随部队行动；粮食、蔬菜、军鞋等准备得很足，供应不成问题；还准备了大批白布，以备包裹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体。部队指战员对人民的支援是满意的。"
四十多年后，叶飞同志写回忆录时，还念念不忘"沂蒙山人"。他常说"提起莱芜战役，真应当感谢沂蒙山区的人民","为了保证莱芜战役的胜利，他们尽了最大的力量，作最大牺牲。"他滔滔不绝地列举出许多民兵参战、群众支前的生动事例。还深有感触地说："靠近莱芜城的颜庄区群众，一次就为部队办好煎饼和小米各二十万斤，而他们自己却吃糠咽菜！这地区都是山，没有草，为了解决牲口的草料问题，我亲眼目睹老大娘揭屋顶、拆草房，真是'破家支前'供应部队。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这一仗是没有办法打的！"
"吓慌了蒋介石"
23日下午6时，莱芜战役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根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即命令第九纵队向博山攻击前进。
由于李集团被我全歼，王耀武惧我乘胜进攻济南，当夜即将其胶济线西段的第十二军和淄博的五个补充团撤回济南，以加强城防，并向南京告急。胶济线东段的敌人也唯恐被歼，也纷纷向昌潍、青岛回窜。我华野司令部即命胶东军区部队，乘胜发起了以攻歼乍山庄车站为中心的胶济路东段的战斗。胶东军区以新五师、第三旅、一支队和西海独立团等部队远途奔袭，一昼夜战斗，全歼敌交警十五总队及潍县自卫团一个营，共二千六百余人，至此，我共收复新泰、莱芜、博山、淄川、长山、邹平、章丘、临淄、益都、掖县、昌邑、高密、胶县十三座县城和张店、周村、明水等重镇、据点数百处。我控制了胶济铁路五百华里，使鲁中、渤海、胶东、滨海解放区连成一片。
据王耀武解放后回忆：
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被歼灭了六万多人，这一惨败不但使济南的人心恐慌不安，也震动了南京和吓慌了蒋介石。2月23日下午2时许，王叔铭将自驾的飞机降落到济南机场后，立即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他驾机在莱芜、吐丝口镇一带上空侦察，亲见地面上已无战斗，看样子我军已被全歼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带着惊慌的口气向王叔铭说："啊！你看清楚了吗？"王又说："我对地面上业已详细侦察，确未见地面上有战斗。"蒋又说："你再派飞机去看看还有什么情形。"
23日莱芜战役结束后，我因济南兵力单薄，正在忙着调动部队部署济南的防务，忽然接到济南飞机场空军基地司令部的电话说，今日午后南京有重要的人来机场基地司令部的电话说，今日午后南京有重要的人来机场同我谈话，来人不进市区，请我到机场来等候。我问什么人来，他们不肯说明。我以为可能是南京国防部派高级人员来指导济南的防务部署，到了机场空军基地司令部才知道是蒋介石亲来济南。等了一会，蒋介石所乘的专机在济南飞机场降落后，蒋介石站在飞机门口向前看了看，又向我看了一眼，就下了飞机，蒋往日见到我，都是带点笑容，这回可不然了：板着面孔，一言不发，一面走着，一面盯了我几眼，就坐汽车到空军基地司令部去了。他进了给他预备好的房子里，尚未坐定，就急着向我问情况......
23日午后约7点钟的时候，蒋介石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气忿忿地，红着脸，瞪着眼睛狠狠骂了我一顿。他说："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零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这样的失败真是耻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李仙洲已被敌人捉去……高级人员被捉去，早晚会被共产党杀掉的。济南无论在军事、政治、地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如出意外，你要负责！
23日当夜，蒋介石在济南飞机场空军基地司令部一间房子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宿。他老是怕济南发生事故，使他遭到不测。他一再叮嘱俞济时注意情况和飞机场的警戒，于是俞济时派人守着蒋介石坐乘的专机，加强了机场里的警戒，夜里又两次向我问情况，表现得非常恐慌紧张的样子。24日上午7时许，我带着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到蒋介石那里去，看到蒋介石满脸青灰色，好像一夜没睡好的样子。他先问我十二军到了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十二军的主力还没有到龙山。蒋介石又板着脸发了一顿脾气，喋喋不休地骂李仙洲无用……，又说他今天上午回南京，不等霍守义了。他写了一封给霍的信，要我派人送去。
上午9时，蒋介石在空军基地给济南的党政军及参议会负责人讲了一次话，10时就匆匆飞回南京去了。路透社随即报导："他在济南曾接见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军及其他高级官员及军事专家。"合众社则评说："国防部宣布占领临沂不满十天，共产党严重威胁济南的消息传来了。"并说："济南已实行戒严，蒋在济南停留不及十四小时，即飞返南京。"
其实，我军当时根本没有打济南的想法与部署，而敌人却已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王耀武与蒋介石。于此，也可见莱芜战役影响之大。正如陈老总说的：
"这次战役看出自卫战争到了新的形势：
过去敌人被歼灭后，一般是保持巩固阵地，阻我扩大战果，要我去啃硬骨头，且很快部署出击。莱芜战役之后，一口气就退出十几个城镇。如果再歼灭他二三个军，还要望风渍退，因此，我们可能休整时间更长一些。
以前我们要以撤让城市作代价，换得歼敌有生力量，现在要变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要继续被我消灭，失地也要被我收复。"
陈老总在战役总结中还着重指出："这次战斗的胜利，是一个战略上、军事思想上的深刻斗争，决定于首脑部门的正确。鲁中战役的胜利，从决定放南面（即撤出临沂，不在南面决战）开始。在歼灭二十六师、五十一师以后，我们估计敌人可能集中攻临沂；王耀武一定有南下部队侧击。而敌人的判断错了：第一，以为我们师土肥原的故技，与刘邓会师攻徐州。第二，以为我们一定要守临沂，在临沂以南有一次决战。第三，以为我们不会分兵北上，即使分兵也兵力不大；王耀武南下无问题。又错了，直到占临沂了，还不清楚。第四，王耀武比较警觉，但还以为我们搞济南，叫李仙洲撤，缩短防线保济南。"
学习陈老总的总结，我们深深体会到：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敌我战略思想斗争的必然结果。敌人的失败，正在于他们死守战斗的一般规律，总是认为我必守临沂，故集结重兵，诱我决战。我坚决贯彻执行了军委、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毅然放弃临沂，挥兵北上，置敌重兵于无用武之地，从而保持了主动，赢得了出人意外、空前辉煌的胜利。
陈毅同志在莱芜战役后一次同记者谈话指出："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热情赞扬了粟裕副司令员在莱芜战役中善于掌握敌人特点，组织部署指挥，巧妙地诱敌进入我预定伏击圈，圆满地实现了速决歼敌的任务。
【王德（1912年10月~1996年6月30日），直隶蓟州（今天津蓟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四大队四队教员、队长兼教员，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军教科员大队主任教员，山东抗大一分校军教科员大队教育处长，山东军区司令部教育参谋、作战科副科长、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科长、参谋主任、参谋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办公厅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