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县没能打好
1946年夏季，为击破徐州国民党军队对淮北解放区的进犯，陈、宋首长率山东野战军主力从鲁南南下淮北，乘敌猖狂东犯之际，于7月27--29日以二纵主力突袭歼灭敌九十二旅五千余人于朝阳集地区。随即转用八师、华中九纵和二纵、七师于泗县、灵壁、五河地区，迎击由蚌埠北犯的桂顽七师，决心集中八师、九纵和二纵一部首歼泗县守敌一七二旅。时值8月雨季，洪水泛滥，沟满河平，遍地汪洋，部队行动异常困难。尤其是山东部队，见水生愁。陈总当时主要着眼于首歼泗县之敌，便于贯彻中央军委集中刘邓、粟谭、陈宋三军出击蚌埠、淮南，直出大别山的意图；同时，也鉴于北路沿陇海线进犯的嫡系蒋军主力已增加到15个团，而且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敌增援既多且快，而陈毅司令员手里只有21个团，如打这路敌人，估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桂系四个团，分散在灵壁、泗县、五河三地，而泗县之敌又孤立突出，利于围歼。由于对雨季洪水对部队行动的重大影响却未予注意，以致造成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师一梯队虽已突破北门并缴获了山炮，但增援二梯队二十四团一个营全部武装淹没在外壕中，未得用上；其他部队又分兵扫清外围，来不及集中；九纵攻东门始未奏效；二纵一部虽在西门外集结又为水隔断，难以机动。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突进北门的八师，在守敌的疯狂反扑下，孤军奋战，伤亡很大，既无炮火支援，又无后续突击力量，以致形成僵峙局面。深夜2时，我们将这一战况报告陈总，他焦急万分，即派宋时轮参谋长去八师处置，终因预备队都已用上，再也无以为继，只好主动撤出战斗。
八师，这支曾被人们赞为"陈老总袖子里的小老虎"的英雄部队，在山东连克邹、膝两城，战无不胜，想不到打泗县却碰了钉子，情绪很受影响。尽管他们已经突进了北门，歼敌三千多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两千的沉重代价，最后却不得不撤了下来，打了个消耗仗。指战员们越想越恼火，埋怨、牢骚，责难四起，都骂我们的参谋长，骂我们参谋部门不行。陈老总得知，马上亲笔给八师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信中充分肯定八师"始终是很好的头等兵团，纪律为各军之冠"。下面谈到他自己："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对自己也仍然相信能搞好。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
八师领导接到这封信，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们动员上上下下，认真总结泗县失利的教训，在攻城组织指挥、战术技术、协同配合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这次战斗总结会上，各纵队首长对"野指"的指挥提出了批评。陈总主动承担了责任，当即电山东军区迅速以子弟兵补充八师，恢复战力。作为"野司"的参谋主任，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谈了从津浦前线作战以来，每次战前都开会充分研究，组织好协同配合；此次作战事前未请各纵和师的首长来开会商讨，未进行具体组织准备，造成总的部署有兵用不上，主攻部队兵力分散，没有预备队，是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等等。会间，我还如实地向陈总反映了我们参谋同志事前曾向宋参谋长建议：鉴于时值雨季，部队行动受阻，各方面准备不及，应考虑推迟发起战斗。宋说："司令员决心已下，不好再变。"陈总说："呵？你们提了意见，我不知道。"但他马上转回话锋，说："主要怪我的决心错了，可以不打这个敌人。事前也未开会讨论，征求各纵意见。我们过去打仗，只要时间许可，总是开会征求意见，充分讨论而后作出决定。这次太草率了。"直到1960年为写"三野"战史，征求陈总意见时，我们说泗县未打好，主要由于战斗组织部署准备不周。陈总再次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写，就写我的决心错了，可以不打这个敌人。"陈总这种胸怀坦荡，诚恳待人，严于责己的自我批评精神，一直鼓舞我们放心地积极大胆工作；既注意领会首长意图，又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可行建议，从而保证首长下达正确决心并对实现决心负责。
这仗没有打好，尽管司令员承担了全部责任，但作为参谋长的宋时轮心里仍很难受。那时，机关和部队里，对他这次指挥的意见较多。他主动提出要到下面一个师里去工作，后来，他被调去华野十纵任司令员。十纵在他领导下，成了华野中一支能攻善守的主力部队。渡江前，他升任九兵团司令员；随后，还亲率九兵团抗美援朝，在冰封雪盖的朝鲜东线黄草岭，伏击了美军王牌陆战一师，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一下子退过了三八线。战后，他调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回国后，又担任了军事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授衔上将。自然，这都是后话。不过，这也使我感到，陈总对待干部，不是一锤定千秋，尤其是对工作上偶犯错误的干部，总是着眼于团结、教育，鼓励向前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深得人心的。
两淮相继陷落
泗县战斗之后, 淮北、苏北进犯之敌复趋嚣张。9月上旬，敌人一面暗中积极部署进攻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一面却向沭阳方向佯动，威胁我苏北与山东的联系。据说，蒋介石严限十五天之内，攻下苏北各重镇，将新四军赶出华中。因此，敌重兵集结，连蒋家"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这张王牌也甩出来了。而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指挥下，在苏中七战七捷之后，为了补兵和解决冬服等问题，正全力围攻海安，致使我军主力未能及时进一步集中。山东野战军为确保苏鲁联系，急于9月上旬移师沭阳以南，准备迎歼可能由宿迁东犯之敌。9月10日，原在运河车站以西的七十四师、二十八师突然出现在埠子集、洋河镇一线，会同该地之第七军猛攻我泗阳，使一直处于歌舞升平气氛中的华中首府淮阴仓皇告急。
说到淮阴领导的和平幻想，自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们。老人们不会忘记，在停战实现之后，不是还有个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吗？"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曾把这条定为刘少奇的罪行之一，这是冤枉。和平谈判，是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作了很大努力才终于达成的。以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也是中央集体作出的正确决策。那时，积极争取和平，为准备"和平"这一手，淮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中央机关也曾打算到淮阴来，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与斗争，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有些人，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性估计不"足，来了和平幻想……"
战斗毕竟无情！疯狂的七十四师与二十八师，竟趁我部署调整之际，沿运河猛扑过来。我军虽作顽强抵抗，连续反击，但终因兵力不足，没法遏止敌军攻势。激战至17日，敌又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俯冲射击，加强其步兵的进攻，虽均为我击退，但，战况愈见危急。陈毅当日给粟裕的电报中，有"五内如焚，力图挽救"的句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日夜里，七十四师以一个营的兵力，轻装潜进，偷偷地摸到我五旅与九纵结合部，抓到我部的一个管理排长。谁知这个软骨头，竟带了敌人窜入了淮阴南门。敌军随即猛烈展开，内应外合，遂使淮阴遽尔陷落。接着淮安也被敌占领。我方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
饶漱石提出"以粟代陈"
泗县没有打好，两淮又没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用一句道地的上海话说，那真叫"天晓得"！陈毅怎么不懂得集中兵力？！他又为什么不能集中兵力？!说起来还真复杂得很哩！好在陈毅肚量大，把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虚心倾听着大家的批评与责问。这时期，我们经常看到他单枪匹马，带一个警卫员，到淮阴东边的马厂﹣﹣华中分局所在的庄子里去开会，有时敌机还在头上转，他也照常不误地赶去，以后又沿着老路回来。参谋们看到他那样子，不禁为之愤愤不平。同时，也为他这种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鞠躬尽瘁，力挽危局的精神所感动。
出人意外的，是在进行"七人批陈会"的同时，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以粟（裕）代陈"，要把陈毅赶出华东。这时候，中央军委与毛主席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便提出了要派徐向前同志来协助陈毅指挥打仗。具体地说，就是拟派徐来山东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让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陈总丝毫不从个人的得失、荣辱考虑，第二天就回电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他还真心实意地等了二十多天，欢迎的电报发了又发，就是没见徐向前下来。不过，这些，当时参谋们并不知道。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我当时很惊讶，深深感到陈老总有情绪，也深深为他处境之难而担忧、着急。其实，现在看来，我当时想到的、知道的，与陈毅初到山东处境之真正困难相比，还真是些鸡毛蒜皮。比如说，陈饶关系，不能不是一个大疙瘩。早在抗战时期，就有所谓"黄花塘事件"，这在新四军老同志中都早有传闻，而我却是一无所知的。
那时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饶漱石，要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是经过周密策划、蓄谋已久的。1943年10月，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利用整风的机会，对陈毅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背着党中央，在军分会上，组织干部来批斗陈毅。饶漱石抛出了陈毅"在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等等十大错误，要求到会干部对陈毅展开斗争，要新帐老帐一起算。
在《陈毅传》里，我还看到这样一段：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在十一年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1943年11月8日
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处理，饶漱石的目的没能完全达到，陈毅却不得不离开刚生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张茜和还不到两个月的婴儿丹淮，离别自己曾在危难中受命、经长期艰苦奋战而重振起来的部队，踏上了千里迢迢去延安的黄土路。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央考虑到华中斗争的需要，决定派他回来。当毛主席找他谈话时，他提出了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很难办，但最后还是愉快地服从组织，表示要努力工作，请中央放心。
排除内忧，促进团结统一
在归途中，陈毅又收到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的急电，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急需率部去东北的罗荣桓司令员的工作。
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移驻山东。华中局·改组成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陈毅军长兼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原山东军区政委黎玉为新四军副政委兼军区副政委。另外，在华中组成了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
此时，摆在陈毅司令员面前的困难真是太多了。举其大者，首先是山东主力部队大都开赴东北，中央要求调五个师，结果走了六个师，还带走十八个基干团和大批军政干部，总共有九万多人。同时，新四军三师三万七千余人，也由黄克诚带去了东北。留下的山东野战部队，只有五万人，所以，陈毅手中的兵力是不强的。再就是华东局势复杂，敌情严重。陈毅常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还都南京，苏鲁解放区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不消灭或是赶走这里的共产党，蒋介石在南京怎能睡好觉？因此，敌人用于华东的兵力历来是最多的。更为严重的，是内部统一决策难。决策工作，尤其是处于战略转变时期，历来是军事领导人最感艰难的。从抗日的分散的游击战，转换为反蒋的集中的运动战，实这种以改变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转变，还真叫陈老总伤透了脑筋。华东当时是两区（山东和华中）、四方（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又分处在两个前线、两个后方。古人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而陈毅要统一这"两区四方",真弄得他没法拿主张。说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理论上，无须争辩，大家是完全一致的；但在集中兵力到哪里、去打哪一个敌人，分歧就难以迅速统一了。在战争开头的三个月内，为寻找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陈老总一直在两区四方之间来回奔波，耐心地协调、折冲。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兵力就集中不起来，部队长期分散在陇海路南和路北两三处，形不成拳头。山东的领导说山东重要，要求华中部队迅速北上；华中的领导说华中重要，要求两支野战军主力集中到华中作战。在争论中，有些人个性很强，不那么听从招呼；个别人话很难听，说什么"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要在这种情况下，把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东当流亡政府"。要在这种情况下，把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真是谈何容易。不过，这些早在陈老总的预计之中，他深知实现战略性转变必须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打了两次败仗，竟引发了饶漱石再次掀起赶他出华东的恶浪，倒是他始料所未及。他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物极则反，否去泰来。淮阴失守，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从南北两线对我形成半包围状态，苏中地区成了敌后，我军回旋的余地更小了，困难却更多了。华中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不得不撤离他们热恋的乡土，北上山东。陈老总进一步集中兵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说来还该给蒋介石及其爱将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补报一功。9月23日，中央军委明确电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也就在这前后，陈士渠走马上任，接替了宋时轮的参谋长之职，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
这里，不妨公开一个当时极高的机密：据"三野战史编辑室"的同志后来采访陈老总，听陈老总说，毛主席面告饶漱石："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并交代饶亲自向下传达。不言而喻，这主要是针对饶漱石的。饶后来在莱芜战役时，在内部作了传达。这，再一次地挫败了饶漱石的阴谋。
【王德（1912年10月~1996年6月30日），直隶蓟州（今天津蓟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四大队四队教员、队长兼教员，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军教科员大队主任教员，山东抗大一分校军教科员大队教育处长，山东军区司令部教育参谋、作战科副科长、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科长、参谋主任、参谋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办公厅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