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结案的一桩运输合同纠纷，因被告公司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经过执行程序，法院已作出终本裁定。因被告的股东并未实缴出资，原告将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在申请立案时，需要确定应当向哪个法院起诉呢？

2023年8月，曙光公司起诉暴风公司，要求支付30万元运费及逾期利息，之后经过立案、审理、执行、终本、执行过程中追加股东未能成功追加，到起诉股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立案时法官询问，为何选择在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今天笔者和大家分享一下，起诉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所涉及的管辖问题。

相信熟悉这类案件的朋友应当知道，最高院曾经在2023年5月作出（2023）最高法民辖68号民事裁定，对此给过意见，即股东未实缴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属于侵权纠纷，侵权行为发生地和被告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

曙光公司主张暴风公司的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那么侵权行为地是曙光公司所在地，还是暴风公司所在地产呢？即股东未实缴出资，侵权对象是自己的公司还是债权人？

最高院在该案中认为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上海中深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并未使用“应当”认定的表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后各地的法院，对类案的裁判，也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口径。

2024年8月，鹤壁市中院（2024）豫06民辖终34号裁定书认为，虽然被告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但侵权对象是原告公司，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结果地，债权人（原告）所在地是侵权结果地，因而原告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

而2024年4月无锡中院则在（2024）苏02民辖终189号裁定书中认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应该是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原告住所地一般不宜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最后该院裁定，被起诉的股东所在公司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两个法院完全不同的裁定，会不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在曙光公司起诉时，我们发现，被告公司所在地和其中一个股东的住所地恰好同在金山区，因而我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金山法院。

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所以，除非最高院司法解释强制规定，否则对同一问题的认定就会出现不同意见，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一直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