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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之间的持久战，为马尼拉的中日转口贸易和中墨贸易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因为从中国载运货品与物资到马尼拉的许多中国篷船都被拦截了。

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当荷兰人又在马尼拉湾附近俘获三艘中国大篷船，他们得知有七艘每年造访马尼拉的中国篷船已接获西班牙人预警而延迟出发。

而在日本，定居平户的一位最重要的华商李旦，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主任商务员理查．考克斯为他和友人即将航向交趾和台湾的篷船核发“请求协办信函”，即护照。他取得这些文件显然是为了避免被荷兰船舰俘获的可能。最后，考克斯在一六一八年春天核发了九份“请求协办信函”和六面英国国旗。

但英国对日本华商的这份慷慨协助，到了一六二○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就不再持续，因为英国与荷兰在一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于万丹签署共同决议，组成了合议制的“防卫委员会”。

在防卫委员会支持下，一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两艘荷兰船和两艘英国船从万丹出发，巡弋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域。

他们奉命不只要俘获所有西葡两国的船只，也要将途中遭遇的任何往返马尼拉的中国篷船一并拿下。

随着这支舰队向北航行，愈来愈多船舶加入，抵达平户时它已是一支由十艘坚固船舰组成的舰队。当这支舰队在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春天出航执行它的任务时，15多数篷船的船长都决定不要冒险离开日本港口。

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在满剌加群岛的较量，逐渐转移到菲律宾海域，以及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在这场冲突中损失最惨重的，是仰赖马尼拉的中墨及中日转口贸易的中国篷船贸易商。把握住马尼拉暂时从转口贸易合适港口的清单上除名的这段真空期，有人提议交趾和台湾的海岸可以做为替代地点。

尽管中国商人知道荷兰人多年来一直在满剌加群岛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斗，他们却没有预期到自己也会蒙受池鱼之殃。

由于中国朝廷愈来愈专注于应付女真人在东北边疆日渐增强的威胁，不可能出手干预，商人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另找转口港继续做生意。

台湾这个“无主”的岛屿被看作是合适的替代处。一六一七至一六一八年间，以澎湖群岛为基地的海盗头目赵秉鉴，试图建立一个连结厦门、澎湖、台湾及日本的独占贸易网络。

赵秉鉴在台湾的主要合作者林谨吾，则是一名曾在日本华商圈里生活的商人。

根据近年在肥后伊仓港出土的一篇墓志铭记载，一位名为林均吾的华商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葬于该地。这个姓名的发音在闽南方言中与“林谨吾”相同，所以林均吾应当是同一个人名的正确写法。

即使赵秉鉴及其贸易网络在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被摧毁，台湾的走私转口贸易却没有遭受波及，因为林均吾仍然健在并且积极从事贸易。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福建巡抚王士昌在一六一八年罢免赵秉鉴之后，隔年又招抚了另一位“海盗”出身的海盗集团头目袁进。

显然，由于明廷将台湾视为“无国之地”，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兼走私商人得以自由将资本及货物带到岛上。

这时，愈来愈多从福建海岸奔向台湾避风港的走私商人构成了治安风险。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奉派公平解决投资者与商贩之间的纠纷，过不了多久，走私商人之间的争执就彻底恶化成了海盗行为。

退休的福建官员沈演认为，此种秩序和纪律荡然对治安的破坏，远甚于海盗的随机劫掠。

海上贼势虽剧，倏聚倏散，势难持久，犹易扑灭。而大患乃在林锦吾北港（台湾）之互市，引倭入近地，奸民日往如骛，安能无生得失？明明汪五峰故事（即十六世纪的汪直事件），倭之市虽不可绝，而接济之奸安得不严禁？……倭银若至北港，虽日杀数人，接济终不能杜，何者？利重也。

福建当局并不信任自己所招募的海盗头目；但又找不到对抗海盗猖獗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少了海盗头目的支援，携带日本商人供应的资金去购买货品的风险变得太高。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就在赵秉鉴死后不久，李旦旗下的三艘篷船从台湾返航日本，船上只载了鹿皮和苏木，但没有中国丝绸。

李旦付了钱给走私商，但他们侵吞了款项逃往中国。英国首席商务员考克斯评述：

“中国人在海上抢劫彼此，还想把一切责任推给荷兰人和英国人。但他们有些人被日本某几个藩拦截，付出惨痛代价。还有其他从长崎出发，由同胞派遣的中国商人要到台湾交易丝绸，但他们带着全部款项逃到中国，抛弃了在日本的同胞。”

无法确保稳定的贸易管道，使得台湾转口贸易在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之后风险比以往更大。林谨吾在一六二一年去世，到了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春天，李旦不仅被日本多数华商公认为领袖，同时也面临了凭借一己之力，经由台湾建立起可靠走私贸易管道的任务。

因为在英荷舰队封锁马尼拉及交趾海域的压力下，台湾转口贸易在德川幕府核发的御朱印状保护下似乎大有可为，只要英荷舰队能够尊重御朱印状，不阻碍台湾与中国的交通。

李旦或许避免了这场损失，因为他在一六二一年装备了三艘篷船航向台湾，而非马尼拉和交趾。到了这时候，他必定感受到了这条台湾走廊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他在一六二二年夏天请求自己的日本保护者 ──平户藩主松浦隆信向幕府取得御朱印状，让他得以在秋季来临时独占台湾贸易。

尽管英荷舰队令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商恐惧，封锁马尼拉也让西葡两国的货品断绝，但西葡两国在泛亚区域维持的贸易，获利仍远胜于当时英荷联盟所能经营的任何商业活动。

即使东印度公司持续封锁西葡两国的港口并掠夺战利品，但除非荷兰人能够取得西葡两国敌军的收入来源，否则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由于西葡两国在马尼拉和澳门的贸易大多仰赖中国丝绸出口，因此荷兰人想要达成这个目标，所能采用的一个有效策略是迫使中国人更换贸易伙伴。

要是荷兰人能把葡萄牙人赶出澳门，接管中国货物的输出，中国人或许不会反对。但要是荷兰人无法占领澳门，就得逼迫中国人和他们合作。

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夏天，荷兰顾恩总督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行。他任命司令官柯尼利斯．雷尔森（Cornelis Reyersen）率领舰队攻占澳门。他选择澎湖列岛做为对中国人开启谈判的立足点，同时继续封锁中国篷船前往马尼拉，以及葡萄牙船只前往日本的交通。

当雷尔森在一六二二年八月十日抵达澎湖列岛，他立刻寄发公函给厦门入海口处的守将 ──浯屿守备王梦熊。

他在这封信中要求福建巡抚商周祚拨给荷兰公司一处贸易港口，让他们与中国人交易生丝及丝织品。他也要求巡抚禁止福建人民与西葡两国贸易，因为它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敌人。

九月二十九日，商周祚正式拒绝这些要求之后，雷尔森对中国兵戎相见。隔月，他派出柯尼利斯．范．奈耶罗德（Cornelis van Nieuwenrode）率领八艘船舰，在厦门近海攻击中国篷船。但由于遭逢恶劣天候，只有五艘船舰仍能设法维持编队。

由于船舰数量减少，他们决定不再航向厦门，转而袭击六鳌与铜山的锚地。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们才开始执行捉拿中国商船，瘫痪沿海通商的任务。

当火炮更为精良的荷兰舰队到达锚地，厦门守军全无还击之力。十一月三十日，只有数人死伤的荷兰入侵者满载战利品退回船上。

福建总兵徐一鸣的任期已于荷兰人入侵之前届满，尽管如此，他仍坚守岗位，率领地面部队迎战，但他可能在荷兰人撤退后便离开福建。福建副总兵张嘉策在新任总兵到职前代行指挥，他忙着准备大量火船，以驱逐任何后续的入侵。

在荷兰人最初的袭击中，奈耶罗德的分队击毁了五十艘载运米盐的篷船，以及三十艘小型打渔的艎舡。他请求巡抚告知雷尔森其部下的抗命行径，并希望巡抚允诺只要雷尔森立即撤出澎湖，就会派遣中国商船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在的其他港口。商周祚确实写了一封信，命令巡海道程再伊转交。

停泊在厦门附近的荷兰人在十二月得知，一位有意开启谈判的中国大官即将抵达，于是派出商务员汉斯．范．米尔德特（Hans van Meldert）前往厦门。

他在厦门受到副总兵张嘉策的接待，副总兵力图达成休战，等候两位中国特使搭乘两艘商船前往巴达维亚，取得顾恩总督撤出澎湖的命令后返回。

同时副总兵也承诺，只要荷兰人破坏澎湖列岛的堡垒并撤往别处，他就会提供充足的商品。他也向范．米德尔特递交了巡抚写给澎湖雷尔森的信函。雷尔森收信之后，决定亲自前往福州与商周祚巡抚见面。就在两人会面前四天，副总兵张嘉策和千总方舆造访雷尔森，恳求他告知巡抚堡垒已经开始拆除；做为交换条件，他们承诺尽可能走私最多的丝绸到台湾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二月十一日，雷尔森与巡抚会面时，绝口不提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要求建立一处港口好让荷兰人进行与中国的独占贸易，也不提拆除堡垒的事。

在休战期间，一六二三年四月二日，李旦旗下的一艘篷船从日本航向台湾魍港，带着十四万里亚尔白银与中国走私商交易。四月十一日，四艘走私船到达台湾。当他们在澎湖列岛航行时，其中两艘被千总方舆捉拿。

这次事件吓退了其他走私船，李旦在六月派遣小船前往中国沿海时，不得不请求荷兰保护。澎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部队获取丝织品的努力没能成功。

尽管千总方舆成功对抗了李旦的走私贸易，他却无法用够快的时间建立起一套替代走私管道，以提供荷兰人货品。六月二日，巡抚商周祚发现荷兰人并未拆毁澎湖的堡垒。同时，雷尔森对于能否接收到顾恩总督撤出澎湖列岛的任何正式命令也不抱希望。

同年夏天，新任巡抚南居益抵达福建。他宣称双方都被千总方舆欺骗了，将其逮捕下狱。

一六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副总兵张嘉策也因为与荷兰人休战而被免职。这件事发生后，另一名荷兰商务员克里斯蒂安．弗朗克斯（Christiaan Franckx）和四艘船舰被派往浯屿，准备进行新的一轮谈判。他们被冒充的欢迎仪式诱骗上岸，而后遭到伏击，特使和他的几位同胞被中国官员俘虏。

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二月八日，福建副总兵俞咨皋开始从中国大陆运送军队到澎湖。中国军队在荷兰城堡对岸的马公附近建立了一处基地。中国军队在驻扎期间逐渐增强了水陆军力。

面对中国方面极为强大的军力，再加上得知旗下有三艘船舰不久就要前往日本，雷尔森的继任者马丁努斯．宋克决定撤出。回顾对中国贸易曾经有过的期望，宋克现在只能期盼自己能透过李旦斡旋，得到俞咨皋的某些承诺。福建总兵谢隆仪应俞咨皋请求，将全权授予了俞咨皋。俞咨皋随即在八月二十三日从军营发出亲笔信函，宣称只要荷兰人离开澎湖群岛退往台湾，福建就会提供商品。宋克因此决定在一六二四年八月三十日拆毁城堡，退往台湾，而不再主张中国人必须停止与马尼拉贸易。

李旦由于无法向中国走私商取得货品而严重负债，这时他得到了天赐良机，前往厦门担任荷兰人与中国人的中间人。

在此同时，出身诏安县的地方官员沈铁发现，李旦实际上是在用以下的借口建立走私网络：

游棍李旦，乃通夷许心素之流也。夙通日本，近结红夷，兹以讨私债而来，且祭祖为名目，突入厦门。岂有好意，不过乘官禁贩，密买丝绸，装载发卖诸夷，并为番夷打听消息者。

将李旦“招安”最重要关键人物，是副总兵俞咨皋。俞咨皋宣称自己试图吸收李旦为间谍，以监控荷兰人在台湾的活动：

“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旦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

就在同一时间，福建地方仕绅也竭尽全力招募半自给自足的海盗集团。

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福建出生的官员游凤翔提议，保卫福建沿岸水域的佣兵据点应当重启，以因应海上愈来愈强烈的威胁。

巡抚南居益在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五月十七日的条陈提议，在副总兵俞咨皋返回厦门之后，澎湖军营只应留下王梦熊、叶大经两名把总持续驻守。他们若要达成守卫澎湖列岛的目标，应当考虑在当地驻守三年。

既然他们原先都是佣兵把总，原先由官军把总驻守的规定也应当取消。同时，另一海盗头目许心素也被副总兵俞咨皋任命为佣兵把总，他的任务是做为与台湾丝绸走私贸易之间的联络人。

因此，或多或少在同一时间，连接厦门、澎湖、台湾与日本的走私路线得以重启，其方式正如一六一六年反制日本商人所发动的挑战那样。但有一个根本差异。

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时，倘若转口贸易的商品能从交趾和马尼拉取得，日本商人是乐意绕过台湾的；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决心切断中国与马尼拉的一切交通，以及澳门与日本的贸易。倘若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它就能够独占台湾的全部中日贸易。

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四月，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派出一支十一艘船舰的舰队，命令他们经由南美洲航行到马尼拉湾。其战略是要拦截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发，航向菲律宾的西班牙大帆船。

就在同一时期，荷兰驻台湾长官马丁努斯·宋克奉命从台湾派出一支辅助舰队，前往马尼拉湾与大舰队会合。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评议会决议装备一支分队，在台湾与吕宋之间的巴士海峡巡弋。

同日，宋克致函巴达维亚总督彼得·德·卡本提耳（Pieter de Carpentier），提出一个有趣的提案：

“此地有几艘中国人甲必丹（李旦）和中国人彼得（Pedro China）手下的篷船，我们希望他们偕同我们的舰队去为公司工作。上述甲必丹和彼得似乎也乐意这样做，因此我们将如此进行，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果。”

宋克说服评议会同意雇佣中国走私商人。有了这些宝贵的篷船少了船主留在舰队中，荷兰人就无需担心李旦和颜思齐有可能背叛。但少了他们的监督，谁又适合出任这支佣兵分队的临时指挥官？

他们手边恰好有一个合格的人选可用：郑芝龙，又名尼古拉斯·一官。

郑芝龙是由李旦手下，协助他从日本到中国沿海分配资金的其中一名代理人。当李旦在中国军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奔走联络时，他感到有必要请一位通译来，因为他的葡萄牙语说得不流利。

凑巧，郑芝龙从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春天开始经由李旦推荐，在雷尔森麾下担任通译，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

关于郑芝龙的早期生涯所知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曾作为商业代理人参与澳门与日本之间的海运通道，受洗获得教名“尼古拉斯·一官”，葡萄牙语学得很流利。

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之前不久，他住在日本平户，与平户荷兰商馆馆长雅各·史必克（Jacques Specx）结为朋友。他有可能就是在这时被李旦召募为代理人的。

大约一个月后，原先奉命带领中国篷船与舰队会合的胜利号快船，二月二十六日在博利瑙角（Cape Bolinao）赶上了其他船舰。隔天，郑芝龙率领的两艘篷船也加入了舰队。

二十七日之后，郑芝龙指挥的两艘中国篷船尽其所能紧跟舰队，但入夜之后，他们的篷船仍分开下锚，停泊在近岸的位置。郑芝龙在二十七日晚间向荷兰司令官申诉，但荷兰人只是一笑置之。

二十八日晚间，中国篷船再次坚持下锚在可以目视海岸的位置。隔天，他们又一次不情愿地随着荷兰舰队远离海岸。三月二日，两艘篷船仍然自行其是，沿着海岸与荷兰舰队分头行动。

郑芝龙深知中国篷船惯于沿着靠近海岸的路线航行，因此，倘若他跟着荷兰舰队来到离岸航线，捕获中国篷船的机会就有可能降低。然而，海岸附近的浅海礁石，对于更庞大的荷兰船舰构成了致命威胁。

这支舰队的目标是要骚扰聚集在马尼拉附近的西班牙海军，并迎接荷兰政府远渡太平洋派遣而来的舰队。但这两个目标对郑芝龙的队伍都没有多大用处。李旦和中国人彼得必定期望一官带回报酬以修缮篷船，进行装备与补给。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一支由郑芝龙指挥、配备荷兰武器装备及旗帜的海上佣兵队伍就这样建立。两艘中国篷船在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三月十九日载着大量充足的战利品返航。

虽然这种私掠行动起初只是中国走私商人与台湾大员荷兰长官之间的暂行安排，但由于中国与马尼拉贸易的消灭同时令双方得利，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长期安排。

郑芝龙并非以个人立场为东印度公司效力，而是作为团队领袖。他在双方之间的联络人角色，是他得以崭露头角的主要原因。

当李旦和中国人彼得在一六二五年年底几乎同时去世，他们居住于台湾大员地区所有追随者的可能领袖这个角色就留给了郑芝龙。郑芝龙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盗与佣兵之中唯一能仰仗的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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